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不成器，陶渊明写下一首“骂儿诗”，道尽天下父母的无奈

五个儿子，一个都“不好纸笔”。这话不是街坊背后议论，是陶渊明自己写进诗里的。

在浔阳柴桑的家中，四十多岁的陶渊明对着几个孩子，大概早就没了当年出仕时的锐气。案上有纸笔，屋外有田地，家里有饭要吃，孩子也要教。

可最扎心的，不是穷。

是他这样一个写出《归去来兮辞》的人，转身看见自己的儿子们，竟没有一个像他。

陶渊明不是一生下来就想躲进田园的人。

他出身并不寒微。曾祖陶侃，是东晋名臣；家族里留下来的，不只是姓氏，还有读书、立身、入世的念想。少年陶渊明读书，也曾有过济世之志。

后来他做过江州祭酒，也做过参军，又在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四〇五年，出任彭泽县令。

这一次，他只做了八十多天。

郡里督邮要来，县吏提醒他该束带相见。陶渊明听了，心里那根弦断了。他留下那句流传很广的话：“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印绶一解，官路到头。

他回家了。

可回家不是躺在桃花源里喝酒看云。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得很实在：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孩子又多，米缸里没有多少储粟。

这才是真正的田园。

锄头要拿，书也不能丢。

陶渊明当然希望儿子们读书。一个父亲自己在官场里折过腰、碰过壁，未必还愿意孩子走同一条路，可他总盼着孩子有本事，有气节，能把陶家的家风接下去。

他早年写《命子》，给长子寄过厚望。

诗里他说：“夙兴夜寐，愿尔斯才。”意思很明白，日夜都盼着孩子成才。

这不是随口一说。

一个已经决定归隐的人，给孩子写下这样的话，说明他心里还有另一道门没关：自己可以退，孩子不能废。

可孩子偏偏不按父亲的想法长。

那首后来被人称作“骂儿诗”的《责子》，一开头就把陶渊明自己的狼狈摆出来：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头发白了，身体也不结实了。一个中年父亲坐在家里，看着自己一天天老下去，再看孩子们围在身边，心里不是没有急。

紧接着，他没有铺垫，直接点破：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五个儿子。

一个都不爱读书。

这句落下来，比骂人还重。因为陶渊明不是没儿子，他是儿子不少；不是没人教，是教了也没用。

老大阿舒，已经“二八”，十六岁了。

在古人眼里，十六岁不算小。再过几年，就要成家立业。可陶渊明给他的评语很干脆：“懒惰故无匹。”

懒得没对手。

老二阿宣，快到十五岁，正是《论语》里所谓“志于学”的年纪。陶渊明也没客气，说他“不爱文术”。

他不是不知道读书重要。

他就是不爱。

更让父亲堵心的是老三阿雍、老四阿端。两个孩子十三岁了，陶渊明写得近乎哭笑不得：“不识六与七。”

十三岁，连六和七都分不清。

最小的阿通，九岁。九岁的孩子还小，本来还能宽一宽。可陶渊明看在眼里，也忍不住写他：“但觅梨与栗。”

只惦记吃。

这一圈数下来，五个儿子谁也没逃过。老大懒，老二不爱学，老三老四识字数都费劲，老五满脑子梨栗。

这哪里像大诗人的家。

倒像千年之后每个父亲看孩子写作业时的屋子：纸铺好了，笔也放好了，父亲的火气刚压下去，孩子的心早飞到饭桌上去了。

可《责子》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也在最后。

陶渊明没有把话骂到底。他写完五个儿子的毛病，只收成一句：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老天若偏要这样，那就喝一杯吧。

这不是彻底放弃。

这是一个父亲在无可奈何里给自己找台阶。管不了，骂不动，逼不成，最后只好端起酒杯，把火气咽下去。

他没有说狠话。

宋代黄庭坚读到这里，反倒看出陶渊明的慈祥。因为这首诗表面是责备，里头却没有冷酷的断绝。陶渊明把儿子们的短处写得明明白白，也把自己的无力写得明明白白。

他太懂那种滋味。

父亲越有才，越容易在孩子身上失望。自己下笔成篇，便以为孩子至少也该亲近纸笔；自己知道读书能撑起一个人的骨头，便希望孩子早点开窍。

可孩子不是父亲的续篇。

陶渊明后来写给五个儿子的《与子俨等疏》，语气就更软了。他念着孩子们年纪小，家里穷，常常要做打柴汲水一类的活，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他还叮嘱他们兄弟之间要相亲相爱。

这时再看《责子》，那几句“懒惰”“不识”“但觅梨与栗”，就不只是骂了。那是一个父亲知道自己终究不能替孩子过一生，只能一边着急，一边认命。

陶渊明最有名的形象，是采菊东篱下，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是远离官场的五柳先生。

可在家里，他也只是父亲。

他会老，会穷，会看着孩子犯懒生气，会在纸笔前叹气，也会在叹完气后，把孩子重新放回心上。

公元四二七年前后，陶渊明走到生命尽头。柴桑旧居里，田地还在，纸笔还在，五个儿子的名字也留在他的诗文里。

那个白发父亲最后没有再骂，只把兄弟相亲的话留给他们。

案上的纸，替他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