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人被索赔1.9万元！我要说几句话，“批评”店主为何理不直、气不壮

调解员已经明确告知店主：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是，老人死亡与店主无关。调解员也明确告知：调解完全自愿，任何一方不同意可以随时退出。

这种情况下，店主为什么还要接受调解？为什么要主动提出2000元"人道帮扶"金？为什么后来又追加到了1.9万元呢？

事情是这样子的：

2026年8月17日，湖南祁东县一位老人在店主肖爱华的店门口突发疾病，肖爱华积极施救并拨打120，老人送医后因自身疾病抢救无效去世。当天下午，公安机关将店主和目击者请去调查。

8月18日至19日，店主与老人家属接受了数轮调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首先是：老人家属提出10万元赔偿金，店主肖爱华坚持自己无过错，并得到了公安机关的证实——调解过程中，调查结果出来了，与店主无关。

但本着“人道主义补偿”逻辑，肖爱华还是主动提出了2000元帮扶金。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在下一次的调解中，双方逐渐达成19000元的共识，肖爱华丈夫当场转账。

其次是：肖爱华在明确知道“公安机关给出自己没有责任的调查结果”，明确知道“调解必须是基于双方自愿，任何一方不愿意，就可退出”的基本规则下，依然接受调解，并支付“人道主义补偿金”。

被忽视的追问：

事件曝光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和稀泥式的调解制度”。南生认为，这些批评声音当然有道理，调解不能总是“让没责任的人，拿出补偿金”，调解不能总是“让双方都让步”。

但笔者注意到，在汹涌的批评声中，有一个更值得追问的细节被忽略了——店主是在已经知道自己无责、也知道可以退出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给钱的。

调解员事后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没有权力逼迫别人出钱，调解过程中已告知店主若不接受调解，可以退出”。

这说明什么？说明店主的妥协，并非是基于法律或调解制度的强迫，而是情绪的屈服。他知道自己无责，但怕对方“闹”字压倒了“理”字——怕家人受骚扰，怕生意受影响，怕经不起折腾。

但恰恰是这种“怕”，构成了“和稀泥”能够成功的前提。

试想：如果店主在调解员告知自己无责、可选择退出之后，当场告知对方：“公安机关给出的结论是我没有责任，调解我退出，你要索赔请去法院起诉，法院判多少我认多少”。

那么，这1.9万元根本就不必支付，后续的退款和捐助也都不必发生。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最初主动提出2000元人道主义补偿金，后又加到了1.9万元。

错失的三次机会：

回顾整个过程，店主至少错失了三次可以依法说“不”的机会。

第一次，面对家属“不赔钱就将遗体放店门口”的言辞，他没有选择报警。类似表述即便只是口头威胁，也已涉嫌滋扰——如果当时报警，警方完全可以依法介入。但他选择了忍让。

第二次，在公安调查结果出来后，调解员明确告知可以“退出”，店主没有行使这个权利——店主明明知道法律站在自己这边，却没有告诉对方：要赔请去法院告我。

第三次，他因为一句并未实际实施的威胁，就用想象中最坏的结果惩罚了现实中最无辜的自己。法律惩罚的是行为，而非情绪。

这三次机会的错失，都与调解制度是否“和稀泥”无关，而与店主本人的法律意识和应对能力有关。

制度的归制度，个人的归个人：

南生说这些，并非要为基层调解制度辩护，也不是为“和稀泥式的调解制度”辩护——这个真的需要改，调解中是否存在“以劝代压”的倾向，基层治理是否过于追求“息事宁人”——这些追问都值得认真对待，不能再让无辜者受损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另一个事实：“按闹分配”的土壤，不仅有制度层面的“和稀泥”空间，也有守法者自身“怕事”心理的参与。

这话说出来可能不中听，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毕竟，店主是做好事的一方，是舆论同情的对象。南生现在撰文“批评”他，似乎就是在为“和稀泥”的调解开脱——不是这样的。

恰恰因为他是“好人”，我们才更要追问：如果好人自己都不敢理直气壮地依法行事，那么再好的制度设计，又如何能在现实中生效？

制度当然要改——调解的程序必须更加透明，调解的边界必须更加清晰，“无责不赔”的原则必须刚性执行，调解员“以劝代压”的空间必须被压缩。这些，舆论已经喊得足够响亮，决策者也应当听到。

但制度的改革需要时间。在这个窗口期，我们还能做什么？

答案是：帮每一个普通公民补上“依法说‘不’”这一课。

肖爱华的问题，不是她不懂法——她知道“自己无责”。她的问题在于，当压力真实袭来的时候，她不知道如何把“法律上的无责”转化为“行动上的不退”。她缺的不是法律知识，而是“面对纠缠时依法站直”的勇气和能力。

这种勇气和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需要被训练、被赋能的。基层普法不能只停留在“发传单、贴标语、讲条文”，还要告诉人们：当对方无理纠缠时，得优先使用法律武器给自己撑腰。

此外，调解员也需要给民众“普法”，以本案为例：当公安机关已给出肖爱华无责的结论后，调解员是不是应该主动告诉当事人“退出调解，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而不是继续组织下一轮调解，让店主在“怕”的情绪中反复纠结、逐步加价。

调解员的职责，是依法主持双方协商，而不是在事实和法律已经给出清晰结论之后，继续为“无理诉求”提供谈判平台。

这是调解制度需要反思的地方：调解的边界在哪里？当事实和法律都已明确指向一方无责时，调解员是否有义务终止调解，而不是继续“撮合”？

说这些，并不是要把责任推给调解员。

基层调解工作本就难做，既要面对家属的情绪，又要兼顾法律的底线，还要承受“维稳”的压力。问题的根源，在于考核机制和治理逻辑——基层太怕“闹”了，太怕“事态扩大”了，于是“花钱买平安”成了最省事的选项。

但省事，不等于正确。买了平安，却输了公义。所以，改变需要从两个方向同时发力。

制度层面，要改革基层考核机制，不再把“零上访”、“调解成功率”作为硬性指标，把“依法处理率”、“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满意度”纳入评价体系。

要明确调解的禁区——事实不清、责任不明的，可以调；事实清楚、一方无责的，调解员应当告知法律结论，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或依法退出，而不是继续“撮合”。

个人层面，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要补上“依法说‘不’”这一课。肖爱华的故事告诉我们：善良是美德，但善良不能没有边界；法律是武器，但武器不拿在手里就等于废铁——不要有“花钱买平安”的旧思维。

南生认为：这才是“1.9万元”事件留给我们的、最不应被忽略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