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没得选”包装成“有自由”，我们的专家到底中了什么邪？

图片

当灵活就业人口已经膨胀到近3亿，占据了总劳动力近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一套能够真正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

把“没得选”定义为“自主选择”，把“失去保障”粉饰为“获得了自由的福利”，这种指鹿为马的文字游戏，是当代部分智库专家们最轻车熟路的戏法。就像把“裁员”叫作“向社会输送优秀人才”，把“降薪”叫作“与企业共克时艰”。

撰文 | 傅红雪

出品 | 新史记Recorder

最近几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的一段视频发言，像一块精准制导的石头，狠狠砸进了舆论的粪坑，溅得大家满脸都是斑驳的“福利”。

在参加一档网络访谈节目时，张教授在谈及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时，抛出了一个极其炸裂的观点：“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她接着解释，正规工作虽然有五险一金，那是牺牲自由换来的；而灵活就业者，要的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权，既然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还要国家和用人单位为你支付那么多社保？

简而言之：你虽然没有社保，但你拥有了自由啊！这是你的福利，得学会感恩。

此言一出，全网哗然。

在这个“灵活就业人口”逼近3亿、网约车外卖快递被戏称为“中年失业三件套”的2026年，这番言论的讽刺效果直接拉满。

它就像是一个坐在恒温办公室里喝着手冲咖啡、领着全额体制内社保的人，对着窗外在暴雨中狂蹬三轮车的骑手喊道：“嘿！看你淋雨奔跑的姿态，是多么的自由不羁！”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何不食肉糜”了，这简直是把馊了的剩饭精心摆盘成米其林分子料理，然后硬塞进底层劳动者的嘴里，还要递上麦克风问一句：“口感惊艳吗？”

1、 话术的障眼法与“赛博牛马”的幻觉

不可否认，舆论场上有一部分理性的声音在为张教授辩护。有人指出，大家不该断章取义，应该使用“钢人论证（Steelman）”的逻辑去理解她——

张教授本人长期研究底层劳动者，甚至提出过由平台或政府提供社保补贴、允许零工“非捆绑式”参保等建设性意见。有人说，她嘴里的“福利”，仅仅是一个劳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不该被大众情绪裹挟。

如果单看论文，张教授或许真的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学者。但在公共表达的场域里，用“福利”这个词来强行修饰“灵活就业”，绝不是什么学术上的无心之失，而是一种典型的、近乎残忍的知识分子傲慢。

在劳动经济学的无菌实验室里，“灵活性”或许是一个被剥离了血肉的中性词，但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灵活就业”往往是“朝不保夕”的代名词。一个人为什么去跑外卖、开网约车？是因为他们早上醒来，突然厌倦了办公室的沉闷，想要去体验风驰电掣的“自我管理”吗？

当然不是。是因为工厂的流水线不再招大龄工，是因为实体店关门后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是因为除了拿命换钱，他们根本没得选。

把“没得选”定义为“自主选择”，把“失去保障”粉饰为“获得了自由的福利”，这种指鹿为马的文字游戏，是当代部分智库专家们最轻车熟路的戏法。就像把“裁员”叫作“向社会输送优秀人才”，把“降薪”叫作“与企业共克时艰”。

如今，连在算法系统里被疯狂压榨的网约车司机，也摇身一变，成了一群正在享受“灵活性福利”的幸运儿。

2、 算法的鞭子下，哪来的“时间自主权”？

张教授的逻辑基石是：固定工交出了时间，所以获得了保障；灵活就业者保留了时间，所以失去了保障。

这是一个非常古典、十分天真的等价交换模型。听起来十分公允，颇有契约精神。但遗憾的是，它完全脱离了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现实。

今天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真的有“时间自主权”吗？他们名义上是“自己管自己”，实际上是被困在比任何资本家监工都要冷酷无情的算法系统里。

你不跑，就没有收入；你跑慢了，系统会给你降级、派烂单；你遇到暴雨想休息，平台偏偏在这个时候用高额补贴和超时免责，来诱惑甚至逼迫你上线。

正规工的“朝九晚五”至少有一个清晰的物理边界，下了班哪怕老板连夺命连环Call，你在法理上也是自由的。而灵活就业者的“自由”，却是24小时全天候的待命与隐性剥削。 每一分钟的停留，都在算法的倒计时中化为真实的生存焦虑。

在这种极致的数字控制下谈“自由”，就好比说拉磨的驴拥有决定先迈左腿还是右腿的“步伐自主权”一样可笑。真正的自由，是拥有说“不”的权利。

当一个劳动者连停下来喘口气的底气都没有，连生病都不敢请假的时候，把这种状态称为“自由的福利”，是对“自由”这两个字最恶毒的侮辱。

3、 自由与保障：看看别人家的“二选一”

张教授的话里还潜藏着一个危险的逻辑陷阱：自由和保障，必须是二选一的对立选项。 你既然选了“灵活”，就理所应当承受“社保薄弱”，国家和平台凭什么为你买单？

这种逻辑，如果放在全球视野下来看，不仅荒谬，而且极其落后。

我们也不妨来看看，那些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相对健全的国家，是如何处理“新就业形态”的。近年来，欧盟层面极力推进《平台工作指令》（Platform Work Directive），西班牙等国更是直接出台了“骑手劳动法”（Ley Rider）。其核心精神就四个字：“推定雇佣关系”。

在欧洲，如果一个外卖平台规定了你的报酬上限、监督你的工作表现、限制你拒绝订单的自由，对不起，法律就直接把你穿透，认定为平台的全职员工。平台必须为你缴纳社会保险、提供最低工资保障和带薪休假。

在那些地方，法律的底线异常清晰：如果资本实质上控制了劳动者，资本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 只有那些真正能自主定价、完全自主决定客户的独立承包商（比如自由撰稿人、独立设计师），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灵活就业”。

反观我们的某些专家，不仅不替劳动者去向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市值万亿的平台巨头讨要应得的社保成本，反而转过头来居高临下地规劝劳动者：“你没有社保，是因为你享受了自由，平台没理由替你掏钱。”

这到底是“客观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在替资本的“逃票行为”做学术背书？

当大平台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全职为它们卖命的骑手，外包给层层叠叠的第三方人力公司，从而完美规避掉天价的社保责任时，我们的学者却在用“灵活性福利”，来为这种制度性溃疡打圆场，这种做派，实在令人齿冷。

4、 不必逼迫学者道歉，但必须直面制度的溃疡

其实，逼着张丹丹教授出来道歉，除了能提供一天的情绪价值和流量狂欢，毫无意义。

她的话虽然刺耳，但却像一把手术刀，无意间划开了我国庞大就业市场中最深的一道脓包：当灵活就业人口已经膨胀到近3亿，占据了总劳动力近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一套能够真正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

根据公开数据，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能自己掏钱按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不到三分之一。

剩下的大多数人，不仅在年轻时要独自面对风吹日晒、交通事故以及算法的无情鞭笞，在老去之后，更要面对每月仅有一两百元的基础养老金，以及老无所依的恐惧。

这不是一个可以用“劳动经济学名词”轻轻带过的学术探讨，这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社会危机。

真正的破局之道，绝不是去论证“灵活就业比进厂打螺丝更自由”，而是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正如一些真正务实的政策探讨所建议的那样：

探索建立非缴费型的普惠养老金制度；用税收手段调节，让那些不怎么雇人却赚取暴利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来分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成本；甚至强行规定平台企业必须从其巨额利润中切出一块，建立行业性的职业伤害保障基金。

我们不能让资本拿走了“灵活”带来的全部超额利润，却把“没有保障”的巨大代价，全部推给3亿劳动者和未来的社会，最后还要附赠一句“你获得了自由”的精神抚慰。

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会把劳动者的被动谋生粉饰成“福利”。当无数人在系统的夹缝中艰难求生时，他们需要的不是象牙塔里的冷幽默，不是专家们高高在上的理论自洽，而是一份即使在风雨中摔倒，也有人能扶一把的真实底气。

如果连这份底气暂时都给不了，那请端坐在高堂之上的专家们至少保持一种基本的美德：闭上嘴，不要在别人鲜血淋漓的伤口上，优雅地撒上一把名为“福利”的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