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伪军围剿根据地，新四军巧布伏击圈，来了一场关门打狗！

1941年11月13日夜，如皋县西部高明庄附近，新四军第一师一旅第一团团长王萱春、政委曾如清正带着部队悄悄进入高家湾。村庄四周没有枪声，只有侦察员不时传来的低声报告。谁也没有急着点火，也没有急着开枪，因为这场仗的关键，不在于猛冲，而在于让敌人自己走进来。

这次日伪军的“扫荡”来势不小。日军一个中队一百多人，配合伪军七百多人，分三路扑向苏中三分区。偏偏此时，新四军第一旅第二团、第三团并不在根据地，留守的第一团兵力有限，地方武装也无法与敌人硬碰硬。

兵力不占优，武器更有差距。

面对这种局面，王萱春和曾如清没有把部队拉出去拼消耗，而是决定先避开敌人的锋芒。地方游击队承担起“牵牛鼻子”的任务，他们熟悉河沟、村落和道路，便带着日伪军兜圈子，时不时打几枪、放几个假消息，再迅速撤离。

“新四军就在前面！”

日伪军听到消息，立即追赶。可追了半天，除了空荡荡的村道和几处故意留下的痕迹，什么也没有捞到。游击队一会儿出现在东边，一会儿又转到西边，敌人不断改变方向，队形也渐渐拉长。

这不是单纯的逃跑。

地方武装的每一次袭扰，都在消耗敌人的体力和耐心。日伪军连续扑空，携带的粮秣、弹药和饮水不断减少，官兵从最初的气势汹汹，变得人困马乏。两三天下来，他们始终没有摸到新四军主力，只能准备撤回泰兴一带的据点。

撤退，反而给了新四军机会。

王萱春判断，日伪军返回据点，路线大体要经过高明庄。这里是新四军控制区域，村庄、沟渠和田野交错，既便于隐蔽，也适合分割敌军。与其追着敌人打，不如提前关上门，等敌人走进院子。

11月13日晚，第一团主力隐蔽在高明庄东北侧高家湾。地方游击队则负责盯住敌人的行踪，其他部队一旦出现，立即报告。第二天清晨，日军大队长加藤率领的那一路日伪军进入视野，日军一百多人，伪军五百多人，是参加此次“扫荡”的一支主力。

敌人显然没有料到危险。

连续奔波后的疲惫，加上对根据地情况的轻视，使他们行军缓慢，警戒松弛。王萱春随即调整部署：三营从正面发起攻击，吸引敌人进入村内；一营、二营从侧翼展开，准备切断退路。与此同时，地方武装负责牵制另外两路日伪军，防止其迅速靠拢。

下午两点左右，侦察员传来消息，其他两路敌军已经离开高明庄约一小时路程。这个距离，给了第一团集中兵力的时间。三营在旅部参谋长刘亨运带领下，从村东突然发起攻击，枪声骤然响起，日伪军立刻陷入混乱。

原本设计的“佯攻”，很快变成了正面强攻。

加藤见势不妙，命令部队边打边退，试图占据村中砖瓦房固守。王萱春没有贸然把部队拖进房屋争夺，而是让一营一连和团部特务连抢先占领村西、村北的野外阵地，准备把敌人赶到开阔地解决。

“不要在村里硬啃，逼他们出来！”

命令下达后，一营、二营分别从南北两面压迫。西北方向则故意留下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不是疏忽，而是专门留给敌人的“活路”。伪军见新四军从两侧逼近，果然争先恐后向西北逃窜。

他们刚冲出村子，便遭到新四军追击，伪军队伍很快被打散，三百多人被歼灭或俘虏。剩余日伪军虽然从缺口逃出高明庄，却没有真正脱险，而是被压缩在西北角的开阔地带。

这里沟渠干枯，坟堆成片。日伪军利用地形藏身，把两百多名伪军和残余日军混合编组，依靠轻重机枪组织抵抗。新四军一边逐沟逐坎推进，一边不断缩小包围圈。敌人的火力依然凶猛，日军射击准确，战斗并没有因为形成包围就立刻结束。

枪声持续到深夜。

新四军战士连续作战，弹药逐渐见底，体力也接近极限。日伪军同样知道援兵无望，开始做最后挣扎。临近拂晓，他们集中机枪火力，突然向二营、三营结合部发动冲击。由于新四军部分阵地弹药不足，手榴弹和大刀难以及时发挥作用，敌人终于撕开一道口子。

突围的日伪军四散逃命，伪军大多被追上、击毙或俘虏。加藤在突围时与新四军战士发生肉搏，身负重伤，被日军拼死救出。据战后记载，他在逃往泰兴途中因失血过多死亡。残余日伪军不足百人，狼狈逃回据点。

这一仗没有做到全歼，但战果仍然相当可观。日伪军六百多人被歼灭大部，主官加藤毙命，新四军也付出了伤亡和弹药耗尽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战斗并非只有部队在作战。

高明庄百姓组织民兵、担架队、农抗会和儿童团，人数达四百多人。他们运送伤员、传递消息、看押俘虏，还协助封锁敌人的退路。军民配合，使一个普通村庄变成了完整的战场网络。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民兵顾文清、陈步银和区游击连排长周昌元等人清理战场时，又发现数名躲藏的日军。村民迅速合围，镰刀、锄头、长矛和土枪一齐投入战斗，两名日军被当场击毙，另一名重伤日军放下武器投降。

高明庄这一战，留下的并不只是“关门打狗”四个字。它更像是一堂实战课：敌强我弱时，不能只看人数和枪械，还要利用地形、疲劳、误判以及群众力量，把敌人的优势一层层削掉。

战后，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不可一世鬼子兵，横冲直撞送上门。

一举成囚阶下站，问谁高明不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