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与徐渭：两个疯子，两种碾压

　　提起明代才子，总绕不开两个名字——唐寅与徐渭。一个是风流倜傥的“江南第一才子”，一个是“用板斧劈开脑壳”的真疯子。

　　两人都以书画名世，都一生落魄，都活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传奇。可如果细看，他们被命运碾压的姿态截然不同；唐寅的疯是演给旁人看的，徐渭的疯是真的。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号六如居士，苏州人。出身小商人家庭，十六岁考中苏州府试第一名。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老人，绍兴人。两人一在苏州，一在绍兴，相隔不过百余里，却相差了整整五十一年。唐寅死的时候，徐渭才刚刚两岁。他们从未谋面，却像两盏被同一阵风吹灭的灯，一盏挣扎着多亮了一会儿，一盏燃烧得更惨烈一些。

　　唐寅的前半生，是开了挂的。

　　他十六岁府试第一，二十九岁应天府乡试解元。“解元”二字，是整个江南文人圈最高荣誉。他得意地刻了一方印：“江南第一才子”。那时的唐寅，觉得自己的人生只有一种走法：一路向上，直抵巅峰。

　　可命运翻脸比翻书还快。

　　二十五岁那年，家中连遭变故：先是父亲病殁，接着妻儿离世，母亲又撒手人寰，翌年春妹妹在婆家自尽。一年之内，七口之家只剩下唐寅兄弟二人。这是第一重打击。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弘治十二年（1499年），三十岁的唐寅以解元之尊赴京参加会试。户科给事中华昶弹劾会试考官程敏政，收受徐经及唐寅的贿赂，“天子震怒”。唐寅被投入大狱，“数月审理质问”，最终“察无实证，终不能定论”，但唐寅被“发落到浙江充当吏役”。

　　他到底有没有作弊？后世史家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桩“真伪难辨”的公案。但结果清清楚楚：革去功名，终身禁考。

　　从“江南第一才子”到“考场嫌疑人”，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一个高傲的人被人泼上污水，他什么都能忍，“能忍饥寒，能忍谤讪”，却忍不了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屈辱。妻子离他而去。他只能绝意进取，以卖文卖画度日。

　　可即便这样，命运仍不肯放过他。

　　正德九年（1514年），宁王朱宸濠重金聘他入幕。唐寅以为机遇来了，欣然前往。到了南昌他才发现，宁王意图谋反。

　　那一刻，唐寅最后一点政治幻想彻底破灭。

　　他只能装疯，而且是演给全天下看的疯。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六如住半年余，见其（指宁王朱宸濠）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据传他在大街上裸奔，见漂亮女子就犯“花痴”，到处高喊“我是宁王请来的贵客”。“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最终将他遣返苏州。一个连装疯都要刻意表演的天才，其间的悲凉，无人能懂。

　　由于“演技”一流，宁王信以为真。从此，唐寅万念俱灰。晚年多病，生活艰苦，靠朋友接济为生。他买下宋代章庄的别墅遗址，改名为“桃花庵”，在庵里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世人读这首诗，读到的是风流；唐寅写这首诗，写的是无可奈何。“又摘桃花换酒钱”，酒是醉人的，也是麻人的。他需要一个借口，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清醒。

　　嘉靖二年（1523年），五十四岁的唐寅病逝于桃花庵。相传他在绝命诗中写道：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只当漂流在异乡”，他一生都在寻找归属，却从未找到。从十六岁名满江南到五十四岁孤寂离世，那个“江南第一才子”的印章，成了他一生的枷锁。

　　如果说唐寅是被命运一巴掌打懵的，那徐渭就是被命运一寸一寸碾碎的。

　　徐渭比唐寅晚生五十一年，但他的人生开局比唐寅惨得多。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家族，是父亲与婢女所生的庶子。出生百日，父亲去世。十岁那年，生母被嫡母逐出家门。一个十岁的孩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被赶走。这种创伤，足以刻进骨头里一辈子。

　　可徐渭偏偏又是天才。他六岁能文，十岁模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名震绍兴。二十岁考取山阴秀才。世人以为又一个神童要起飞了。

　　可他这辈子，就止步于“秀才”了。

　　此后他连应八次乡试，全部落榜。考官评价他的文章“句句鬼话”。殊不知这些“鬼话”，日后成了公安派“性灵说”的源头。但对当时的徐渭来说，每一次落榜都是一次羞辱。八次，整整八次。

　　他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一度被浙闽总督胡宗宪看中，招入幕府做军师。他为胡宗宪代笔表启一百多篇，起草《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极大赏识。抗倭大业，他参与筹划。胡宗宪极其爱惜他的才华。

　　可好景不长。

　　胡宗宪因严嵩案被弹劾，被捕下狱，最终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他恐惧曾受胡宗宪宠信而遭株连，精神恍惚，惶惶不可终日。

　　据其《自为墓志铭》所记，他曾九次自杀未遂。他请木匠斫制了棺材，先将文稿交付友人，将字画交付乡人，一一安排好后事。然后用利斧击破头颅，“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用三寸长的铁钉刺入左耳数寸；用铁锤击碎肾囊。每一次都被救回，每一次又再次尝试。一个对自己下如此狠手的人，内心承受的煎熬，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可这还不是终点。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狂病发作中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下狱七年。狱中的七年，他反而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平静。他开始注释《周易参同契》，揣摩书画艺术。那些后世被奉为神品的墨葡萄、墨牡丹，很多酝酿于狱中。

　　出狱后，他已经五十三岁。绝意功名，放情山水，鬻诗文书画度日。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他刻了一方印，叫“心学之裔”，自称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却始终未能习得阳明“破心中贼”的智慧。

　　他给自己编了一部年谱，叫《畸谱》。“畸人”二字，出自《庄子·大宗师》：“畸于人而侔于天。”与世俗不同，却合于天道。可徐渭的“畸”，更多的是一种被命运扭曲后的变形。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七十二岁的徐渭病死在绍兴一间破屋中，身边只有一只狗相伴。死前他留下两句自嘲：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连死，都死得这么“徐渭”。

　　唐寅和徐渭，都疯了。但疯的本质完全不同。

　　唐寅的疯，是演给旁人看的。

　　宁王府里裸奔的唐寅，是一个清醒的人在表演疯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演到什么程度可以脱身。他的放荡、他的颓废、他的“桃花仙人种桃树”，都是他用来自我保护的面具。面具底下，是一个始终清醒、始终痛苦、始终不肯认命却又不得不认命的人。

　　徐渭的疯，是真的。

　　他用斧头劈自己的脑袋、用钉子穿自己的耳朵，一个清醒的人做不出这种事。他的疯是彻底的、不可逆的崩溃。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废墟，然后在废墟上开出了惊世骇俗的花朵。

　　更深的区别在于：唐寅的疯是演完可以收场的。宁王信了，放他走，他回到桃花庵继续做他的“桃花仙人”。徐渭的疯是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的。九次自杀未遂，最终在狂病中杀妻入狱。唐寅的疯是一次性的逃生工具，徐渭的疯是贯穿一生的灾难。

　　唐寅活到五十四岁，死的时候还有桃花庵。徐渭活到七十二岁，死的时候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唐寅的晚年是“潦倒”，徐渭的晚年是“惨烈”。

　　一个是被迫表演疯癫的清醒者，一个是被逼成疯癫的真实者。

　　有人说：唐寅运气不好，被科场案牵连；徐渭命太苦，遇到胡宗宪倒台。

　　这话对，但不够深。

　　唐寅的悲剧，一半是天降横祸，一半是盛名所累。他太早被架上“江南第一才子”的神坛，下不来了。科场案之后，他本可以像文徵明一样转身深耕艺文，但他放不下。放不下那个“解元”的头衔，放不下“重回体制”的幻想。他的痛苦，来自不甘心。

　　徐渭的悲剧，则来自更深的地方。他百日丧父、十岁失母、八次落榜、恩师惨死、九次自杀、杀妻、七年牢狱……这一串灾难任何一个落在普通人身上，都足以击垮一生。而徐渭扛了全部。他的痛苦，来自命运从未给过他一个安稳的落脚点。

　　唐寅是被一巴掌打懵的，但他至少曾经站在过云端。徐渭是从头到尾被踩在泥里，挣扎着抬起头，又被一脚踩下去，再抬头，再踩下去。

　　唐寅的痛苦是“曾经拥有却失去”，徐渭的痛苦是“从来就没有得到过”。

　　出身的不同，决定了他们被碾压的方式不同。唐寅是商人之子，需要用功名来证明自己；徐渭是庶出之子，需要用科举来获得接纳。一个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一个是“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前者让人惋惜，后者让人心碎。

　　两人的艺术风格，几乎就是两人心性的直接投射。

　　唐寅的画，典雅清逸、工致稳健，有“下笔辄追唐宋名匠”的美誉。他的山水融南北宗于一体，“有北派之雄，南宗之秀”。他的诗风“意趣清新、真切平易、不拘成法”。

　　唐寅的艺术是有秩序的。即便人生已经失控，他笔下的山水依然工整、人物依然清雅。他在画布上重建了一个他无法在现实中拥有的世界。

　　徐渭的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笔下的墨葡萄“水墨淋漓，一挥而就，但求神和，不求形似”。他的书法以狂草成就最高，自评“书法第一”。徐渭的艺术是反秩序的。他把被命运揉碎的人生，直接泼洒在了宣纸上。那些狂放的笔触、淋漓的墨色，不是技法，是他心性的直接外化。

　　唐寅在画布上寻找秩序，徐渭在宣纸上释放混乱。一个用艺术逃离现实，一个用艺术直面深渊。

　　
｜从左往右《麻姑献寿图》，唐寅（唐伯虎）、《驴背吟诗图》徐渭（徐文长）

　　唐寅与徐渭的“身后事”，同样值得玩味。

　　唐寅被后世“消费”了。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是“点秋香”的风流才子，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个抱得美人归的人生赢家。真实的唐寅，那个一年内死了四个亲人、被科场案毁掉一生、在宁王府裸奔逃命的唐寅，被大众遗忘在了“唐伯虎点秋香”的戏文背后。

　　他的痛苦被娱乐化了。

　　徐渭则被后世“供奉”了。

　　袁宏道读到他的遗作，惊为“有明一人”。郑板桥极其崇拜徐渭，不惜以五十金换他的一枝石榴，还特意刻了一枚“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齐白石更是感慨：“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他被尊为“青藤画派鼻祖”，是中国美术史上不可绕过的丰碑。

　　可这些身后之名，对那个在破屋里与狗相伴的老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一个被世俗消费成了喜剧，一个被艺术供奉成了神话，可喜剧与神话的背后，都是同一种被命运碾碎的悲凉。

　　唐寅和徐渭，像两盏被同一阵风吹灭的灯，一盏在熄灭前挣扎着多亮了一会儿，留下一地温热的灰烬；一盏燃烧得惨烈而彻底，在最后一刻爆出了最刺眼的光。

　　唐寅用一生的表演告诉我们：有些伤口，只能笑着说。徐渭用一生的惨烈告诉我们：有些伤口，连笑都笑不出来。

　　他们都是天才。天才的光芒越耀眼，被命运碾碎时的声音就越响。唐寅碎得优雅一些，徐渭碎得彻底一些。但归根结底，都被碾碎了。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写道：“文长没数载，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来会稽，于望龄斋中见所刻初集，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这位被称作“有明一人”的奇才，死时身边只有一条狗。而那个在桃花庵里“摘桃花换酒钱”的唐解元，至死都在用风流掩盖着悲凉。

　　五百多年后，我们读唐寅的诗、看徐渭的画，惊叹于他们的才华，唏嘘于他们的命运。可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或许不是他们如何被命运打败，而是被打败之后，他们还能留下什么。

　　唐寅留下了桃花庵里的诗，徐渭留下了泼墨里的魂。一个用风流掩盖了悲凉，一个用癫狂释放了痛苦。方式不同，却都是同一种东西。

　　在无路可走的时候，用最后的力气，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活成了一道光。

　　No.705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知止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