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瓒被斩首，致我党100多人被电击沉江，毛主席、朱德悲愤交加

1931年1月28日，国民党军官张辉瓒，被红军斩首。一人之死，却给红军招来了疯狂的报复。南昌100多名地下党成员被捕杀，他们遭受电刑折磨后，被沉入赣江。毛主席、朱德得知后悲愤交加，痛心不已。

张辉瓒，曾为国民党军中一师长之职。于当下之时代，知晓其名者或许寥寥无几。然而回溯往昔，自其被红军俘获并最终殒命之后，一系列影响重大之事件相继接踵而至。

蒋介石一怒之下，把100多个共产党员，装进麻袋沉了江，还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毛主席和朱德，后来提起这事都直叹气：“不该直接杀了，这头砍得太可惜了。”

1930年，蒋介石刚跟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打完大仗，回家休息没一会儿，就听说毛泽东和朱德带着红军，在江西福建一带搞革命。

蒋介石坐立难安，即刻调集十万大军，并任命其老同学张辉瓒担任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此人性情张狂，口出狂言：“吾将率领精锐之师，身先士卒，生擒朱德、毛泽东，一战荡平江西之‘匪患’。”

需说明的是，“匪患”是国民党对红军污蔑性的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正义力量。

张辉瓒颇受蒋介石赏识。其一，他所统领的第十八师，装备皆为德式军械，步枪、机枪等武器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堪称上乘。其二，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作为留洋归来的“文化之士”，自恃深谙兵法谋略，全然不把红军这一被他视为“泥腿子”的武装力量放在眼里。

彼时，红军采取战略战术，佯装不敌，且战且退。这一策略进一步助长了张辉瓒的骄纵之气。于是，他率领部队从江西吉安出发，一路向南追击红军主力。

追到东固的时候，还是没找着红军，他就恼羞成怒，下了个狠命令：“东固40里内，10岁以上的人全当共匪杀，房子全烧光，东西全抢走！”

波及普通人，就是禽兽行为。当地老人，被吊在房梁上烧死，小孩被当活靶子练刺杀，姑娘被糟蹋后，扔到林子里，青壮年被活埋。东固因为他们闯入，变成了人间地狱，张辉瓒也得了个“张屠夫”的恶名。

可他不知道，红军这是“诱敌深入”的计策。1930年12月30号，张辉瓒带着部队，钻进了江西龙冈的山谷里。这地方四周全是山，中间一条狭长的谷地，当地人叫“锅子底”。

最窄的通道，才150米宽，是个天然的埋伏圈。那天早上，大雾弥漫，红军主力趁着雾色，从四面八方冲下来，张辉瓒的部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包了饺子。

打了不到一天，他的18师，9000多人全被歼灭，他自己化装成士兵想跑，踉踉跄跄掉进一个土坑里，被红军战士揪了出来。

张辉瓒被俘的消息，传到毛泽东和朱德那儿，朱德第一反应是“解了绳子，别绑着”。因为红军有人性化的俘虏政策，不虐待俘虏。

毛泽东去见张辉瓒，还跟他开玩笑：“张总指挥，你不是要拔朱毛吗？咋自己先被拔了头？”其实,毛主席和朱老总压根没想杀他。

张辉瓒是老蒋的亲信，留着他能当人质。老蒋肯定想把他赎回去，红军能趁机要点好处，武器、药品、钱这些军需都能要到。

而且，老蒋当时确实派人来谈了，条件是：“放了张辉瓒，就给红军20万大洋、20担医药，释放100多个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再给5000人的武器弹药。”

这对缺吃少穿的红军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再加上，张辉瓒在国民党军里有点影响力，要是能把他教育改造了，说不定能策反更多人。

周恩来在上海得知消息后，专门派代表，去南昌谈判，想把这事儿办成。一个人能换这么多东西，谁都愿意。

就说龙冈战役前，红3军好多战士，三个人才合用一支步枪，受伤了没麻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拿钢锯截肢。要是有了这批医药和武器，能救好多同志了。

可群众非要砍他的头。特别是东固的老百姓，亲眼见过张辉瓒的部队烧杀抢掠，恨他入骨。

1931年1月28号，东固开公审大会，上万群众涌过来，口号喊得震天响：“杀了张屠夫，为乡亲们报仇！”本来毛泽东安排何长工跟着去，就是怕群众情绪失控。

到了会场，情况果然完全控制不住。受害群众哭着控诉，说自己爹娘怎么被烧死，孩子怎么被杀死，越说越激动。

张辉瓒戴着高帽站在台上，一开始还以为只是批斗，直到听见“判处死刑”的喊声，才吓得面无人色，大喊“饶命”。

可没等红军战士反应过来，几个赤卫队员，冲上去就把他拖到田埂上，一刀砍了头。都没人拦住。

因为当时通讯落后，周恩来派去谈判的代表，还在路上，当地红军没收到“准备释放”的消息。而且张辉瓒在东固的暴行太残忍，群众积怨太深，情绪一上来根本拦不住。

红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倘若执意保全张辉瓒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必然难以得到群众的认可与应允。

事既如此，张辉瓒最终被处决，其头颅被抛入赣江，顺流漂至南昌。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怒不可遏。他表面上为张辉瓒举行追悼会，并追授其上将军衔，暗地里却下达了残酷的报复指令。他责令鲁涤平将南昌下沙窝监狱中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悉数用电击致昏后装入麻袋，沉入赣江。这些牺牲的同志中，既有南昌起义失败后不幸被俘的军官，也有地方党组织的干部，他们皆是革命事业的宝贵人才。

蒋介石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就此事件大肆宣扬，污蔑红军“杀人不眨眼”。紧接着，他迅速调集二十万大军，悍然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本来能释放张辉瓒，换来武器、药品和人质，这下全泡汤了，还得抵抗更凶猛的进攻。

多年后，朱德提起这事儿还痛心不已：“按说真不该杀张辉瓒，杀了他一个，国民党杀了我们一百多。要是留着他，多少同志能活下来啊！”

毛泽东也反思这事儿，后来在批注《三国志》时，专门写了句“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意思是“杀掉俘虏是不好的事，连曹操都不杀俘虏”，咱们这教训太深刻了。

自那之后，红军将“不虐待俘虏”明确纳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论国民党士兵还是日本士兵，只要放下武器，便给予生路。这一政策在后续挽救了众多生命。

回首过往，很难判定处决张辉瓒就是错误之举。对于群众而言，张辉瓒杀害其亲人、焚烧其房屋，公审后将他斩首乃是血债血偿，此等深仇大恨，任谁都难以释怀。然而，从红军的全局视角来看，尽管留下张辉瓒或许能换取一定利益，但群众的情绪亦不容忽视。毕竟，红军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若违背民意保全凶手，难免会伤害民心。

革命事业，绝非仅局限于军事斗争，还需学会妥善处理复杂的矛盾。既要着眼于大局，又要兼顾群众的情感。红军后来之所以能够屡战屡胜，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正视错误、深刻反思，在经历挫折后能汲取教训，从而逐步走向成熟。

如今，若前往江西龙冈，仍可目睹当年的战场遗址。山脚下矗立着一座石碑，其上镌刻着“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纪念碑”。张辉瓒之事，恰似碑上的一道刻痕，时刻警醒着后人：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步、每一个抉择，都与成百上千人的命运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