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孩在澳洲自费帮人补课，5个月送3名差生女孩进顶尖大学｜我会拯救你28

大家好，我是陈拙。

很多人问我，到底什么是好故事？到底什么职业里好故事最多？

我听完总是先点头，再沉思。

我为什么是这个反应，给你讲几个职业里的“特殊故事”，你就懂了：

有个卖针织品的小老板，查出白血病后，原本只是想给自己找点便宜药，后来却成了替很多病友找药的人。

有个一身病痛的女老师，连自己的治病钱都凑不齐，却拉下脸四处“化缘”，建起免费女高，把两千多个女孩送进了大学。

每个职业里都可能有传奇，一个普通人，当万分之一概率的小事件降临在他身上，也能创造奇迹。只是这个奇迹的发生，不靠运气，靠智慧与勇气。

今天故事的作者侯小圣，也是这样。

她是一名在澳洲工作的司法社工，平时处理的是家暴、儿童保护和心理危机。有一天，几个素未谋面的原住民女孩找到她，想要继续读书。

这事本来不归侯小圣管。

所以她做了一个很离谱的决定——

自己办一个补习班。

没有拨款，没有资质，甚至没人知道这件事最后会不会被承认。“奇迹”会发生在她身上吗？

那一年，我在澳大利亚做司法社工，有很多个案要跟，整天忙的焦头烂额。

终于做完一个大案子，我在会上做报告，一切结束的时候，却被领导叫住，她认真地看着我问：“你只有这些要汇报？”

我拿不准她什么意思。眼看同事们已经全部走掉，会议室里只剩下我俩。

她笑了：“孩子们的高考成绩出来了吧？”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那是一个特殊的案子，我还以为只有我在乎。

我的领导，也就是我的督导说，她不知道我具体做了什么，又是怎么做到的，但无论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感受，这间会议室现在都应该只属于我，“你可以自己汇报给自己听。”

说完，她替我关上门，我一个人站在会议室里，房间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回音。

我想说，那个案子，是关于一群最被人忽视的孩子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自己做个案汇报——关于一个无法写进正式档案里的案子。它没有编号，也没有立项，但它却是让我最引以为傲的案子。

我想起很多瞬间，而这件事的开始，要从我接那些夜班说起。

在澳大利亚做司法社工的时候，夜班工资很高。

通常是白班的三倍。

按理说，这种班应该抢破头。可在我们机构，排班表上最空的，永远是夜班，没人愿意去。同事还私下开玩笑，说夜班赚的不叫加班费，叫“精神抚恤金”。

因为夜班遭遇的全是等不到天亮的急活儿。

我们司法社工这行，干的本就是给社会系统“兜底”的活。那些牵涉法律风险的、家庭彻底失控的案子，会被很多部门互相推诿——没人知道该归谁管，却又随时可能出大事。最终，这些案主全落到了我们手里。

你永远不知道半夜响起的电话，会把你带到哪里。

可能是急诊室，陪一个自杀未遂的案主熬过最危险的几个小时；也可能是临终危机介入，走进一个刚刚被死亡击中的家庭。

医院夜班尤其难熬。消毒水、血污、崩溃的家属和冷白灯混在一起。待久了，人会觉得自己也被泡进了漂白剂里，连情绪都慢慢发白、发麻。

但有那么一段时间，只要排班表上出现空格，我就会走过去，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看我连轴转到眼底发青，同事终于忍不住问：“你最近很缺钱吗？”

我想了想，说：“算是吧。”

他们大概以为我在攒首付，或者还什么贷款。

没人猜得到，我拿这些钱去买了一批高中数学卷子，定了几十节英语语法课，还付了一个补习班半个月的杂费。

凌晨坐在急诊室里犯困时，我常常会想起那个改变一切的下午。

2018年2月，澳洲的夏天。

三个棕色皮肤、满头卷发的女孩被前台领进我的咨询室。她们身上还带着外面的热气。其中一个下意识地站在另外两人前面，身子微微侧着，像只小豹子一样盯着我。

然后她用发抖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姐姐，我们想上学，你们能帮我们吗？”

做司法社工两年多，我自认已经习惯了接手各种无解的烂摊子。但“帮人上学”这种再正常不过的需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职业本能立马在我脑子里拉响了警报。一个孩子说自己上不了学，背后通常不会只是“不想读”这么简单：家暴？虐待？校园霸凌？监护人控制？

我一边翻看她们在前台填的表格，一边准备在脑海里给那个“施暴者”画像。直到视线落在第一栏的姓名上，我才反应过来——她们是原住民。

原住民曾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主人，但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他们只占总人口的5%左右，其余95%都是移民。在现代社会里，原住民已经成了边缘的群体。

那些源自土著语的名字，在英语表格里像一串乱码。我在社工培训课上学过这门语言，但这是第一次在真实文件里见到，忍不住读出了声：

“Chilgeerum Bendhu，Cobbabowga……”

三个女孩发出小小的惊呼，好像很惊讶我能认识。她们对视了一眼，整个上半身不自觉地向我凑近，原本紧绷的防备卸下了一半。

看她们还有些局促，我特意和她们多闲聊了一会儿。

我问她们是怎么过来的。

女孩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坐公交来的。下车时有个人的卡刷不出钱，被查票员拦住怀疑逃票，幸好有路人帮忙解围。她们一边说一边拍着胸口，脸上还残留着后怕。

我听着觉得有点穿越。在澳大利亚的司法系统里，原住民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由于历史原因，哪怕犯下抢劫，法庭都会慎之又慎。外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几乎等同于“法外狂徒”。可眼前这三个人，竟然被一个查票员吓成这样。

这么胆小的女孩，到底是谁在阻止她们上学？

费了半天劲，我终于从领头女孩玛蒂马马虎虎的英语中拼出事情的全貌。

我猜错了。根本没有具体的施暴者。

她们不是不能去学校，而是每天坐在教室里，却没人愿意教她们考大学。

三个女孩都是十二年级，相当于国内的高三，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高中就读。学校里，原住民学生被单独分在一个班。理由很正当：大部分原住民小孩只会说土著语，没法和其他学生混在一起上课。

但到了高三，整个学校对这个班的态度，就是等他们混完、拿个结业证明、走人。

“我们班……不一样。”玛蒂费力地找着词，“上课很吵，有人直接不来，也不请假。”

旁边的女孩补了一句：“老师也不管。”

“数学课一节五十分钟，”玛蒂伸出一根手指比画了一下，“老师只讲十分钟。然后发卷子，自己做。下课前发答案，自己对。”

“你们问过老师吗？”

玛蒂点头，有点委屈：“我举手问，老师说答案书上都有，自己看一下。”

她们读的是高三，但学的还是初三的内容。一群人就这么被搁着，等时间到了自动“毕业”。

可偏偏在这个被放逐的群体里，冒出了一个玛蒂。

“你想学什么？”我问她。

“金融。”

出于一个文科生的不理解，我多问了一句“为什么”。

玛蒂的眼睛亮了一下：“《大空头》，你看过吗？”

那是一部关于华尔街的电影——几个边缘人看穿了系统的漏洞，做空市场，赢了那些西装革履的精英。在一个连高中数学都不愿意教的原住民班级里，这个女孩因为这样一个逆袭的故事，长出了学金融的梦想。

她不仅自己学，还拉着两个小姐妹一块猛学。可问题是，在这种教学条件下，她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考上大学。

“你们父母呢？”我问，“他们怎么没帮你们想办法？”

三个女孩互相看了一眼。

“他们……不是不管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在家附近找个工作，不要走太远。”

玛蒂说，“我家有个表哥，还有一个姐姐，他们考上大学了。后来就不回来了。家里人也不太说他们，好像……不应该提。”

“为什么？”

三个人都安静了。玛蒂摇摇头：“不知道。”

那天下午，她们跟我讲了原住民社区议事会，讲了长老，讲了辍学的朋友们——小学读完就回家帮忙卖手工艺品，有的十几岁就生了孩子。说到这里，三个人脸上同时掠过一种恐惧。那似乎是她们最不愿意走上的一条路。

讲到最后，她们自己都动摇了。三个女孩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如果我们的要求很过分的话，那就不用三个人都能读书，求你帮玛蒂一个就行。”

我愣了一下，问：“为什么只帮她？”

旁边的女孩立刻说：“她数学特别好。”

另一个女孩也点头：“我们不会的题，都问她。”

原来三个女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在学校里，她们自己组了一个学习小组——准确说，是玛蒂当老师，另外两个当学生。玛蒂几乎成了她们真正的数学老师，拉着两个小姐妹一起学，三个人的成绩也一点点提升。

我翻开她们带来的成绩单。澳洲高中课程单科满分50分。她们所在的原住民班里，大部分学生只能拿十几分，三个女孩却都接近40分，玛蒂的数学还拿过满分。

看着这些分数，我逗她们说：“现在我有三个案主，但是我得淘汰两个是吧，那行，那我真的就只帮成绩最好的一个吧。”

可能是看到我在翻白眼，三个女孩都笑了。

我哼了一声，但心里已经做了决定，这个案子我接了。

当时我以为凭她们的成绩，这件事走走流程就能解决。谁承想，接下来我竟然会撞那么多次南墙。

她们走后，我去查了一下我们维多利亚州的教育数据：原住民学生能熬到高中毕业的不到一半，能考进大学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玛蒂她们所在的社区，过去几十年里，出过的大学生数量，是零。

此时距离澳洲高考只有8个月。

按照社工的标准化流程，解决这个问题的首选，是直接介入学校系统。学校里的事，先找学校解决。她们这个班不教高考内容，那就换个教高考的班。我不信学校老师敢当面告诉我，原住民和白人小孩不能放一个教室。

我拿着她们的成绩单去找教学负责人，询问能否给她们换一个班级，我知道每所学校嘴上不说，但实际上都分快慢班，这三个女孩的成绩完全可以上快班。

负责人翻着手里的文件，没有马上回答我。过了一会儿他说：“快班这边人满了。”

我说她们成绩够。

他点点头：“成绩是够，但那个班节奏很快，课后活动也多。”他看了我一眼，“怕她们跟不上。”

他没有明说，但我听得出来。快班有很多小组活动，这些活动的完成情况会计入最终成绩。他担心的不是她们学不会，而是她们会在小组里被排挤——没人愿意跟原住民学生一组。

作为社工，我见过太多这种包装得很体面的拒绝。我没有当场反驳他，只说想再和孩子本人确认一下。

稍后我和玛蒂聊了换班的事情，玛蒂说她不太喜欢和其他班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因为她长得和白人小孩不一样，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她有着棕色的皮肤，满头蓬松的卷发——那是典型的原住民样貌。

每年开学，都会有白人小孩跑来原住民教室，像看猩猩一样围观他们。经过她们班门口的时候，有人会夸张地捂住鼻子，大声说“好臭”。

去实验室排队，白人学生会转过头来问：“你们知道怎么预约吗？把预约单拿出来看看。”玛蒂说有一次她拿出了预约单，对方看了一眼，笑着说：“你们还真的会用电脑啊。”那群孩子还会直接抢走她们的实验器材，指着脑袋嘲笑他们笨、学不会。

我问她：“那你们怎么办？”

玛蒂想了一下：“远离他们，等他们走了再进去。”

其实在澳洲的大多数地方，针对原住民那种明目张胆的歧视并不常见，至少不会被公开允许。但在她们那所学校里，半大孩子们释放恶意的方式，往往非常具体，也非常刺人。

看起来转班不能解决问题，恐怕还会把她们推进另一个更直接的羞辱现场。

既然这样，那就换个学校吧。

我首先想到的是给她们找一所更好的原住民学校。但连跑了几所学校，越跑心越凉。我发现玛蒂她们所在区里所有原住民学校都烂得如出一辙。有两所学校甚至共用一套老师，一所学校上课，另一所就得放假休息。

那其他区呢？我通过走访，发现东南区有一个管理相当严格的混校。我看到这所学校的原住民小孩规规矩矩地上课，考试，做实验。我觉得机会来了，理论上，只要材料齐全，跨学区不算太远，玛蒂她们可以申请转过去。

我帮她们准备申请，补材料，写说明，反复打电话确认名额。

第一次学校给我打电话，对方是个男老师，倒是很客气，和我说感谢我对他们学校的兴趣，接着话锋一转，问我：“你方便让这些学生发一份出勤记录吗？”

我说可以，他又赶紧补充：“高一到高三的都要有。”

我联系玛蒂，告诉她怎么在学生系统里找到这个文件，然后申请分享给第三方，玛蒂很敏感，问我：“为什么要这个？”

我说没事，常规材料。

说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心虚。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常规材料”不只是材料，只是个体面的幌子。它真正在问的是：你家里是不是有个随时会惹事的父亲？你是不是经常无故旷课？你这种原住民身份，会不会给学校的升学率和安保添麻烦？

不久后，学校第二次来电，询问学生的家庭稳定性。

第三次来电，询问是否有持续监护支持。

第四次还是那个男老师，电话里面告知我：“很感谢你联系我们，但目前确实没有空位了。”

我说上周你们还说在评估。

“是的，评估完了。”他说，“人员满了。”

挂掉电话我坐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一个细节——他们从头到尾没问过三个女孩的成绩。

我很是不甘心，想找机会当面和负责人聊聊。我提前打听到，学校负责人每天会跟校车送学生。那天下午，我把车停在学校对面，等着放学。

校车一辆辆驶出校门。我盯着其中一辆，看见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人上了车——那是我要找的负责人。

我发动车子跟在后面。校车开得不快，一站一站地停。我原本以为它会开往原住民社区，但路线越来越不对。车窗外掠过的是整齐的草坪、带车库的独栋房子、修剪得很好的行道树。这是典型的白人社区。

一直跟到最后一站，我发现整条路线里，没有一个学生被送往原住民社区。

我突然明白了，这些孩子已经离开了原住民族群，融入了“外面的社会”，其实他们只有长相还是原住民的样子，其他的早就不是了。他们很可能都不知道社区议事会是什么，日常使用的语言也是英语。

这所学校接纳的，并不是所有想读书的原住民，而是那些已经变成“标准学生”的人。

学校这条路走不通，我只能换个方向。

我是司法社工，不是原住民教育专家。按我们这一行的常识，遇到非专业领域的困境，最标准，也最应当的操作就是转介，去找专门负责原住民事务的机构，把这三个女孩放进某个现成的“专项扶持计划”里，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原住民帮扶项目的负责人，她叫苏西。

苏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白人女性，穿深色西装，很干练的样子。听说我遇到的问题后，她很爽朗地说：“政府有教育支持项目。孩子想上哪个技校，或者直接做职业技能培训快速上岗，我们都能有针对性地培养……”

“不，”我打断她，“她们要参加的是高考。”

苏西愣了一下，发出一个极长的“哇”。

我坐在对面，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

我知道她没有恶意，甚至是在认真给我介绍现有资源。可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不舒服。好像在她听来，原住民孩子想去技校、做职业培训、尽快就业，是顺理成章的；可她们想参加高考、读大学，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哇”的事。

在澳洲这些年，我也不是没被人用刻板印象看待过。那种感觉很奇怪。对方不一定骂你，也不一定明确说“我看不起你”，只是已经在心里替你放好了位置。

刚做社工时，有白人案主看到我的脸，听见我的口音，直接跟前台要求“换个不是外国人的来”。

但我是个成年人。我有学历，有工作，有职位，也知道自己可以反驳、投诉，可如果我是一个18岁的女孩呢？

如果周围所有人都用这种极其合理，甚至带着善意的方式告诉我——你们这样的人不适合读书，不适合往上走。那我会变成什么样？我能有玛蒂一半的坚定吗？

我和苏西花了一个下午，翻找机构里所有的项目。

从“原住民就业帮扶计划”到“人权讲座进原住民社区”，支持原住民的项目并不少。

我指着其中一个问：“这个‘原住民体育锻炼项目’是什么？”

苏西说：“带他们打篮球。”

“教他们打篮球的项目都有，就没有考大学的相关项目吗？”我很疑惑。

苏西抿着嘴不说话。

我赶紧解释：“我不是质疑你们机构的工作重点，我就是纯疑惑。”

她还是不说话，只是把资料翻得哗哗响，好像誓要找到一个相关项目证明给我看。

找到最后，我俩面面相觑。

真的没有。项目表做得很满，就业、技能、文化、体育，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升学”这一栏。

我想不通。一个华人在职场遇到歧视，有公平工作委员会管；在大学里遇到不公，有专门的办公室可以走进去反映。那原住民小孩想考大学，怎么可能没有人管？社工教材上明明写了有专项扶持的。可翻遍所有能找到的项目，没有一个能落地的，全停留在纸上。

我不信这件事真就没人管。苏西这里没有，我就往上找。

于是，我把电话打到了维多利亚州教育局。

自报家门之后，电话那头让我带着材料，直接去教育局的中央办公室面谈。

接待我的官员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他接过我递过去的材料，随便翻了两页，问道：“这几个孩子，具体是哪个定居点的？”

我报出了她们的部落和所在的社区。他翻文件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区啊……”他身体往后靠了靠，“你要知道，那边的孩子很少有能撑到大学预备阶段的。整个维多利亚州，十个原住民里也就四个人能勉强把高中读完。至于她们那个定居点，实际情况只会更糟。”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转身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统计表，推到我面前： “你看看东南区的数据，那边的原住民小孩考上大学的概率就高得多嘛。”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冲我眨了眨眼睛：“所以你看，学习这种事嘛，归根结底还是各凭本事。”

我坐在他对面，咬着牙没接茬。

见我不说话，他又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 “当然，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教育局是很愿意提供一些鼓励性支持的。但你得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不能越权去替代学校的自主判断，更不可能为了某几个人，改变现有的录取标准……”

最开始面谈的时候，我手里还拿着笔，坐得笔直，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信息。但往后一听，我就默默把笔放下了。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翻译过来其实就一句话——这事我们不管。

回去路上，我越想越生气。感觉继续这样礼貌地沟通、委婉地询问，只会被一次次退回原点。

我决定不再问“能不能帮帮她们”，而是直接写了一份正式的邮件给州教育局，提出申请：为这几个孩子开设一个专门的临时教学点，补上她们参加高考所需要的课程。

信里我附上了玛蒂所在班级的出勤率、整个社区的辍学数据，把“未成年人结婚生育”的案例也加了进去，做成表格。

为了表明我的态度，我在信里写道：“你们引以为傲的东南区数据，建立在那些原住民学生已经脱离族群、不再拥有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难道系统现在的逻辑是：只有先剥离身份、成为‘灵魂白人’，才能获得正常受教育的权利吗？”

几天后，我收到了教育局的邮件：“我们很感谢你对教育事业的热心……但是希望您先证明这个项目的开办是有必要的。”

我把邮件横过来倒过去看了三遍，都不知道怎么回复。

他们的意思是：你先证明这些孩子值得被教，我们再决定要不要教。

这是一个完美的死结：因为你们社区没有考上过大学的人，所以你们不需要大学辅导项目；如果你们想要辅导项目，你们得先证明自己能考上大学。

没有人明确拒绝她们，每一步也都符合程序，可走完所有程序，她们依然得不到需要的支持。问题从来不只是“学习嘛，各凭本事”。卡住她们的，是一整套制度之外的空白地带。她们不符合标准路径，就得不到标准支持。

我想起刚到澳洲读研的第一学期，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司法社工的训练。课堂上反复讲一个词：公平。

人不应该因为出身、肤色、性别、贫穷，或者任何自己无法选择的东西，被提前挡在某些机会之外。这一原则写在教材里，写在一份份政策文件里，看起来像地球是圆的一样天经地义、不容置疑。

我本科学的是心理学，学的是怎么帮受伤的人走出阴影。到了澳洲之后，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社工不只关心一个人受了什么伤，还要继续追问：是谁、是什么系统、什么规则，把她推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决定成为一名司法社工。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想做司法社工不容易。语言、注册、上千小时实习、背景审查，哪一关都能筛掉一批人。我也花了很久，才学会用这个国家的规则去替案主争取空间。

我想做的不是站在案主旁边说几句安慰的话，而是在他们被困住的时候，陪他们上法庭，帮他们找到问题背后的原因，再用制度里本来就存在的工具帮助他们。

我曾经以为，只要一个人符合标准，只要她有能力、有意愿、有正当的请求，系统就会给她留一扇门。

可现在我才发现，三个成绩够好、目标明确的女孩，只是想继续上学，面对的却是一堵堵连门缝都没有的高墙。

这些墙不在规则里，却比规则更难打破。

说实话，事情走到这一步，我完全可以体面地停手了。

只需要打开系统，把情况写进档案，在最后一行敲下“已转介、无可用资源”，然后点击归档，我这个case就完美结案了。合情合理无可指摘。我手里还有一堆等着处理的危机案子，原住民教育本来就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可我清楚得很，如果我在这里放手，她们不可能再找到下一个人了。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原住民求助，大概也会是这辈子唯一的一个。

我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在我的成长经验里，孩子想读书，从来不是一件应该被嫌麻烦的事。

我奶奶是高中老师。她会给成绩好但上不起学的学生补课，也会替他们出三年的学杂费。理由只有一个：孩子要读书，不读她堵得慌。在我家，这种事不叫多管闲事，叫正常。

既然没有现成的项目愿意接，那我能不能先把这个补习班搭起来？

别的事情我可能不懂，可补课这事，中国人还能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不就是找几个老师，找个地方，把她们缺的课一点点补上吗？

如果真的能帮她们上大学，我看别人还有啥话说。

补课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反而冷静了下来。

我毕竟还是机构的社工，不能私下拍脑袋给案主另起一个项目。司法社工最先学会的就是边界。你可以心疼一个案主，但不能因为心疼就绕过程序；你可以相信一个孩子，但写进记录里的每一句话都要有证据，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法庭调取。

真想做这件事，我得先去见我的督导。

督导是我的直属领导。每次我主动找她，不是要越权申请资源，就是有案主打电话来说要自杀，所以我感觉她每次看见我都头大。

第二天，我走进她半掩着的办公室，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我要给三个女孩找老师、办一个临时的高考补习班。

她没有像平时那样伸手去拿咖啡杯，只是一边听，一边用笔在纸上无意识地点着。等我说完，她才问：“老师的工资谁来付？”

这个问题我昨天想了一晚，我觉得既然是帮助原住民学生升学，机构多多少少应该能协调出一点经费。

“我们这边能不能申请一些资源和经费？”我问，“不用很多，把这几个月撑过去就行。”

她停下笔，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用一种极其公事公办的语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对你个人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锻炼。”

我刚想松口气，她却放下笔，接着说：“但是，从机构职责的角度，我们不能介入其他机构的具体事务。我可以支持你，但这种支持只能停留在口头上。经费方面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帮助，因为这涉及一个合规的问题，这笔钱没法走账，也很难解释一个司法社工机构为什么突然为几个学生支付补课费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甚至需要‘假装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

她拿过一张纸，在上面写写画画，像是在快速帮我算一笔账。然后，她给了我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 “如果你非要这么做，你的工资可能负担不起。你可以考虑多排一些夜班。工资是白班的三倍。”

我听明白了。她的意思是：这件事超出了我们机构的工作范围了，她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实际资源。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补习班真要办下去，老师的课时费、教材费、杂费，都得我自己掏；而且如果过程中出了任何问题——学生路上出事、老师合同纠纷、家长投诉、教育局追问……机构都不会替我承担。所有风险，都挂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能理解她的立场，也知道这就是她能支持我的全部了。

从她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她说的那些代价，每一条都是真的。

这已经不是“多管一点闲事”了。如果坚持做这件事，我不仅要自己付老师课时费，还要承担学生、家长、老师和机构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

我在心里很快算了一遍：老师课时费、教材、打印、杂费这些，哪怕只撑到高考，也不是一笔小钱。

现在回头仍然来得及。

我拿出手机，本来想告诉苏西，这件事到此为止。聊天框已经打开，我还没有打字，就看到屏幕上还留着玛蒂前一天发来的消息：“学金融，数学是不是一定要很好？”

我盯着那句话，想起自己十八岁填志愿的那天。高考曾经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整个少年时期，我也在筹划怎么离开家，逃开母亲无处不在的控制。可到了填志愿那天我才发现，志愿也早已被母亲替我填好了——本地的大学，她挑的专业，我连这个城市都出不去。

那一次，我没能真正离开。几年后，当我终于又有机会选择去哪里时，我在地球仪上找了一个离家足够远的地方，来了澳大利亚。

从那以后我花了很多年，才在这个陌生的国家站住脚。我有了工资，有了专业能力，也终于有了自己做选择的自由。可如果这些东西只是让我自己过得好一点，那么当一个女孩终于鼓起勇气来找我，想为自己选一次道路时，我难道只能回答她：“抱歉，这不归我管”吗？

我删掉原本想说的话，给苏西发了条消息：既然都不支持，那我们自己办个补习班吧。现在就开始找老师，工资我来承担。

苏西秒回：你是不是疯了？

“你别管。”按下发送键后，我打开夜班排班表，在一个个空班后面填上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我就发邮件问我的研究生老师，课程大纲怎么做，有没有模板。

我老师凌晨回复：“你要干什么？你好好的社工不当，跳槽当老师去了？”

我老师神出鬼没，一般凌晨在线。之后好几天，我都半夜十二点给她发邮件，问如果我要做高中课程大纲，应该怎么入手。

她后来干脆问我要电话，直接打过来：“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没敢多解释，只说最近在原住民机构里做志愿工作，对一个教育项目感兴趣。

她指挥我先计算需要多少学时，再画一个表格，按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当时我想得很简单。教育局要我证明这个项目有必要，那我就先把它办起来。社工工作中，先垫付、后报销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玛蒂她们考上大学，项目有了结果，第二年正式立项，我垫进去的课时费应该就能报回来。

至于眼下，我得赌一次。

赌这个临时拼起来的补习班，真的能帮她们考上大学。

决定自己单干之后，我开始算具体的账。

最贵的是老师。三个科目，按每小时四五十澳币的市价算，一个月的课时费要超过三千。我盯着这个数字看了很久，最后咬咬牙：只要把机构里那些没人愿意上的夜班都接过来，这笔钱应该还能勉强兜住。

可我很快发现，自己漏算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哪儿上课？

我查了一圈共享办公空间的租金。看到报价的那一刻，我手脚都有点凉。哪怕租最小的场地，每个月的开销也高得惊人，再加上其他杂费，我根本承担不起。

那几天，我对着纸上的数字反复计算，怎么算都填不平。我原本以为，只要自己豁出去多熬几个夜班，就能把整个补习班撑起来。可现实是，我熬夜挣来的钱只够付老师工资，场地费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

我又试着联系公立学校，想借一间放学后不用的教室。校方告诉我，校外人员使用教室没有过先例，必须经过安保审批，还要安排本校教职工在场监督，相关费用也需要由我们承担。我打了几个电话，没有一所学校愿意为三个原住民学生走完这套额外流程。

能想到的路几乎都堵死了。

我去找苏西时，已经做好了道歉的准备。我想告诉她，这件事可能真的办不成了。是我之前想得太简单，不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还让她跟着忙了这么久。

苏西听完，像看傻子一样看了我几秒。

“场地？”她挑了挑眉，“这算什么问题？”

我愣了一下。

“我们机构二楼有一块地方一直空着，晚上也没人用。”她大手一挥，“反正安保灯本来就要开。你早说啊，拿去当教室就行了。我回头把大门密码给你。”

压了我好几天、怎么也算不过去的场地费，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始重新认识眼前这个人。我发现苏西和我想象中的机构负责人不太一样。

她在社工领域资历很深，经常受邀去给其他机构做培训。管着七八十人的机构，却从不端架子。见她的时候，她总是穿黑白灰绿蓝这种低饱和度的颜色，说话简洁，不爱寒暄。我认识的很多澳洲白人都很健谈，见面总要聊几句天气、周末计划，她从来不说这些。跟你打完招呼，下一句就是正事。

她不是冷漠，只是表达关心的方式很淡。

她的机构走廊拐角有一个自助零食角，放着各种糖、饼干、蛋白棒，旁边摆着募捐箱。拿零食的人自觉往里面塞钱，攒够了就给服务对象买物资。苏西有时会抱怨：“糖两三天就得补一次，蛋白棒放到过期都没人碰。”

我说那就别放蛋白棒了。

她摇摇头：“糖是给大多数人的，蛋白棒是给少数人的。但少数人的需要，也不能因为少就被撤掉。”

可能苏西对这个补习班大概也是这个态度。它未必会被很多人需要，也未必一定能成，但只要有人可能靠它撑过去，她就愿意把场地留着，把灯开着。

场地的事解决了，补习班真的能办起来了。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法回头了。这不再是一个想想就算的念头，而是一件说了就得做到的事。

剩下的，就是去挣钱了。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被切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半。

白天，我照常处理手里的案子，再趁午休和工作的间隙联系老师、核算课时；到了晚上，我再赶去机构值夜班。

有时候夜班结束，我会直接接着上白班。上午通常还能撑住，大概是已经困过了劲儿。到了中午，我就不去吃饭，找个地方睡一会儿。这样既能补觉，又能省下一顿饭钱。

有一个周四，我记得当天没有预约，值完夜班就回家睡觉了。没过多久，机构的电话把我叫醒：有个案主已经到了，正在前台等我。

是我记错了时间。我赶回机构时，案主已经离开了，前台只能先向案主解释，重新安排咨询。后来，我给他补做了一次咨询和后续跟进，机构也扣了我二百澳币的工资。那天下班时，我和一个平时不太熟的同事正好坐同一班车。她大概看出我一直没说话，安慰我：“别想了，大家都有记错时间的时候。”我知道她只是随口安慰了一句，可当时听见，还是有点感动。从那以后，我每天睡前都把第二天的预约核对两遍。

工资一到账，我先把下个月的课时费留出来，剩下的钱已经不够维持原来的生活。于是，我开始一项项往下砍开销。

最大的一笔是房租。我原来一个人住，每月要付九百澳币。为了把房租压下来，我厚着脸皮问一个学妹，能不能和她合住。她答应以后，我每月的房租降到了六百八。

省下来的二百二十澳币，差不多又能多付几节课。

以前，我每周吃饭大概要花一百澳币。中午在机构附近买份快餐，再带一杯咖啡，晚上回家吃饭。现在，这笔预算被我压到了二十块。

我每天早上用最便宜的吐司和生菜做一个巨大的三明治，塞进保鲜袋里当午饭。咖啡馆也不去了，改喝机构茶水间的免费速溶咖啡。我以前一直嫌它难喝，现在端起来猛灌几口，居然也觉得还能接受。

这种把每一分钱都算清楚的日子我并不陌生。刚到澳大利亚那几年，我也这样算过：房租、车票、学费……每一样东西都能被换算成自己还能撑多久。

现在，这套算法又回来了。只是这一次，我计算的是三个女孩还能上多少节课。

我原以为，只要能把钱挣出来，最难的一关就算过去了。

但我又错了。

比起钱，招聘老师更难。愿意来教她们的人，远比想象中少。

我和苏西把招聘条件放得很宽：有高中教学经验，熟悉她们社区使用的语言最好，不要求名校背景。

招聘信息刚挂出去时，每天还能收到十几封简历。可真正开面试之后，事情很快变得不对劲。

有一位西澳大学毕业的候选人，简历很漂亮，也有高中教学经验。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原本还很热情，可一听说要给原住民上课，电话挂断得极其果断，连个“再见”都没留。

我盯着挂断的手机，大概能猜到他在想什么：要么觉得这群孩子是无底洞，教不出成绩砸自己招牌；要么就是怕去原住民机构惹上什么难缠的麻烦。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

有些面试者礼貌一点，不会直接挂断，却会脱口而出：“原住民？她们学得会吗？”

筛了十来天，初步符合条件、可以继续联系的简历还剩一百三十多份。其中差不多一半本身就是原住民。看到这个比例时，我一度很兴奋：谁说原住民考不上大学？这不是有这么多人已经走出来了吗？

直到我面试了第一位原住民应聘者。

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应聘教数学。简历上写着，她有教高中学生的经验。

视频接通后，画面有点模糊，她看上去也很紧张。苏西选了几道历届高考的基础题发给她，请她简单讲一下解题思路。

题目发过去后，对面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一度以为网络卡住了，可画面里的女人还在紧张地拨弄头发。

苏西等了一会儿，尽量委婉地问：

“您是……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类题吗？”

女人含糊了半天，小声说：“我没想到教高中生这么难。”

苏西问她，简历上为什么写着有高中教学经验。

继续聊下去，我们才明白，她确实教过不少高中年龄段的孩子，但都是自己社区里的学生。

在她生活的原住民社区，有些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公立高中，她就在家里给他们上课，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儿子。因为那些孩子已经到了高中的年纪，她一直以为，外面的“高中教学”也是差不多的内容。

那天之后，她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

她没有故意夸大经历。只是她理解的“高中教学”，和我们要准备的高考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第一次意识到，玛蒂她们能够走进公立高中，并且一路读到十二年级，本身就已经走了很远。她们的厉害，不在于被谁托举过，而在于一直没有放弃往上走。那种生命力，比我想象的还要顽强。

第二位面试者是一位刚毕业的年轻老师。

她来到机构，认真听完项目介绍，又问了学生的情况。我告诉她，我们要帮助几个原住民女孩准备高考，她们已经完成选课，现在缺少的是高考练习。

她愣了一下，礼貌地笑了笑：“她们这个年龄才开始补课，能跟上吗？”

我说，她们成绩不错，只是一直没有接受过完整的高考教学。

她沉默了几秒，最后婉拒了。她说，自己更希望教“正常的孩子”。

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没有直接拒绝，却问得非常仔细：

“她们会不会补到一半就不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考大学？去职业学校学一门技能，不是更现实吗？”

“就算考上了，她们的家庭负担得起大学费用吗？”

她像是在替我评估风险。问到最后我才发现，她已经预设了一个结果：这些女孩大概坚持不到最后。

还有些时候，我觉得候选人的履历和回答都没什么问题，可等人一走，苏西就会立刻说：

“这个不行。”

“他刚才把所有原住民都叫成‘岛民’，这人有种族歧视。”

我有些不解。官方文件里经常并列写着“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我一直以为“岛民”是一个正式称呼。

苏西笑笑：“你不是澳大利亚人，有些词你不懂。有本事他就把这一长串说全，那算他严谨。但把所有原住民都叫成‘岛民’，就等于管你叫‘哎，亚洲来的’。”

说完，她低声嘟囔了一句：“垃圾。”

每结束一次面试，我都会把简历重新收进文件夹，再继续联系下一个人。可越往后，我越无法把这件事仅仅当成一次招聘。

以前，我在书里读到原住民社区制作手工艺品、编织草帽和地毯，只把它们理解成一种文化传统和谋生方式。直到坐在这些候选人面前，听见他们一次次问“她们学得会吗”“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我才清楚：很多人从来没有认真想象过，原住民也会坐在教室里，准备一场通往大学的考试。

后来，一位同样是原住民的应聘者问我：“这个项目最后想达成什么目标？”

我说：“帮她们考上大学，走出去，开始新的生活。”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有说话。可她的眼神让我感觉，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个问题：

走出去了，然后呢？

在那之前，我一直想着怎么帮她们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却没有认真想过，离开熟悉的语言、家庭和社区，对她们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想过，“走出去”是否必然等于更好的生活。

这个疑问留在了我心里，但那时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细想。合适的老师还没有凑齐，每耽误一天，她们准备考试的时间就少一天。

那两个礼拜，我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刷招聘软件，看有没有新的简历投进来。

数量越来越少。由开始的每天十几封，慢慢变成七八封，再后来，一天只剩两三封。愿意参加面试的人里，真正合适的就更少了。

一天晚上，苏西给我发消息：“要不咱们把时薪再往上提一点？”

我看了一眼手里刚啃了一半的三明治，回她：“提不动了。再提，我下个月只能睡机构走廊了。”

我甚至开始盘算，如果实在招不到人，自己能不能先替她们顶几节课。可我很清楚，这也只是拖延时间。我教不了高考数学，也没有能力训练她们的英语写作。

就在这时，纳耶丽出现了。

她是一名英语老师，也是一名原住民。

纳耶丽看上去很干练，头发应该是拉直过，不像大部分原住民那样卷，英语也很流利。

我想起玛蒂说，家里考上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大多不再回家。我特意留意了一下纳耶丽的住址。

果然，不是原住民社区。

纳耶丽是个反常的候选人。她在电话里反复表示对项目感兴趣，但第一次线上面试，她却直接放了鸽子。

那时候我们缺老师缺到快发疯，我以为这条线又断了。没想到几天后，她自己直接推开了机构的大门。

那天，我们重新完成了面试。确定她的教学经验和时间都合适后，我把合同递给了她。签完字，我才问起她第一次为什么没有出现。

她告诉我，她真正犹豫的并不是这份工作，也不是这些学生。

那天在办公室里，她裹着一条毯子，跟我讲了一件事。

她上了大学，毕业之后成为老师，搬出了社区，自己租房生活。有一次，她回去参加家庭聚会，正好赶上社区开议事会，她也想参加。

议事会在小礼堂举行。大门门槛有半个小腿那么高。

她右腿刚抬起来，社区长老就说：“你不能进来。”

理由是，她既然已经搬走了，就不能再参会。

纳耶丽站起来，给我做了一个跨过门槛又收回来的动作。

“所有人都在看我，”她说，“我的家人也没有为我说话。”

然后她问了我一个问题：“让这些女孩上大学，这到底是在帮她们，还是在把她们带离原来的生活，让她们和社区断开联系？”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还记得那次议事会是干什么的吗？”

她想了一下：“大概是调解家庭矛盾。”

“什么样的矛盾？议事会调解的那些事情里，有没有你觉得不应该只是调解一下就算了的？”

有那么几秒钟，我们互相盯着。

她的眉毛很粗很浓，手一直摩挲着毯子的边缘。

她反问我：“你了解多少？”

我说，有个学生和我讲过她看到的事情。

那件事是玛蒂偷听父母谈话时知道的。一个成年男性居民，把自己的生殖器照片发给熟人的女儿，并要求那个女孩也给自己拍私密部位。他还会指定地点，比如让她去浴室、留在卧室，或者洗澡的时候对镜自拍。

聊天记录后来被女孩的家人发现。事情进入了社区议事会，由长老出面调解，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家庭接受劝和，那个男人赔了一笔钱。

事情没有报警，也没有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

玛蒂告诉我这件事时，说自己觉得很恶心，一想起来就想吐。

我告诉她，成年男性向未成年人发送这种照片，并索要对方的私密影像，应当报警。

她很快接话：“我们知道，我们在网上查过。”

我想，玛蒂她们要考大学，并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学校，或者更体面的生活。她们只是隐约知道，有些事在原来的那套规则里，是没有出口的。

但她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变。她们能想到的，好像只有离开。

我把这所“学校”的来历告诉纳耶丽。

她既没有热血沸腾，也没有泼我冷水，只是淡淡地问：“那你们发得起工资吗？”

我说：“发得起。”

纳耶丽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那我来教。”

随后，另外两位老师也陆续确定下来。

离高考还有五个月的时候，我们终于凑齐了三个科目的老师。

钱还在一个夜班一个夜班地挣，场地和老师也都到位了。这个临时拼起来的补习班，终于能开课了。

但我很快就发现，把补习班办起来，只是这件事中最容易的那部分。

我本来以为侯小圣那句“自己办个补习班”，只是一时气头上的狠话。

但她真干了。

但做这件事的代价也是实实在在的。最起码，你得真金白银地往里砸钱。

可往后看你会发现，最难的根本不是钱。

明天更新的第二集里，你会看到，比缺钱更让人头疼的，是她们要怎么靠短短五个月，去完成别人准备了十几年的事。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火柴 月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