周文焰 | 清代书院祭祀的儒学教化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最为完善的时期，书院层级不一、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祭祀活动作为书院“三大基本规制”之一，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性。祭祀也是书院与地方、基层社会互动的重要纽带，更是书院儒学教化的有效途径。地方省府州县各级书院祭祀有助于培养士人阶层加深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增强其身份认同感。基层的宗祠书院、文会书院、乡村书院，祭祀建筑契合儒家礼制原则，祭祀对象更加多元，祭祀规范、仪式过程传达出浓郁的理学精神，其教化方式与受众更具有平民化特征。

由教士到化民

书院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承担着较为关键的儒学教化功能。清朝统治者及地方大吏都意识到书院具有培养科举人才、化民成俗的作用，对书院发展给予鼓励。得益于较为宽松的环境，书院在清代发展到传统社会的顶峰。比如，在云南，陈宏谋看到当地“既乏名师开导，又无典籍浸淫，一衿自足，相安固陋，即有可造之资，每皆埋没于椎鲁无文之地”的窘况，除了建设义学外，也积极推进书院建设，使得“狸夷苗蛮之伦悉沾教泽”。（《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2）再如在民风复杂、土俗难驯的宿迁，统治者认为“欲使一道同风”必须设立书院，不设书院，无以励士气；不设书院，不足以厚风俗。上述论述体现了地方主政官员对书院设立的必要性的认知，突显书院与一时、一地士习、民风的紧密联系。

古代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士人群体的言谈举止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风俗之厚薄系乎士习。士习者，小民之所望而趋也，士习端而天下之风俗可得而正矣。”（秦松龄：《苍岘山人文录》，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换言之，“民风醇本于士习端”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师生是书院儒学教化的核心和纽带，他们既可能是教化的接受者，也同时是儒学教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通过言传身教影响更多的普通民众。书院儒学教化首在内部教士，次则外部化民，即遵循从教士到化民的路径。书院的理想教化效果正如清代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在《岳麓诗文钞》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人行修移于一家，一家行修移于一乡、一村、一国。训世正俗，其必由通经之士乎！”

地方书院祭祀与尊贤重道

清代书院设祭，有一定的标准。凡“先贤之得祠者”，或生长于斯而“有德”，或仕于斯而“卫道”，或隐于斯而“成人成己”，或阐教于斯而“化人”。（阮元：《诂经精舍文集》卷3）孔子作为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书院建立之始，祭祀对象首先为孔子，此即所谓“正道脉而定所宗也”。其次多是孔子门人，如七十二弟子，以及儒家先贤人物如“十哲”配祀，以示道统。也就是“建院必先所尊祀孔子，配朱子，尊道统也”。（施璜：《还古书院志》卷4）福建鳌峰书院除了祭祀濂洛关闽五子以彰道统与学统，另祀名宦、名师共二十三人。嵩阳书院祭祀孔子之外，另设三贤祠，祀二程及朱子，“表章圣学，昭若日星。继往开来，启迪无穷”。道统祠中祀帝尧、神禹、周公，表彰先贤“继天立极，允执厥中。道接精一，地平天成。无逸垂训，主敬为宗。嵩颍过化，先后所同”。

著名山长以及注重文教，有功于当地的名宦、乡贤多被祀于书院。白鹭洲书院祭祀著名山长江万里，岳麓书院有六君子堂、屈子祠等先贤祠宇外，另有罗典专祠等。书院中祭祀神明也较为常见，比较普遍的对象多为文昌帝君、魁星、仓颉等，体现书院与科举的紧密联系。

书院祭祀有助于培养士民阶层加深对儒家文化的信仰。院中祭祀对象会形成榜样力量，增强士民阶层责任意识和身份认同。书院祭祀先贤以表彰其功德，尽管因书院宗尚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无一例外，这些先贤、先儒一定是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大的贡献，成为接续道统、传承斯文的代表性人物，或是和书院发展及当地文脉传承具有较大的关联。这些先贤被祀于书院，受书院师生膜拜。书院以此激励师生希圣希贤，增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在释菜、释奠祭祀环节里，在三献礼的仪式中，师生们来自灵魂的拷问：如何才能成为书院供祀者（先贤）那样道德功业足为世范的人，如何才能不负先贤先儒创建、修复书院的本意，如何传承“传道济民”的理念。书院享祀者的德业人品皆为一时之选，成为士民阶层学习榜样，激发他们向榜样看齐的力量。

一般来说，大型书院尤其是省会书院祭祀是较为隆重的事情，规模相较于基层书院为大，因此，其辐射范围更广，影响深远。如乾隆六十年（1795）秋天，岳麓书院的丁祭活动，不仅器物配置规格高，“置灯杆凡四，高各数丈，贯方斗如斗之魁，以其二标魁星楼正向，又二则分列书院院门左右焉。制铁丝为烛笼，共七十六提，每杆十九提，红彻如火珠”，而且持续时间长，“鼓乐彻三夜，鞭爆应山谷，约数万响不啻，燃灯起朔日，讫于望日，历半月乃止”。在长达半月的灯光、鼓乐、爆竹声中，“远近瞻瞩，翕然欢欣”。（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卷4）可以说，书院借助祭祀典礼，把祭祀活动办成一场规模宏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文化盛事。

基层书院祭祀与儒家礼仪的下沉

基层书院一般来说以乡村书院、家族书院（宗祠书院）、文会书院为主，祭祀建筑是核心主体建筑。祭祀功能是清代乡村书院募捐的一大优势，被祀于书院成为捐输的直接动力之一。较为特别的是女性自身或已故女性后辈慷慨解囊，乐意输捐，有功于书院建设，而被祀于书院的情况在湖南、江西等地并不少见。如湖南石山书院有名媛祠，江西万载的鹅峰书院设贤媛祠安设女性主牌，都是书院祭祀女性的典型。从另一方面来讲，此事也可看成金钱对清代祭祀礼仪的渗透。

以祭祀为主要功能之一，兼及教育功能的联宗、文会书院，是书院中较为特殊情形，在清代获得较大发展。江夏书院是一所祭祀性质的祠堂兼宗族子弟读书之所，即联宗书院。同江夏书院一样，位于广东的双桂书院，即为清代广东林氏公建大宗祠。雍正年间由时任霸州知州林闻誉创建，“合宗庙家塾而一之”，体现了“既联宗族，兼联师儒”的建院初衷。（林润芳撰：《双桂书院志略》,清光绪九年（1883）忠孝堂刊本）

江西万载的以吾书院系汪敷德先曾祖石台公携吴津南与同志十人共定兰谱，即由马脑山房十家所共建，仿古人祀乡先生之意以祀先人，捐资结社以贻子孙。该书院是一所异姓公建类似于宗祠（宗族）性质与功能的文会型书院。崇志书、院、明德书院、集贤书院同样前身为文会组织，在资金充足后建立书院，并祭祀先人，同时在院中教读后人。

无论是同族合建、大宗祠与书院一体的联宗书院，还是异姓同气连枝、共订兰谱，复为子孙教读计建立的文会书院，两种类型书院，其特征都是书院假宗祠（祭祀建筑）而建，族谱（兰谱）与书院志一体，具有单独的祭祀空间与教学空间。书院志的编纂具有强烈敬宗收族或同敦莫逆的本意。这些理念或是儒家宗族理念的直接体现，或是以友辅仁的朋友之道，都是儒家基本的伦理观念。

总体来说，联宗、文会书院建筑布局符合儒家“左庙右学”的礼制。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较为直观体现出儒家的等威、尊卑礼制原则。祭祀准备阶段礼理互彰，诸如祭祀器具、屋宇、祭品等规制及人员服饰等安排有条不紊，严肃认真，体现出对祭祀的重视。其背后蕴含的不仅仅是“不得亵渎先灵”，更是对儒家明等威、序尊卑的礼制与理学精神的坚守。

祭祀仪典安排呈现出浓郁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的理学理念。这类祭祀型书院教育教化的指向性，不仅在于对后辈读书场地的安排、经费的支持，更有在宗族祭祀时候的言传身教。如规定祭祀时，主祭资格，颁酢的规制，祭祀中人员排位、座次也大有讲究。往往以参入者身份地位、功名高低、官职大小、齿序先后等一套标准严格执行，呈现出较为浓郁尊爵、尊位、尊老的理念。

祭祀仪式中，对于宗族子弟以及后世子孙（异姓公建书院）中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族人也有“高声宣读”“随时讲解阐发”祠规、族规与“诫词”“箴词”“懿训”以及《白鹿洞书院揭示》《圣谕广训》等环节。如崇志书院中，祭祀环节包含向族人“高声读先人懿训”环节。双桂书院恭录《朱子白鹿洞教条》等。上述祭祀过程的仪式规范，体现了这种教育、教化因所针对的对象不同而具有差异性，揭示了清代基层书院儒学教化所具有的普及性和平民化特征。

原载：《光明日报》2026年8月15日

作者：周文焰，系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