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0年的北京，刚刚经历建国后的巨大变动，中央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任弼时却在这个时候离开了。他不是在战场上牺牲，也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长期超负荷工作，把身体一点点拖垮。
这位曾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的中共中央书记，早年便投身革命。1920年，他赴苏联学习，回国后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和组织工作。革命年代里，他两次被捕，遭受过严酷折磨，身体因此留下严重隐患。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任弼时随中央领导同志抵达北平，并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和会见各界人士。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医生随行照料，可他仍坚持参加活动，直到深夜宴会结束才回去休息。
有人劝他尽快休养，他只说：“等公务稍微不忙之后，再搬到玉泉山。”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很能说明他的处境。对任弼时来说，工作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放下的事情。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任弼时担任筹备工作负责人，亲自起草了一万多字的政治报告。大会举行后，他带病登台，讲到一半时出现头晕、心悸和气喘，只能由荣高棠代为宣读。
任弼时没有离开会场，而是坐在主席台上听完会议。长期负责青年工作的经历，使他十分清楚组织青年、培养干部对于新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他曾强调，要让青年干部放手工作，同时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指导。
会后，中央决定让他到玉泉山休养。可休养并不意味着他真正放下了工作。高血压使他阅读困难，他仍每天抽出时间看文件，有时让秘书代读电报。国内外发生的事情，他都要了解。
有一次，他在玉泉山附近散步，发现当地农民守在田里。原来，警卫部门饲养的鸭子跑进庄稼地，损坏了农民的庄稼。任弼时得知后立即批评身边人员，并向老人道歉：“这是我们的错，马上解决。”随后，他要求把鸭子迁走。
这件小事并非偶然。任弼时身居中央领导岗位，却没有把群众的损失看成小事。对他而言，革命工作不只体现在会议和文件里，也体现在如何对待一个普通农民。
1949年5月，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出现昏迷，检查发现眼底血管出血。毛泽东得知后，派人送去一缸红鱼并附信慰问。朱德也常到玉泉山看望他，两人散步时谈起共同经历的革命岁月。
由于病情严重，任弼时未能参加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他只能在玉泉山通过收音机收听实况。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这位为革命奋斗多年的领导人流下了眼泪，并提醒身边人：“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
1949年10月底，苏联专家来北京为任弼时会诊，认为他的高血压、脑血管硬化以及心脏、肝脏、肾脏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损伤。11月，他赴苏联治疗。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专程到医院看望任弼时，两人谈了很久。
任弼时关心的仍是国家建设。他向毛泽东建议选派青年赴苏联学习，培养工业、科技和管理人才。毛泽东赞同这一想法，说建设国家不能没有技术专家，还借唐僧取经作比，勉励留学生既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也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
1950年5月，任弼时结束治疗回国。回国后，他多次表示愿意恢复工作。毛泽东同意他试行工作，每天不超过4小时，负责组织部和青年工作。可一进入岗位，任弼时往往又忘记医嘱，工作时间不断延长。
1950年10月1日，他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红旗升起时，任弼时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检阅部队。前一年无法亲临开国大典的遗憾，至此得到弥补。
遗憾的是，过度工作很快再次击垮了他的身体。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频繁参加会议，研究形势，查看地图。10月下旬病情急剧恶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赶来探望时，他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只能用眼神和手势回应。
10月27日，任弼时抢救无效逝世。毛泽东向遗体告别时，嘱咐陈琮英保重身体，把孩子抚养成人。第二天，毛泽东亲自为任弼时扶灵柩。毛泽东一生中亲自执绋的中央领导人并不多，任弼时是其中之一。
他的生命止于46岁，却经历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那幅题词，记录的不只是悼念，也点明了任弼时留给革命队伍的鲜明印记：在长期压力、疾病和重任面前，始终把党的事业置于个人得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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