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老船工帅仕高见到彭德怀，泪水夺眶而出：首长，您叫什么名字？

1965年秋，四川石棉矿医院，67岁的彭德怀来到一间普通病房，探望正在治疗眼疾的老船工帅仕高。矿区机器声从窗外传来，病床上的老人并不知道，门外那位身材不高、步子很快的首长，正是30年前曾坐过他船的红军指挥员。

彭德怀原本计划到安顺场了解三线建设情况，却因道路和交通条件限制，没能赶到大渡河畔。听说当年那位撑船渡红军的老人就在矿医院，他当即改变安排。

“去不了安顺场，就去医院看看老朋友。”

这句话传到病房时，帅仕高还只是安静地躺着。他眼疾未愈，视线模糊，只看见一位首长走到床边，伸手握住了自己的手。

“你是帅仕高吧？我们是老朋友。”

老人听得一怔。大渡河的水声、枪声和船桨划水声，已经压在记忆深处太久。他努力辨认眼前的人，却始终没能立刻想起对方。

彭德怀没有急着报出姓名，只提起1935年那场渡河：“当年红军过大渡河，多亏你们这些船工。今天来，是替当年的战士向你道谢。”

说着，他向帅仕高微微鞠了一躬。

老人连忙推辞：“不敢当，不敢当。红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

话说得平静，眼泪却先流了下来。沉默片刻后，他抬起头，小心问道：“首长，您叫什么名字？”

彭德怀似乎不愿把元帅身份摆出来，笑着答：“我叫湖南生，30年前，我们在一条船上嘛。”

旁边的工作人员很快说明：“这是彭总，彭德怀。”

帅仕高听清名字后，身体明显坐直了些。对他而言，那个名字并不陌生。只是当年在船上，他看到的不是元帅，而是一群穿草鞋、背步枪、急着渡河的红军战士。

1935年5月，大渡河成为中央红军北上的险关。南岸渡口的船只大多被敌人转移，熟悉水情的船工也被强行带走。红军先头部队夺下安顺场后，只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的船，船小，河急，对岸还有敌军据守。

船找到了，谁来撑？

部队打听到，年轻船工帅仕高熟悉河道，水性也好。红军战士上门求助时，他一度闭门不出。这个反应并不奇怪，当地百姓长期受反动武装欺压，见到带枪的人，先想到的往往不是信任，而是躲避。

门外的红军没有砸门，也没有强行闯入，只隔着门解释：“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帅仕高从门缝里观察许久。那些战士军装破旧，脚上的草鞋沾满泥土，和他过去见过的兵丁大不一样。确认对方不是来抓人的，他才慢慢打开门。

红军说明来意，请他帮忙掌舵，并承诺给予酬劳。帅仕高没有立即答应，只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要是去撑船，先让我吃顿饱饭。”

这不是讨价还价，而是一个年轻人对生死的直觉判断。大渡河水势凶猛，对岸枪口密布，撑船的人稍有差错，自己和船上的战士都可能葬身河底。既然要冒险，至少不能饿着肚子上船。

红军设法弄来大米，煮了一锅饭。帅仕高和几名船工吃完后，登上了那条龙头小船。

1935年5月25日，第一批渡河的红军战士乘船出发。河水因降雨上涨，船身刚离岸，就被急流推得不断偏转。帅仕高站在船尾，凭着多年经验调整橹柄，寻找水势中的缝隙。

北岸敌军很快开火。子弹打在水面上，溅起一串串水柱。船上的战士压低身体，船工则死死盯着前方。河心有暗礁，涨水之后只露出细微痕迹，一旦撞上，船底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靠近礁石时，南岸火力及时压制北岸。船工们冒险下水，借助绳索和身体力量，将船头一点点推离危险位置。龙头小船擦着礁石冲过去，终于靠上北岸。

先锋队站稳脚跟后，红军开始抢修和搜集船只。帅仕高与其他船工轮流往返，在枪声和急流之间运送部队。安顺场的渡河行动持续了数日，为红军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但仅靠小船，无法迅速把大部队全部送过河。红军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大渡河边，于是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利用安顺场渡口，同时向上游泸定桥方向急进。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夺取泸定桥，大渡河天险由此被突破。

后来人们更多记住了飞夺泸定桥，却不能因此忽略安顺场的强渡。那条小船先把红军送上北岸，也让后续夺取泸定桥的行动有了回旋余地。帅仕高得到过红军支付的酬劳，数额虽不算巨大，却说明他的付出并没有被当作理所当然。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刘伯承等人仍惦记着当年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经过走访，部队找到了生活在四川石棉一带的帅仕高，并帮助他回到安顺场附近生活。

1965年病房相逢时，彭德怀没有讲军功，也没有摆元帅架子。他问起老人家里有几口人，生活是否困难，还叮嘱当地干部照顾好这位当年帮助过红军的船工。临别时，他留下30元钱和几包香烟，作为当年战友的一点心意。

当晚，帅仕高又赶到矿招待所。两位老人再次见面，彭德怀起身让座，亲自倒茶敬烟。病房里的那句“首长您叫什么名字”，也就成了这场重逢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帅仕高于1995年在石棉去世，享年84岁。2007年，他被授予全国十大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 ҡ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