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王恩茂临危受命调任新疆，邓小平叮嘱他不要有任何顾虑！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职务调动。多年离开新疆后，他再次被中央点名，出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摆在他面前的，是边疆治理、民族团结、经济恢复和国防安全等一系列难题。

邓小平把新疆的情况谈得很具体。新疆地域辽阔，人口和民族构成复杂，边境线漫长，长期积累的问题不能靠简单行政命令解决。更重要的是，经过特殊历史阶段，当地干部群众之间的信任需要重新修复，生产建设也必须尽快走上正轨。

谈话中，邓小平对王恩茂说：“你放心大胆地工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不要有任何顾虑。”

王恩茂没有推辞。他回答：“组织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这份信任并非凭空而来。王恩茂早年出生在江西永新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投身革命，很快进入红军队伍。那时部队中有文化的干部并不多，他既能做政治工作，也愿意深入基层，很快承担起重要任务。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王恩茂随部队转战湘西、贵州、云南等地，经历了突破封锁、渡江、翻越雪山和穿越草地。南方战士穿着单衣进入高寒地区，困难不是纸面上的几个字，而是随时可能夺走生命的严酷考验。

他在队伍中做思想动员，也参与具体组织工作。对于疲惫的战士，他讲得很朴素：人少力量小，团结起来就能闯过去。这样的工作看似不在枪林弹雨的最前沿，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能不能保持战斗力。

抗日战争时期，王恩茂随三五九旅南下。1944年，南下支队奉命前往华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他担任副政治委员。部队在敌后穿行，既要对付日军封锁，也要处理地方武装和群众关系。

日本投降后，南下部队没有立即脱离危险。1945年秋，因战略环境变化，部队向北转移。王恩茂率部掩护主力渡过丹江，经过连续作战，最终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1946年中原突围时，他又参与组织部队和军民向西北转移。

这段经历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王恩茂并不是只会在会议上讲话的干部，他的政治工作，建立在长期行军、作战和群众工作之上。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局势并未立刻平静。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国民党残余特务活动频繁，南疆部分地区还出现武装叛乱。王恩茂随第二军进入南疆，部队从阿克苏向和田疾进，在较短时间内控制重要地区，稳定社会秩序。

军事行动只是开始。新疆地域广、交通不便，部队进驻之后还要解决粮食、治安、医疗和生产问题。王恩茂要求干部尊重当地民族习惯，学习维吾尔语，和群众面对面交流。他自己也坚持学习，哪怕每天只能记住几句，也不把语言当成小事。

当时的新疆，生产基础薄弱，粮食供应困难。部队没有把自己只当作驻防力量，而是参加垦荒、修渠和农业生产。1950年前后，新疆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为边疆长期建设打下基础。

1952年王震调离新疆后，王恩茂承担了主持新疆工作的重任，先后担任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和新疆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面对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双重限制，他主张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内地经验，更不能急于求成。

1962年，周恩来在新疆视察，看到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出现的变化，对当地工作给予肯定。王恩茂在新疆长期任职，真正熟悉的不是地图上的地名，而是各地干部、农牧民和基层部队的具体情况。

1969年，他离开新疆，转赴安徽工作。后来又回到军队，担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并在吉林、沈阳军区等地任职。职位几经变化，他始终没有离开政治工作和基层调查。

1975年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王恩茂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工作，也表达了希望回到军队的愿望。毛泽东作出同意批示。对一名长期从事军队工作的老干部而言，这次回归并不只是职务变化，更是重新回到熟悉的工作领域。

到了1981年，新疆需要一位既懂军队、又懂地方，既有边疆工作经验、又能处理民族关系的干部。王恩茂成为合适人选。那一年，他重返新疆，面对的已经不是1949年的残余势力，而是恢复秩序之后如何发展、如何团结、如何建设的新课题。

他到任后召开干部会议，公开谈到自己曾经在新疆工作中的不足，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对能够团结的力量，采取耐心争取的办法；对破坏社会秩序的武装活动，则依法依规坚决处理。与此同时，他推动民族团结教育，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并着手恢复和调整生产建设体系。

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72岁的王恩茂退居二线，担任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他表示自己不离开新疆，仍愿意为当地建设出谋划策。此后，他继续到基层调查，关心农业、工业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2001年4月，王恩茂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新疆。那片土地，曾是他率军进入的边疆，也是他长期工作、生活和承担责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