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的毁灭性袭击突袭了以色列南部，造成了自纳粹屠杀以来犹太人单日遭受的最惨重伤亡。面对这场无前例的安全灾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闭门会议中给出了一个令外界惊愕但发人深省的诊断：他声称“奥斯陆协议造成的伤亡与10月7日相当”，并断言当年的和平协议才是导致这一切的“原罪”。
作为以色列左翼旗帜、长期对内塔尼亚胡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国土报》（Haaretz），在其评论中却抛开了党派偏见，承认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诊断上，内塔尼亚胡确实说对了一件事——正是《奥斯陆协议》将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武装力量从流亡地放回本土，才为后来的安全崩溃与10月7日惨案埋下了伏笔。
游牧式的“暴力大本营”：阿拉法特的暴力轨迹与流亡
要理解这一历史教训，必须先审视阿拉法特与其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暴力历史。
自20世纪60年代接管法塔赫和巴解组织以来，阿拉法特始终将武装斗争与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作为政治杠杆。在阿拉法特的策略中，暴力不仅是手段，更是凝聚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工具。
约旦时期（1967–1970）
巴解组织以约旦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越境袭击，甚至在约旦内部建立“国中之国”，肆无忌惮地践踏约旦法律，并试图推翻约旦国王哈桑二世。1970年爆发的“黑色九月”事件中，约旦军队强行清剿了巴解组织，将其驱逐出境。
黎巴嫩时期（1971–1982）
被赶出约旦后，阿拉法特率部转战黎巴嫩。在贝鲁特，巴解组织再次将黎巴嫩南部变为“法塔赫地盘”，不仅把黎巴嫩拖入了长达数年的残酷内战，还策划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包括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针对以色列运动员的惨案、1974年马阿洛特学校屠杀案（造成22名儿童死亡），以及1978年沿海公路劫持事件（导致37名平民遇难）。
1982年，为了彻底根除这一安全威胁，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围困贝鲁特。最终在多国部队的调停下，阿拉法特及其数千名武装人员被迫乘船撤离黎巴嫩，远赴北非的突尼斯。
在距离以色列几千公里之外的突尼斯，阿拉法特和他的高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地缘孤立。由于远离以色列边境，他们无法再有效地组织越境袭击；在阿拉伯世界的边缘，巴解组织资金匮乏、影响力骤降，几乎沦为一个被边缘化的政治流亡团体。
奥斯陆的“致命交易”：将特洛伊木马引入门内
然而，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打破了这一局面。
当时的以色列工党政府（拉宾与佩雷斯）抱有美好的和平愿景，希望通过“以土地换和平”，扶植相对“温和”的巴解组织来管理巴勒斯坦自治区，进而压制以哈马斯为代表的极端宗教势力。在这场豪赌中，以色列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允许阿拉法特及其数万名巴解组织武装人员从突尼斯“光荣返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
这一决策被证明是致命的。
首先，阿拉法特并未真正放弃暴力。在用英语向西方社会承诺“放弃恐怖主义”的同时，他在阿拉伯语演讲中（例如1994年著名的约翰尼斯堡演讲）将《奥斯陆协议》比作伊斯兰历史上穆罕默德与古莱氏族签订的临时停战胡代比因协定（Treaty of Hudaybiyyah）——即力量不足时的妥协，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以随时撕毁。
其次，阿拉法特将恐怖主义的基地直接搬到了以色列的“家门口”。在突尼斯时，巴解组织连向以色列运送一把枪都极其困难；而在获得自治权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获得了建立武装警察部队的权力，并接管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城市。这些行政和安全权力，随后成为了暴力升级的合法掩体。
2000年戴维营会谈破裂后，阿拉法特发起了“阿克萨群英起义”（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在这场持续数年的血腥冲突中，曾经由以色列放回本土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人员，拿着协议允许配备的武器，直接参与了对以色列平民的炸弹袭击和枪击。
从阿拉法特到哈马斯：10月7日的多米诺骨牌
《奥斯陆协议》最深远的副作用，在于它重塑了加沙地带的地缘生态，并为哈马斯的最终崛起扫清了障碍。
合法性崩溃与哈马斯上位
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从突尼斯归来后，迅速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变成了贪腐严重、效率极低、安全上被指责为以色列“伪军”的政权。这使得更加激进、高举“绝对抵抗”旗帜的哈马斯在民间声望大涨。
安全真空与加沙沦陷
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难以为继。2005年以色列单方面撤出加沙，2007年哈马斯通过血腥内战将法塔赫（巴解组织核心）赶出加沙。哈马斯继承了《奥斯陆协议》和撤军政策遗留给加沙的完整行政结构与领土自治权，并将其彻底军事化、要塞化。
如果阿拉法特当年继续被困在突尼斯，巴解组织就不会在加沙建立起最初的行政与安全框架，以色列也绝不会在90年代将加沙的内部控制权拱手让出。正是奥斯陆进程赋予巴勒斯坦自治实体的实体化地位，使得加沙最终演化成一个拥有数万军队、庞大地道网络和重型火箭炮库的“恐怖国家”——并最终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入侵。
历史无法假设，但历史的逻辑极其严密
《国土报》对这一观点的剖析，并非是为了给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执政失误开脱，而是试图向以色列公众揭示一个更深沉的历史教训：任何建立在“幻想敌人会帮你维持安全”基础上的战略妥协，最终都会付出血的代价。
当年的以色列领袖们认为，将阿拉法特从突尼斯引回本土，能换来一个负责任的邻居；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只是将一个终生致力于武装斗争的恐怖组织头目及其官僚机构，直接安插在了以色列最脆弱的腹地。当以色列人在未来的选举中投下选票、决定国家面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命运时，10月7日的烈火与血泪应当成为最清晰的提醒：当年从突尼斯飞往加沙的那架飞机，飞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三十年后依然在燃烧的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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