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山东临沂有一个大学老师叫做邢斌，为了更深入研究外卖骑手群体的生活状态，2020年选择注册成为外卖骑手。之后他根据自身经历写了一篇关于外卖骑手的文章，被媒体报道后意外走红。
邢斌发现要把这些细节讲清楚，需要长期跟踪，短期体验并不能体现细节，于是他在24年底再次注册成为专职骑手。
2025年三月2日的一场大雨，把所有矛盾集中爆发了出来。
那天天气预报明确说有暴雨。妻子劝他别出门。他知道兼职骑手可以随时下线，但专职骑手被契约死死绑住，退场就意味着违约，也就是丢失工作了。为了扮演到底，本着敬业精神还是去了。
他必须去，雨大路滑，加上视线受阻，车子和汽车发生碰撞。他被扶到路边，还没喘匀气，站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站长开口第一句不是关心伤势，而是：“手里还有几单？”
“三单。”
“现在就给我送完。”
电话挂断。后来是那个肇事司机开着车，带着他在雨里把剩下的单子送完。
医院拍片后医生要求休息一到两周。他把病历发给站长，既是报备，也是询问保险怎么走。站长先是不回消息，后来直接告诉他：保险走不了，这种情况不在范围内。至于每天从工资里扣的那八块钱意外险到底保什么，站长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五天后，也就是3月7日，站长要求他明天复工。邢斌说自己下不了床，复查还要再等十几天。站长的回答很干脆：不来就算旷工。
他清楚，如果自己真是靠这份收入养家的人，这时候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第二天，他拄着登山杖到了站点，按照行业里默认的规矩给站长买了烟。站长收下烟和钱，施舍般地给了最低标准：九小时二十五单，并且说会手动派单。
邢斌硬撑着跑完了那一天。伤势因此加重。
两天后站长继续排满班。邢斌到站后再次说明身体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干不了就强离。”这个站点的规矩很明确——正常离职要提前四十五天，否则按强行离职处理，单价从四块多直接掉到一块多。当天下午他彻底撑不住，没完成最低单量。晚上站长打电话质问他到底能不能干。邢斌反问：病休期间既不派单也不发工资，凭什么逼人带伤上岗？站长没有回答，只是反复确认第二天能不能来。
邢斌说去不了。随后他被踢出群聊，工号被永久拉黑。
结算时，原本五千多的工资被砍到两千六百块，单价不到两块。工号拉黑对骑手意味着直接失去生计。
他去人社局提出三项诉求：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赔偿、补发工资。人社局承诺二十个工作日内答复，到期没有消息。他打12345，被告知协调中，六个月内给结果。六个月过去，依然石沉大海。事情拖到第二年春天，已经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后来人社局有人打电话说站长愿意在站点协商，邢斌要求去劳动监察大厅三方调解，对方拒绝。12345最后通知他“流程已经走完”，但他的所有诉求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整个过程中，邢斌从未透露自己是大学教师。他只想知道，一个普通骑手走到这一步，会撞上怎样的墙。
墙的核心，是那份协议里白纸黑字的一句话：
“您与我司通过本协议建立合作关系，适用《民法典》和其他民事法律，不适用《劳动合同法》。”
这句话不是疏漏，而是资本精心设计的。
平台引导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用“合作承揽”取代劳动合同，把本应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瞬间变成民法意义上的“平等民事主体”。工伤、最低工资、加班补偿、非法辞退——所有这些保护，统统被一纸合同合法剥离。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并不会因为生产力提高就自动消失。只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要劳动者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才能活下去，压迫的形式可以变化。
邢斌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无数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共同命运的浓缩。普通人没有他的文化资源和外界关注，连把声音传出去的机会都更少。用合同把人变成“合作者”，用算法把人变成数据，用行政拖延把维权变成消耗战。真正可怕的不是某一次车祸或某一次辞退，而是市场已经把这种压迫日常化、合法化、甚至道德化了。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邢斌他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他唱起了《工人之歌》，那声音难听极了，也没有什么人欣赏的，可唱着唱着，他最后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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