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辉智驳国民党邳县顽固派——1939 年铁佛寺国共谈判纪实 | 赵邦富

（资料来源于钟辉著《陇海游击支队驰聘邳县战场》刊《邳州红色资源纵览》第206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恐慌与敌视。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眼见共产党抗日力量在敌后迅速壮大，国民党民心日渐涣散，内心充满危机感。他在会上坦言：“……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大会将“重整党务，恢复党誉，以巩固本党的基础”列为最重要任务，确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迅速在全国各地推行。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12日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对于国民党制造的无理进攻，绝不能轻易退让，必须坚决反击。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忠实奉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处处设限。在他的指使下，国民党邳县县长王化云、县党部书记长刘银涛，从1939年春天开始，暗中与汉奸维持会相互勾结。处处为陇海南进支队设置障碍，抢夺抗战物资，强令各乡保长不许为八路军筹措粮草、承担战勤任务。同时指使县常备队勾结土匪、伪军，窜入抗日游击区抢劫财物，不断制造摩擦事端，大肆迫害拥护八路军的爱国人士，先后逮捕芦庄、港上等地区抗日骨干二十多人。

以抗日大局为重，钟辉先对王化云发出严正规劝与警告：“如果把我们为顾全抗日大局采取的克制态度看做是软弱可欺，那么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还击。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理应由你们承担。专此奉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钟辉有理有节的警告，得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坚决拥护，也获得国民党左派和开明人士的理解、支持。国民党邳县七区区长冯佑彬、县党部委员张锡三，担心王化云一意孤行，酿成内战冲突，主动居中调解，希望国共双方当面商谈，化解矛盾，一致对外。钟辉十分赞同二位的观点，愿意坐下来谈判，王化云却心存畏惧，多次找借口拒绝会面。

几番调解碰壁，冯佑彬与张锡三决定改用激将法。二人再次面见王化云，张锡三说道：“王县长自幼饱读诗书，又在上海上过大学，见过大世面，知识渊博，阅历丰富，什么场合没经过？难道单单怕一个二十来岁的钟辉不成？”冯佑彬紧接着说道：“你是县长，我是区长，我们见你登台演说，口若悬河，因而常以有这样的上司为荣。今天，我们提议让你与钟辉面谈，人家钟辉慨然应允，你却推三阻四，不敢见面，这实在让我们这些做下级的以后也无脸见人。现在我只好厚着脸皮通知人家，我们王县长不敢见你！”

一番话语激得王化云勃然变色：“岂有此理！我堂堂一县之长，难道怕他一个八路军土包子不成？”一旁的刘银涛也从旁怂恿，认为武斗未必占优，但“文攻谈判”是他们这方面的强项，有把握在口舌争辩上压倒对方。冯佑彬顺势敲定会谈，王化云起初想让对方到邳城县政府谈判，张锡三提出对方未必同意，几经斟酌，最终确定谈判地点设在七区区公所铁佛寺小汤家。冯佑彬、张锡三随即在小汤家区公所备下酒席，分别向钟辉、张震寰以及王化云、刘银涛送出请柬。

谈判当日，小汤家国民党第七区区公所门口，两名区队队员站岗守卫。时年四十六岁的王化云，身着派立斯长衫，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右手拄文明棍，不时捋着上唇小胡子，一副十足的绅士派头。他走下黄包车，在刘银涛陪同下，由冯佑彬、张锡三迎进客厅。

走进客厅，王化云看见两名身穿八路军灰色军装的青年军官已经端坐室内喝茶，神情沉静从容，不卑不亢。冯佑彬一一介绍双方，王化云仅仅摘下礼帽，微微点头，傲慢地敷衍一句：“久仰，久仰。”钟辉端坐未起身，同样点头回应，淡然答道：“幸会，幸会。”

冯佑彬、张锡三作为东道主，将王化云、刘银涛引到大厅另一侧太师椅落座，下人奉上茶水。见谈判双方全部到场，冯佑彬面带笑容致开场词：“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实乃国家之幸。然因双方各忙军务政务，不常见面，极少交流，难免配合不够，甚至发生误会。对此，我和张锡三深以为忧。自古道，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今天特请双方当面商谈，以求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同仇敌忾歼日寇，和衷共济救危亡。双方屈尊驾临敝所，真是给了我俩天大的面子，深感荣幸。就请县长和司令为谋求团结抗日而开诚布公地谈谈吧！”

王化云放下茶杯，抢先开口，把责任全部推给对方：“冯、张二公，多方奔走，促成双方会谈，热心可感。吾身为邳县县长，奔走呼号，组织抗战，艰苦备尝，未敢言功，然亦无过。而钟司令竟然向我提出警告，无端地指责我反共、反人民、闹分裂，还威胁说要还击。我以为，这不大符合国共合作抗日的精神吧？”

钟辉轻轻放下茶杯，心平气和地说道：“现在大家都喊团结抗日，但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不否认王县长去年曾为抗日做过一些事情，然而今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你肆意污蔑我陇海游击支队是‘游而不击，骚扰地方’；指示各乡、保长不许给我支队提供粮草，不许群众参加我抗日部队；还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解散了一些积极发动群众抗日的组织，逮捕了芦庄、港上等乡抗日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和骨干分子吴元祥、陈新、展思德、石德圣、赵洪杰、冯宗沛等二十多人，有的人已经惨遭杀害。请问县长先生，我以上说的是不是事实？”

一连串的质问，让王化云脸上渗出细密汗珠，他低头望着茶杯，沉默不语。

钟辉继续说道：“事实胜于雄辩。我军打鬼子，除汉奸，袭老滩，攻泇口，两打沙滩，二克邳城，顽强阻击千余日军于官湖之南，彻底粉碎敌人围攻于铁路之北，攻必克，战必取，有目共睹。而王县长却四处散布说我支队是‘游而不击，骚扰地方’，这不是污蔑又是什么？既对我党我军肆意污蔑，还不许群众支持和接近我军，不许乡保长给我们粮草，企图把我们饿死，困死。请问，这算不算反共？你解散群众抗日组织，逮捕抗日积极分子，甚至加以杀害，试问，这算不算反人民？一边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一边在口头上唱团结合作，王县长你说，这是不是显得有点滑稽？”

王化云脸色红白交替，坐立难安。他强作镇定，拿出所谓“防区”作为借口：“我不和你作无谓的争论，即使你说的全是事实，也是事出有因。中央明确规定，你们八路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而你们却跑到我们鲁南苏北来抢占地盘。请问钟司令，你们的手伸得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钟辉微微一笑，予以驳斥：“问得很好。国民党和中央军把半个中国丢给了日本人，我们八路军挺进敌后，从日本侵略者手里收复失地。在日军进攻面前，你们的手老是向后缩，而我们则把手伸到敌后。我们伸手是为了打鬼子，你们却伸手阻挠破坏我们打鬼子，这与抗日救国的大方向显然背道而驰。”

一席话驳得王化云张口结舌。眼见辩论落于下风，他恼羞成怒，抬高声调：“不管怎么说，我是邳县县长，这邳县是我的地盘。我的地盘上的事务，我有权处理，我不希望别人插手。”

钟辉冷笑两声：“你真是大言不惭，公然说邳县是你的地盘。既然是你的地盘，你为什么任由日本鬼子对老百姓烧杀抢掠？你身为邳县县长，却把邳县国土丢给日寇，把境内百姓置于鬼子的铁蹄蹂躏之下。请问，这样的县长该当何罪？”

王化云急忙辩解邳县沦陷责任不在自己，是前任造成的。钟辉顺势反问：“既然你的前任已经把地盘丢给鬼子了，那么，这块地盘还能算是你的吗？我们从鬼子手里浴血夺地，难道不应该吗？蒋委员长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请问，你们又是怎么做的？”

王化云无言应答，只顾喝茶擦汗。刘银涛慌忙站出来解围，重申王化云作为县长有收复属地的权责。钟辉立刻抓住话柄：“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不去思考如何抗击侵略者，却口口声声谈‘我的地盘’。那好，你如果能从日本鬼子手里，把官湖、炮车、大榆树、赵墩、碾庄这些据点收复回来，我钟辉马上率部撤离邳县。请问王县长，你能不能？”

王化云根本无力兑现，支支吾吾不敢答复，慌忙转换话题，拿军饷问题发难，质问八路军既然有国民政府拨付军饷，为何还要在地方征粮筹款。

钟辉义正辞严作出回应：“中央政府每月只发给八路军两万人的军饷，而此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多万，抗击着半数以上的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区区两万人的军饷，连伤病员的医药费都不够。难道要叫八路军指战员喝西北风、光着屁股去打鬼子吗？你们县常备队吃得饱，穿得暖，近半年来，你们与鬼子和平相处，更与伪军相互勾结，一仗也不打。请问自称要抗日收复地盘的王县长，这究竟是何道理？”

王化云、刘银涛被驳斥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张锡三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劝说双方就此达成谅解。王化云正好借机下台阶，连声称可以商量。

钟辉神色庄重，提出我方三项明确要求：“王县长如果真正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话，第一，我们要求你保证供应我军粮食，并允许我军在民间征集武器弹药，募集抗日经费；第二，要求你保障我地方工作人员的安全，查明和惩办暗杀我方工作人员的凶手；第三，要保障我军抗日行动的自由，谁破坏我军行动，谁就是破坏抗战。”

面对有理有据的三条主张，王化云无力反驳，一边擦汗一边点头，表示全部应允。冯佑彬见谈判取得口头结果，十分高兴，提议入席饮酒，庆祝会谈达成共识。

这场小汤家谈判，钟辉在谈判桌上有理有据，坚持原则又把握统战尺度，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但王化云的应允只是谈判桌上的口头敷衍，事后很快便撕毁承诺，继续制造摩擦，进攻抗日根据地，最终遭到人民抗日武装的有力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