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海、陈文新：陈文新教授谈学术研究

访谈时间：2025年10月12日

访谈地点：武汉大学文学院325办公室 访谈人：张世海（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访谈对象：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按：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文学者深度访谈计划”之陈文新教授访谈实录，完整全文5万余字。感谢陈文新教授接受访谈，感谢古代小说网支持。——张世海

陈文新教授

一、西方文论有激活思想功能

张世海：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王国维引用过很多西方理论家和思想家，比如叔本华、康德、尼采、席勒、歌德，也有研究者认为，王国维对部分西方思想家解读未必准确。钱锺书的著作对西方文论的引用也很多。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引用和借鉴西方文论的情况比较普遍，当下成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完全没有用过西方理论的，几乎没有，特别是在他们40岁之前写的文章用得频率更高，50岁以后用得少一些。这也很有趣，为什么年龄越大，对西方理论兴趣越淡。好像西方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西方理论用得更多。您在分析韩愈的古文时，借鉴了尼采《道德的谱系》中的概念。您的多篇学术论文都使用了“规训”这个概念，它被认为来自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是不是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利用国外文学和社会学理论进行观照，能启发很多深刻的洞见？您在借鉴西方文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方面有什么心得？

陈文新：假如古书读得很好了，适当接触一点西方文论，确有激活思想的功能。

举一个例子吧。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有个先辈胡国瑞先生，他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词也填得极好。他读古人的书，体悟很深，就是写不出论文来。

《胡国瑞集》

大概1956年前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请了一个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来讲学，他参加了培训，结业后一连发了几篇论文，呈井喷状态。

我有一次问他，以前写的论文那么少，怎么那一段时间突然多了起来。他说，听了苏联专家的理论课之后，许多想法都找到了表达的渠道。这说明，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理论可以起到点化作用。

但需要注意，如果过于倚重那些理论，又有可能被理论挡住去路。用别人的理论，是为了表达自己。假如把中国的材料，用来印证别人的理论，这就把主客关系给搞颠倒了。

有些研究者，本来积累不够，却以为单靠方法就能做好学术，真是大错特错。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起点化作用。先下笨功夫，再用别人的方法，比较妥当。没有笨功夫，那些方法不仅无济于事，还会把人的思路搅乱。

陈文新教授著述

二、学习别人怎么表达思想

张世海：您带学生时，一般也会指定一些西方文论著作吧？

陈文新：我不喜欢开书目，有学生逼着我开书目，我会说，先读两本吧，一本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本是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我说，不是要你们去研究哲学或者文学理论，而是看别人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西方哲学史》

写文章、讲话，本来是为了沟通、交流，结果好些人写的说的，别人都不能理解，岂不是既浪费自己的精力，也浪费别人的精力吗？最可恶的是还把学术风气搞坏了。

中国的古书中，《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一定要读的，字数不多，内容厚实。人们常说经史子集，其具体情形是怎么样的？有哪些基本典籍、基本问题？读了这本书，可以有个大体了解，深入研究某些问题时，也有了基本的知识储备。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三、堆砌西方术语，一部分是世俗问题

张世海：您说到这一点，我想起以前参加过一个古代文学的学术会议，很多学者在闲聊时，都对现在学术研究的文风非常担忧。现在很多文学评论文章，从头到尾都堆砌晦涩的西方理论术语，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逻辑也比较乱，学术期刊好像也在树立这种导向，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文新：吴宓先生曾说，世俗的问题只能用世俗的方法解决。学风不正，一部分是学术问题，一部分是世俗问题。学术的问题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世俗的问题用世俗的方法来解决。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四、语言的欧化与中国化

张世海：当代很多古代文学研究者，当他们从小学到高中接受完整的教育之后，再进入大学接受古代文学专业教育时，思维方式以及表达习惯已经高度欧美化。很多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学者论文，即使研究的是古代文学，他们用的句法、句式、连词，都渗透着英语的影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您还关注现当代文学，您认为现当代的文学语言过于欧化，还没有完成中国化过程。您认为比较理想的现代白话文该是什么样的？有人认为，语言就是一种工具和载体，它本来就一直在演化，只要使用共同体接受就可以了，如果适度的欧化能使汉语言增强逻辑性和表达能力，那不也是好事吗？

陈文新：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本来有质地精良的白话，却被一套中不中西不西的夹生白话给取代了。

质地精良的白话，如人们常说的四大名著，除了《三国演义》半文半白，其他几部都是很好的白话，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陈文新著，中华书局2019年2月版。

我曾跟学生说，如果你的文言水平太低，就认真阅读桐城派古文，进而阅读唐宋八大家古文，再读诸子百家。也可以先读《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里面有大量文言语汇，再读《三国演义》这种浅近的文言作品。《三国演义》读懂了，读桐城派的古文很容易；桐城派古文读懂了，读唐宋八大家很容易；唐宋八大家读懂了，读诸子百家很容易，这叫由浅入深。

读现代白话小说是没有这个效果的，它把文言的传统屏蔽了。鲁迅那一代人是有文言底子的，但普通人读的，多是从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来的翻译作品，办报纸、办电视的，也多是外语专业出身。他们的外语水平没话说，可是中文表达总不那么令人满意。

以某家名气极大的电视台为例，它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好些都是外语比中文更好。他们的节目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表述：“普京在庆祝大会上进行发言”，“特朗普在白宫进行办公”，“马克龙与泽连斯基进行通话”，“喀布尔的大街上有人进行打架”，“乌军打算从顿巴斯地区进行撤军”“进行”这两个字，不仅多余，还因为反复出现，给人一种垃圾没法扫干净的无奈感。

要多用短句，尽量把西方人用从句的地方，独立出来另作一句。如果照西方的从句结构直接翻译过来，语感就差，比如一个一手提着挎包、一手拎着鸡蛋、在大日头底下喘着粗气的人，紧张地跑过来了，不如先写他跑过来了，后面再加描述性短句，这才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我曾见过一个长达81个字的长句，这么长的句子，读下来岂不把人累断气了。汉语行文的语气和节奏跟英语不一样，英语爱用从句，句子也就变长了，汉语可以用并行的短句代替从句。

《伟大也要有人懂：说儒林外史》，陈文新著，广州出版社2026年4月版。

不是所有中国作家的汉语表达都不好，汪曾祺、王蒙、贾平凹等，语言都很出色。我说的是那些欧化倾向比较严重的人，他们对中国的语言反倒隔膜了，缺少必要的素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上不了水准，作品肯定好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