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杂碎考

我国的许多事情，大抵是不很讲究本源的。

譬如说“名声”这东西，往往与实物并不相干，却偏能借着一二达官显贵的衣冠，平地拔起几丈高的威风来。

一八九六年的秋天，大清国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公，卸下了“中堂”的差事，以私人身份到洋人的地界去游历。

那是甲午战败之后的第二年。

在我们自己的地界上，黄海的铁甲舰沉入水底，马关的条约墨迹未干，百姓们私下里咬着牙齿，恨不能啖其肉而寝其皮；自命清流的士大夫们，也在奏折里将他骂得狗血淋头，仿佛只要将这老头儿革职拿问，那覆灭的舰队便能重新从海里浮起来似的。

然而到了美利坚的纽约，景象却忽然大不相同了。

纽约的大街上竟至“万人空巷”。

洋人们对于大清国挨了多少打、赔了多少银子，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的。

他们只听说东方来了一尊天字第一号的“大人物”，穿着光鲜的黄马褂，留着长辫子，顶着一头大清朝的红顶子。

报馆的记者们便如发现了一头稀罕的走兽一般，天天扛着摄影机跟拍他的行踪。

吃什么，喝什么，咳嗽了几声，甚至连吐痰的姿势，都要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占去半个版面。

堂堂朝廷的老臣，洋人的西餐是断断吃不惯的。

刀叉拿在手里，刺刺戳戳，总觉得有违“圣贤教诲”或“体统”；况且那半生不熟的牛排，带着血丝，大约也委实难以下咽。

好在他随身带着自家的厨子，能开小灶。

洋人看着大清国的重臣吃着碗里的“东方秘制”，便越发觉得神妙莫测起来。

这实在是一种极可笑的景观：在国内被千夫所指的卖国贼，渡过大洋，竟摇身一变，成了新大陆上人人追捧的明星。

洋人看他，正如我们看戏台上穿戴整齐的花脸，戏唱得好坏且不论，光是那身花哨的戏衣，就足以让看客们喝彩半天了。

大约也是因为这“明星效应”过于显赫，后来便流传出一个极动听的故事：说中堂大人在纽约宴请洋人，厨子忙乱之中，将剩菜残羹一股脑儿倒进锅里混炒，洋人吃了大加赞赏，问是何菜，中堂随口应曰“杂碎”。

从此，这道东方佳肴便名扬天下。

这故事编得有声有色，很合乎我们中国人“达官贵人一开腔，天下奇迹自然来”的心理。

然而事实却是很不凑巧的。杂碎的老家，根本不在李府的后厨里。

早在淘金热和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岁月里，大批广东台山、四邑的穷苦移民，便被一艘艘“卖猪仔”的船只，送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他们没有黄马褂，也没有红顶子，只有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和两条干瘦的胳膊。

在繁重的苦力之余，腹中饥饿，肚里无油，厨子便将些最便宜的肉丝、豆芽、芹菜丝、笋丝，一股脑儿扔进铁锅里混炒一气。

这便是“杂碎”本尊。

这实在是一道穷苦人的“糊口菜”。

但在洋人眼里，只要是用油盐酱炒出来的、带着酱油色的东西，便统统算作“中国菜”了。

有据可查的是，早在一八七九年，波士顿宏发楼的菜单上，便赫然列着这道菜的英文名字。

那时候，李中堂大约还在直隶总督的任上，正忙着与洋人打交道、办洋务，怕是连“美利坚有杂碎”这等小事，也是闻所未闻的。

可见，早在李鸿章到访前十几年，这道杂碎便早就在美利坚中餐馆的铁锅里不知转了多少个圈了。

真正的“大转折”，确实是在一八九六年的秋天。

李鸿章在纽约的一举一动都上了头条，中餐馆的老板们大约是极有商业头脑的——这种头脑，倒不亚于如今的买卖人。

他们看准了洋人好热闹、赶时髦的癖性，立刻挂起了“李鸿章杂碎”的招牌，借着这位老中堂的名头，大肆招揽生意。

原本无人问津的“苦力菜”，一挂上了“中堂”的大名，身价便顿时陡增百倍。

洋人们纷纷涌进唐人街，争相品尝这道据说是“东方宰相最爱”的美味佳肴。

到了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一九〇三年，梁启超先生也来到了美利坚。

梁先生是个有心人，走走看看，写下了《新大陆游记》。

据他记载，不过短短几年工夫，“杂碎馆”已然遍布纽约，动辄三四百家，几乎成了唐人街乃至整座城市的招牌。

梁先生大约也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去尝过的，可惜结果却大失所望。

他在文章里极其坦白地评价道：“烹饪殊劣。”

“殊劣”二字，用得极其精准——说白了，就是难吃。

然而，难吃归难吃，却丝毫挡不住洋人们冲着“李鸿章”这三个字去排队。

洋人们坐在狭小的餐馆里，拿着不太熟练的木筷，将一盘盘黏糊糊、咸不咸淡不淡的杂碎塞进嘴里，脸上还露出一副领略了“古老东方文明”的满足神情。

这景象，若是让死去的列祖列宗看见，怕是要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但在当事人的眼里，却是一出极滑稽的现代出相戏。

然而，最耐人寻味的，其实并不是这菜的味道，而是它后来演变成的“符号”。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道原本由苦力和达官共同“塑造”的杂碎，竟然顺理成章地渗进了美利坚的流行文化里。

一九二五年，爵士乐大师阿姆斯特朗吹着小号，唱出了一首名为《谁为你切杂碎》的曲子，爵士乐的节奏里，竟夹杂着唐人街炒菜锅的烟火气。

到了一九二九年，画家的眼光也落在了这里，埃德瓦·霍普画了一幅名噪一时的油画，题目就叫《杂碎》。

画中是两个戴着帽子、穿着时髦洋服的女子，坐在中餐馆的窗前，窗外赫然挂着大大的“CHOP SUEY”霓虹灯招牌。

画面有些冷清，带着一种现代都市特有的疏离与孤独感。

一道由苦力的下脚料凑合而成的杂烩菜，仅仅因为一个大清朝高官的胃，以及一帮买卖人的吆喝，便这样堂而皇之地挂在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廊里，成了西方都市生活的一种象征。

这实在是一场绝妙的讽刺。

而在这场历时数十年的热闹狂欢里，唯一不买账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

梁启超先生在游记里早已写得明白：这种所谓的“李鸿章杂碎”，华人是绝不入口的。

“从无中国人去吃”——因为中国人心里清楚，那不过是一盘用油盐和酱油包裹着的粗劣杂碎，既没有东方的美味，也没有西方的讲究，不过是专门用来糊弄洋人钱包的“怪物”罢了。

我有时想，这“李鸿章杂碎”的遭遇，倒极像我们近代以来的许多事情。

我们往往很喜欢制造一些“符号”去给洋人看，或者洋人也很喜欢从我们这里强行剥离出一些“符号”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至于这符号里装的究竟是真金白银，还是一锅杂七杂八的肉丝与豆芽，那是谁也不肯去深究的。

达官贵人们以为自己的威仪远播海外，其实洋人不过是看了一场东方来的西洋镜；苦人们以为自己靠着勤劳扎下了根，其实洋人记住的也不过是一道“烹饪殊劣”的杂碎。

至于洋人自己，则在自欺欺人的“东方情调”里津津有味地咽着下脚料，还以为自己真正品味到了玄妙的东方智慧。

大家都在假戏真做，大家也都各得其所。

只是那盘被称为“杂碎”的菜，依然静静地端在美利坚的餐桌上。

霓虹灯闪烁着，爵士乐吹奏着，画笔涂抹着。

在一片繁华与冷清交织的夜色里，它不再属于李鸿章，也不再属于台山的苦力，它成了一个无主之物，在这荒诞的人世间，继续扮演着它那滑稽而又光鲜的角色。

大概，这便是所谓“文明交融”的真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