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76年1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站在悼词台前，面对周恩来的遗像，几次停顿，声音明显哽咽。这个一向以沉着刚毅著称的革命家，很少在公开场合流露情绪，那天却难以把悼词完整地一口气念下去。
更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生前曾留下三个愿望：不举行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悼会，死后不保留骨灰。邓小平却没有照办。表面看，这是对总理遗愿的违背；往深处看，却是两位老战友对“个人愿望”和“国家责任”不同层面的理解。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交情，始于旅欧时期。1920年，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邓小平也在同一时期赴法。周恩来年长六岁，革命阅历和组织能力更为突出，邓小平则常常承担刻印、发行刊物等具体工作。
那时条件很差。白天要为生计奔波，夜里还要讨论革命问题、编印宣传材料。周恩来负责统筹，邓小平被同伴称作“油印博士”。一间简陋住所，既是住处，也是工作地点，两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了信任。
1924年，周恩来回国后进入黄埔军校工作，担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又转入上海，在白色恐怖下负责党中央的大量日常工作。邓小平也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二人一度住在同一幢楼的上下层，配合十分密切。
这种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周恩来善于协调、组织和统筹，邓小平则重执行、敢担当。后来，邓小平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承担重要任务。两人分处不同岗位，却始终明白对方的工作分量。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持政务，外交、经济、工业建设、国防以及民生事务，都要投入大量精力。邓小平后来进入国务院工作，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之一。到了1975年，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实际承担起维持全局运转的重任。
周恩来的身体早已透支。1967年，他被查出患有冠心病；1972年，又被诊断出膀胱癌。此后病情反复恶化，手术和治疗几乎贯穿晚年。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仍然惦记国家事务，常常刚从昏迷中醒来，就询问文件和工作安排。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身后事怎么处理，立即成为摆在中央面前的一件大事。周恩来不愿惊动群众，更不愿因自己的葬礼增加国家负担，所以提出不搞遗体告别、不办追悼会，并将骨灰撒掉。
他的考虑一贯如此。生前生活简朴，衣物多有补丁，住院期间也不愿因为自己占用过多医疗资源。对他而言，身后不留骨灰、不设墓地，是把节俭和公私分明贯彻到人生终点。
但邓小平面对的，不只是周恩来的个人选择，还有全国人民的感情和国家的政治需要。周恩来为党和国家工作半个多世纪，人民需要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国家也需要通过追悼会确认他的历史地位。
据当时情况，邓小平曾明确表示：“遗体告别和追悼会要举行，不能让人民没有送别总理的机会。”这不是为了铺张，也不是要把葬礼办成个人荣典，而是因为周恩来已经不只是一个家庭成员，他属于党、国家和人民。
1976年1月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会场内庄严肃穆，悼词回顾了周恩来的革命经历和历史贡献。邓小平数次哽咽，并非临场失控，而是几十年共同奋斗、共同承受风险的情感在这一刻集中涌出。
至于骨灰，事情又有一层变化。邓小平同意举行追悼会，并不等于要把周恩来的骨灰永久保存。邓颖超坚持尊重周恩来生前关于撒掉骨灰的意愿，最终骨灰被撒向祖国大地，地点包括北京密云水库等周恩来曾关心和工作过的地方。
遗体告别和追悼会保留了人民送别总理的权利，骨灰撒散则保留了周恩来不愿特殊化、不愿留下个人纪念性墓地的本意。两件事并不矛盾，反而分别回应了国家与个人两个方面。
连骨灰盒也没有刻意追求奢华。工作人员当时挑选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普通骨灰盒，因为现成的选择有限，另一个还存在掉漆问题。周恩来一生不讲排场，身后事也没有改变这种朴素的基调。邓小平的“反对”，实质上是替人民完成告别；周恩来的遗愿，则通过骨灰撒散得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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