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起的阿斗：苏联养15年，中国养20多年，为何仍穷困至今？

自从1990年7月以来，阿尔巴尼亚重新出现移民潮。在过去20年，阿尔巴尼亚总人口的大约25%移居了海外。也就是说，在2004年至2024年期间，每四个阿尔巴尼亚人中，就有一人移民海外。

1989年至1991年，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转型为市场经济和选举政治，阿尔巴尼亚是最后一个转型的国家。至少就阿尔巴尼亚现代史而言，移民潮起伏与该国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阿尔巴尼亚欧洲和外国事务部援引统计数据表明，当前约有140万阿尔巴尼亚公民在海外生活与工作。其中大部分（约70% - 75%）居住于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以希腊为最，意大利次之，其余则分布于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需留意的是，这140万人指的是“阿尔巴尼亚公民”，并不涵盖那些早已在移居国归化入籍的阿尔巴尼亚裔人士。此外，当前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国内的人口约为280万。

这表明，约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公民事实上处于“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一家名为“巴尔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机构于2023年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3%的阿尔巴尼亚公民期望离开祖国，移居至国外。

在所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向富裕国家移民这一现象并非鲜见，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国民移居海外。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欧盟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许多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外流高潮都是在加入欧盟之后出现的，属于合法流动。

而阿尔巴尼亚一直未能加入欧盟，该国向外流出的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法移民，如前述的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乘坐橡皮筏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船民。

在种种限制的情况下，仍有如此大比例的国民冒险移民海外，这就是亟需解释的一大现象了：为什么这个既敢反美、又敢反苏的自豪的“山鹰之国”，如今却混成了欧洲的难民输出国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92年，阿尔巴尼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一些公司和个人以贸易实业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注册。

利用人们渴望通过捷径迅速发财的心理，以高利率为诱饵，从事“金字塔式”的集资活动，他们付给储户的高额利息并非来自投资所得利润，而是用后来储户的存款垫付前者的利息。

这些公司为争夺储户而竞相提高存款利率，有些公司的利息甚至高达70%至100%。

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居然批准了这种高息吸储行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有银行的“空白”，促进资金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甚至觉得这也是市场行为，既然搞自由市场，政府就不能干涉市场。

由于政府的支持，这类假集资机构在全国普遍设立储蓄点，吸引了该国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参与集资活动，总存款额几乎占当时阿尔巴尼亚GDP的一半。

1997年初，一些金字塔集资公司宣告破产，许多百姓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随后的发展，金融崩盘，经济混乱，民众抗议，局势失控，军火被抢，内战爆发，政府倒台，联合国介入。

然而，1997年距今毕竟已经27年了，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惨烈的战争，许多国家战后的复兴和繁荣都没有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其他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相对成功，而阿尔巴尼亚的转型却失败了？

由于欧盟奉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原则，许多加入欧盟的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入盟初期也出现了大量人才流失的问题，例如波兰，就有大量的年轻人涌入当时还是欧盟成员国的英国。

但移民增多，引发了两个方向的趋势：一方面，移民输出国大量年轻人出走，另一方面，移民输入国反移民情绪上升，英国退欧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本土居民对东欧移民的排斥。

但随着移民输出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外出劳工汇款的贡献，有些国家渐渐走上良性循环之路：经济跃上一个台阶，对外移民开始减少。

然而，阿尔巴尼亚却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沼——经济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合法和非法的外向移民形成狂潮，占据了整个人口中非常大的比例。

专家们普遍认为，阿尔巴尼亚迟迟未能成功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加入欧盟的时间不断被推迟也使外国投资因此大幅增加的希望落空，这两个因素都加剧了人才外流现象。

此外，许多远走他乡的阿尔巴尼亚人谈到自己的移民原因，除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之外，还有一个考虑：逃离该国无处不在的腐败。

阿尔巴尼亚移民问题专家、地拉那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伊利尔·格德什表示，该国北部山区年轻人偷渡英国，背后的原因是贫穷和绝望，而促使首都地拉那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就移民的因素，则是厌恶本国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

曾经担任阿尔巴尼亚国会议员的该国著名学者罗密欧·古拉库奇持有同样的看法：“我的祖国的治理方式、傲慢、不平等、腐败、法治失控、企业发展和外国投资都缺乏保障，这些因素都加剧了社会的萧条。”

爱尔兰记者梅兰妮·麦克唐纳指出，鉴于阿尔巴尼亚当下法治缺失、政府腐败现象严重以及民众对变革缺乏信心等状况，该国堪称典型的“失败国家”。

今年1月30日，透明国际发布的最新全球清廉指数显示，阿尔巴尼亚仅获37分，排名第98位，落后于诸多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该指数依据公共部门腐败程度，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评分区间为0（高度腐败）至100（高度廉洁）。

人至中年的阿尔塔·乔吉，精通三门外语，拥有三个学位，却只能在地拉那的一家医生诊所担任临时医生。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郑重表示：“在我国，腐败现象犹如癌症一般侵蚀着社会肌体。若想在公共部门谋得一份工作，就必须承诺为管事的政客拉来1500张选票。我绝非戏言，他们设有专人负责统计你所带来的选票数量。”乔吉感慨道：“人人都渴望离开这个国家。”后来，乔吉移民至美国。

阿尔巴尼亚著名经济学杂志《监测》主编奥内拉·利佩里指出：“一段时间以来，阿尔巴尼亚的企业家们先是抱怨招聘不到员工，如今则抱怨找不到买家。”利佩里此番言论的弦外之音是，如今连企业家们也萌生了移民的念头。

大规模的人才外流，既是一个国家贫困状态的结果体现，亦是致使国家贫困的重要成因，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超出合理比例的大规模外向移民，本身便是对本国经济的一种“诅咒”。试想，倘若一个国家最优秀、最具才能的人纷纷远走他乡，倘若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尽数离去，那么，又怎能奢望这个国家拥有光明的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