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的总统任期仅余不足九个月,而爱丽舍宫内部的权力弱化态势已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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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4月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将是自1965年法国确立全民直选总统制度以来,首次出现现任总统无法参选的局面——并非马克龙无意连任,而是宪法第七条白纸黑字规定:任何人不得连续出任总统超过两届。换言之,自2022年他赢得第二任期那一刻起,离任倒计时便已悄然启动。
真正值得深究的,并非马克龙何时告别爱丽舍宫,而是他离开后,法兰西共和国将走向何种政治图景与外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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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调持续领先的玛丽娜·勒庞,“法国优先”这一主张已在她口中回响逾十年。倘若其最终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一个由极右翼力量主导的法国,将如何重新定义与中国之间的互动逻辑?这才是亟待剖析的核心命题。
马克龙的“过渡期困局”,比外界预估来得更早、更剧烈
或许连马克龙本人也未曾预料,第二个总统任期竟会如此艰难。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他领衔的复兴党得票率不足15%,而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则斩获33.5%的支持率,几乎达到前者的两倍有余。震怒之下,马克龙果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立法选举,试图扭转颓势,却未能如愿。
2024年7月的国民议会投票结果揭晓: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182个席位,国民联盟紧随其后拿下173席,复兴党仅收获143席,被迫退居议会第三大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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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法国政府更迭节奏陡然加快。米歇尔·巴尼耶担任总理尚不满百日,即遭不信任动议罢免;弗朗索瓦·贝鲁上任两个多月亦黯然下台。直至2025年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接任,政局才稍显平稳,但执政根基早已千疮百孔。
在我看来,用“跛脚鸭”形容马克龙当下的状态,实属委婉之辞。一位在议会中连基本多数都无法凝聚的国家元首,一支随时可能被弹劾推翻的行政班子,根本无力推动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政策变革。
延迟退休改革、移民管理法案、绿色能源转型——这些马克龙第二任期列为重点的施政目标,如今大多停滞于草案阶段。更为关键的是,随着2027年大选日益临近,各主要政党纷纷将资源与精力全面转向竞选布局,马克龙在国内的话语分量正迅速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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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2025年以来,他在国际场合发声频率与影响力明显减弱的根本原因。
昔日他是欧盟最具锋芒的领导人之一:2023年访华期间,他携空客、阿尔斯通、欧莱雅等企业掌门人同行,签署总额数百亿欧元的合作协议;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时,他直言“战略自主”是欧洲存续的关键,强调“欧洲不应沦为美国的战略附庸”。而今,他连国内反对派都难以有效协调,又何谈在世界舞台上运筹帷幄?
我判断,马克龙的政治遗产,或许远比他自己设想的更为单薄。他耗费整整十年构建的“中间主义”治理范式与“战略自主”外交理念,在国民联盟与左翼联盟的双重挤压之下,已显露出结构性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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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2027年谁入主爱丽舍宫,大概率都不会全盘继承马克龙路线。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一位长期熟悉且可预期的对话伙伴即将谢幕,取而代之的,或将是一个立场更趋复杂、姿态更具变数的法国。
勒庞的“法国优先”,究竟将如何定位中国
提及勒庞,公众脑海常浮现“极右翼”“排外主义”等标签。然而细察其十余年来政策演进轨迹,便会发现她的政治策略远比表象更为审慎与务实。
2011年她从父亲让-玛丽·勒庞手中接过国民阵线领导权时,该党仍被主流舆论贴上“种族主义”烙印,甚至难以闯入总统大选第二轮。2018年她主导将党名更改为“国民联盟”,主动剥离极端符号,稳步向政治中心地带靠拢。至2022年大选,她已赢得第二轮41.5%的选票,距总统宝座仅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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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勒庞最富成效的突破,在于成功将“法国优先”这一理念由边缘话语升格为全国性共识。其政策纲领清晰有力: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重申法国国防自主权;严控移民规模,设定年度上限为10万人;对进口商品加征“本土制造”附加税,扶持本国制造业;将法定退休年龄回调至60岁,同步提升最低薪资标准。
上述每一项主张,均精准回应了法国蓝领阶层及中低收入群体的核心关切。
那么她如何看待中国?这无疑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勒庞在2022年大选期间曾公开表态:中国并非敌国,法中关系应建立在“务实、均衡”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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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时批评马克龙对华方针“过度倾斜”,主张在经贸领域采取更强硬立场,但在地缘战略层面坚持独立判断。简言之,她拒绝追随美国对华围堵节奏,亦不会复制马克龙式高密度合作模式。
不过需特别留意一位关键人物——乔丹·巴德拉。这位生于1995年的青年政治家,2022年即出任国民联盟主席,系勒庞亲自遴选并倾力栽培的接班人选。
巴德拉对华态度较勒庞更为强硬。他曾多次公开质疑中国的“经济扩张行为”,呼吁欧盟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主张强化与美、日、澳三方协同,以“制衡中国影响力”。若2027年大选由巴德拉代表国民联盟出战,而非勒庞本人,则法国对华政策或将显著向华盛顿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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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无论最终由勒庞抑或巴德拉执掌政权,国民联盟对华立场都将呈现两大稳定特征。其一是坚定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该原则已写入党章,未来必将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组件、钢材等优势出口品类提高准入门槛,这无疑将加大我国相关企业的市场压力。
其二是执着追求战略自主性。国民联盟始终强调法国不应成为美国的战略附庸,“退出北约一体化指挥”正是其核心诉求之一。因此他们不会效仿美方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对手”,而更倾向于在中美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最大限度争取本国利益空间。
这意味着,在国民联盟治下,法国对中国而言既非盟友亦非对手,而是一位精于算计、立场多变的“理性交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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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时代那种动辄数百亿欧元的标志性订单或将大幅缩减,但在气候变化治理、伊朗核问题斡旋、非洲维和与开发等多边议题上,中法仍存在坚实的合作基础。我认为最需警惕的,并非法国会彻底倒向美国阵营,而是其可能频繁利用对华关系作为杠杆,在跨大西洋谈判与欧盟内部博弈中谋求更高要价。
中法关系新篇章,不确定性远超想象
回溯马克龙执政十年,中法关系实际走过一条“由冷转暖”的曲线。2017年初登总统之位时,他对中法关系并未赋予优先级,重心更多放在欧盟制度改革与反恐协作上。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2023年:他率领规模空前的工商界代表团访华,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主旨演讲,明确指出“欧洲必须降低对美依赖”,并强调“台湾问题上不能盲从美国立场”,此番表态当时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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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马克龙对中法关系的最大价值,不在于签署了多少商业合同,而在于他为欧盟内部注入了一种稀缺的“异质声音”。
当美国全力推进对华“脱钩断链”,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反复强调“去风险化”之时,马克龙是唯一敢于公开宣称“欧洲不可沦为美国附庸”的西方大国元首。“战略自主”虽未在欧盟层面完全落地,却至少为中欧对话保留了一条未被封堵的通道。
倘若2027年勒庞或国民联盟胜选,这条通道会发生何种变化?我认为短期内不会彻底中断,但必然收窄。国民联盟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倾向,注定将加剧中法经贸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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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欧盟已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征收反补贴税,法国正是该举措最积极的倡导国之一。若国民联盟掌权,此类措施力度势必升级,光伏、风电设备、动力电池等我国优势产业,将成为其贸易规制的重点对象。
但另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国民联盟强烈的“反美叙事”反而可能为中法合作预留弹性空间。勒庞长期主张脱离北约一体化指挥架构,巴德拉亦屡次抨击美国对欧洲的“霸权控制”。
一旦法国在战略层面与华盛顿拉开距离,它就不得不在全球格局中寻求新的支点,而中国恰是那个具备足够分量、可助其撬动美欧关系天平的力量。在气候治理、伊核协议维稳、非洲和平安全等议题上,中法共同关切的实际深度,远超外界普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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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真正值得追踪的,并非单一总统人选更替,而是法国整体政治生态的深层嬗变。自2024年起,国民联盟已从边缘势力跃升为主流政治力量,其在地方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及国民议会选举中接连取得历史性突破。
即便2027年大选勒庞未能胜出,国民联盟也已成为法国政坛不可绕过的结构性存在,其政策主张将持续塑造国家议程走向。这种转变,其深远影响远甚于一次选举结果本身。
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校准对法认知,重构对欧定位。过去我们习惯将马克龙视为“知华友华”的关键伙伴,将法国视作中欧关系的“压舱石”,但这一认知框架正面临根本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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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法国或将更强调民族认同、更倾向贸易壁垒、更擅长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但这绝不意味着中法关系失去前景,而是要求我们以全新视角、创新机制来应对双边关系的新常态。
回到最初的问题:一个面貌迥异的法国,将如何重塑与中国的关系?我的研判是——不会“急转弯”,但必将“缓减速”。经贸摩擦频次将上升,战略协作将更讲实效,人文交流或面临阶段性阻力。
然而,中法之间深厚的共同利益——从空客A350机身制造到EPR三代核电技术合作,从《巴黎协定》履约到萨赫勒地区联合维稳——决定了两国关系不会脱轨失速。真正的考验在于:我们能否适应一个既不“亲华”也不“反华”的法国,能否在日益碎片化的欧洲政治版图中,精准识别并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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