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安理会五个有否决的国家，三个都来自欧洲，这不可持续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掌握着决定性的一票否决权，其席位配置长期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失衡。

欧洲地区仅涵盖四十余国，却占据三个常任席位；而坐拥54个联合国正式成员国、承载全球近18%人口的非洲大陆，至今仍未获得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身份。

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度以沉痛语气指出这一延续数十年的制度性缺陷，强调当前治理架构已严重脱离现实基础、难以维系长远运转。那么，握有核心权力的五国，是否会主动松动自身地位？

三个欧洲席位，暴露的是代表性失衡

8月25日，古特雷斯在英国《金融时报》独家访谈中重申安理会改革紧迫性。他明确表示：五大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中，三分之二位于欧洲大陆，这种地理分布格局在当今全球力量版图中，已明显缺乏正当性依据。

这三国分别是英国、法国与俄罗斯。需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俄罗斯领土横跨欧亚两大洲，但古特雷斯在此番论述中将其划归为欧洲政治文化圈范畴。

其余两个常任理事国为中国与美国。

五个国家均享有对实质性决议的一票否决特权——只要其中任意一国投下反对票，相关提案即告失效。

安理会共设15个席位，除上述五席外，其余十席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限定为两年，且不得连选连任。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会员国只能阶段性参与安理会事务，真正具备持续性话语权、深度介入全球安全议程的，始终是这五个固定成员。

联合国现行成员结构与常任席位安排，可参见联合国研究指南。

该机制诞生于1945年二战终结之际，各国旨在将当时最具综合国力的战胜国纳入统一安全框架，借助制度化渠道维系高层对话，防止新一轮世界大战爆发。

赋予彼时主导力量特殊权限，确属历史条件下的务实选择。

但八十余年时光流转，国际格局早已发生深刻重塑。

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区域辐射力及全球议题重心均已重构，而安理会顶层架构却几乎纹丝未动。

欧洲国家总数不足五十，却独享三项否决权；非洲54个主权国家集体缺席常任席位，形成鲜明反差。

非洲联盟在历次联合国改革磋商中持续呼吁增设至少两个常任席位，并坚持新成员应享有与现有五国完全等同的法定权利与程序地位。

因此，古特雷斯所指“不可持续”，并非质疑英、法、俄三国当前能力或资格，更非否定其历史贡献。

他真正揭示的是，今日全球权力结构与安理会席位配置之间，已出现日益扩大的错位鸿沟。

一个标榜代表全人类的国际组织，若长期将广袤地域及其数十亿民众排除于最高决策圈之外，其合法性根基必然动摇。

古特雷斯真正担心的，不只是席位数量

此次安理会改革表态，实则映射出他对国际秩序演进趋势的整体判断：多极化浪潮加速涌动，而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完成适配性转型。

他在《金融时报》访谈中列举了美伊长期博弈、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等典型案例。

其深层意图清晰可见：传统单一超级大国凭借军事威慑、资本优势与制度主导力，快速推行自身战略意志的时代，正逐步走向终结。

那种“强权出手、局势速定”的旧有模式，正遭遇越来越多结构性阻力。

这绝非意味着大国影响力已然衰减，也非断言武力手段彻底失效。

它反映的是，单靠强制施压往往难以催生持久和平，更难弥合深层矛盾。

表面局势或许被短期扭转，但根植于历史记忆、族群认同、资源分配与地缘竞合的复杂张力，不会因一次外交斡旋或军事行动而自然消解。

由此，难题历史性地转向联合国体系——当大国间分歧难以调和，否决权便成为阻断共识形成的制度性阀门。

一旦安理会因否决机制陷入僵局，联合国整体行动能力便大幅受限。

决议停滞不前，斡旋空间急剧收窄，不少国家转而依托区域性机制或临时性联合体寻求解决方案。

长此以往，安理会的实际职能权重将持续弱化，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道义感召力亦将同步下滑。

但须客观看待，否决权的设计初衷，并非纵容五国随意封杀所有动议，而是为避免联合国对主要行为体采取其无法承受的强制性干预措施。

缺失这一关键保障机制，若干具备强大硬实力的国家很可能自始拒绝加入联合国体系。

故而，否决权既是安理会最受诟病的制度设计，亦是维系大国合作底线的重要黏合剂。

真正的困局恰在于此：取消否决权，五常或将退出安理会框架；保留否决权，则重大危机中集体行动能力极易瘫痪。

古特雷斯所忧者，正是这套制度正同步丧失运行效能与时代适配性。

他的第二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届满，联合国目前已正式启动新一任秘书长遴选程序。

联合国关于秘书长任期和换届安排的说明 在任期尾声阶段，他将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关键治理机构并列审视，表明其关切远不止于席位增减本身，而直指整个国际秩序能否有效回应新兴力量崛起与权力再平衡进程。

改革难在哪，五常为什么不急着松手

安理会改革议题已持续讨论逾三十年，却始终未能实现突破性进展。

障碍不仅源于五常对既有权力的审慎守护，更在于新增席位归属、数量设定及否决权配置等核心环节存在巨大分歧。

非洲方面立场一贯坚定：主张至少新增两个常任席位与五个非常任席位，从根本上弥补非洲长期缺位的历史缺憾。

与此同时，亚洲、拉美及其他区域亦提出各自诉求。

印度、日本、巴西、德国等国常被列为潜在候选者，但每个提名背后都交织着复杂的区域博弈与地缘政治考量。

某一国获准入常，邻国未必乐见；若限定某区域仅增一席，究竟由谁代言整片大陆，亦难达成普遍共识。

否决权问题尤为棘手：若新成员仅有常任身份而无否决权，实质上仍将制造新的层级分化；若赋予完整否决权，则常任国数量可能扩张至七国、九国乃至更多，安理会决策效率恐将进一步下降。

更根本的制约来自《联合国宪章》本身的刚性门槛。

依据第108条，任何宪章修正案须经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国表决通过，并获三分之二会员国国内批准，且必须包含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明确认可。

《联合国宪章》第108条 换言之，欲调整五常体制，最终必须取得五国一致同意。

由此形成典型的制度悖论：要稀释某种特权，前提却是先说服特权持有者主动让渡。

五常可在扩大参与范围、增加非常任席位等方面展现开放姿态，但一旦触及否决权边界、席位排序逻辑或区域利益再分配，立场便会迅速趋于保守。

因此，安理会改革大概率将以渐进式路径推进。

较具操作性的方向包括：优先吸纳非洲及其他代表性薄弱地区的常任席位；适度延长部分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在大规模人道灾难等极端情境下限制否决权使用；同时要求行使否决权时公开详尽说明理由。

此类调整虽不能立竿见影破解安理会停摆困局，却可切实拓宽核心决策圈层，增强多元声音的制度性表达渠道。

古特雷斯所言“权力从来不是恩赐而来，而是通过不懈争取赢得”，既是对边缘国家的激励，亦是对既有权力中心的郑重提醒。

国际秩序不会因一场演讲而骤然改写，制度改革也不会因共识达成而自动落地。

最终塑造变革走向的，取决于各区域协调机制的成熟度，更取决于主要大国是否愿意为维护制度长期公信力作出战略性妥协。

安理会改革的终极指向，并非机械扩容为七常、九常，而是推动这一掌握重大决策权的机构，重新赢得广大会员国发自内心的认同与信赖。

世界早已告别1945年的面貌，倘若国际治理机构仍固守战后初期的思维定式与结构设计，终将在时代洪流中被边缘化。

参考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