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99年2月7日，北京紫禁城，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去世，享年88周岁。此时的他已经不是端坐朝堂六十年的皇帝，而是退居太上皇四年多的老人。嘉庆接过皇位时，摆在户部账面上的数字约为6939万两白银。
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不过，这个数字不能简单理解成乾隆留下了一座装满银子的“金库”。清代所谓国库存银，通常指户部银库等中央财政库藏，和地方库银、军费储备、官府欠款并不是一回事。不同档案记载会有小幅差异，常见说法是约6939万两，也有资料记作接近6940万两。
数字看起来很漂亮。
康熙去世时，户部库存银约2716万两；雍正去世时，约为3453万两；到了乾隆末年，几乎翻了一番。若只比较三组数字，似乎清朝财政越来越宽裕，乾隆也像是把一个最富有的帝国交给了嘉庆。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乾隆即位于1735年，年仅24岁。那时的清朝，最重要的财政基础并不是他重新建立的。康熙时期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准噶尔，并处理东北边疆事务，军费开支极其庞大。康熙在位61年，能够留下两千多万两库存，已经说明清廷仍有相当强的财政动员能力。
雍正接手后，做的也不只是“攒钱”。火耗归公把地方征收中的附加损耗纳入制度，养廉银则试图让官员有固定收入；摊丁入亩改变了人头税的征收方式，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更触动了既得利益。
这些改革未必让所有人满意，却使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掌握明显增强。雍正只在位13年，库存增加并不算惊人，但钱粮征解、亏空追补和地方治理逐步纳入更严密的轨道。乾隆继承的，实际上是一套已经修补过的财政机器。
乾隆前期也确实延续了这条路。减免钱粮、鼓励垦荒，加上人口增长和农业扩张，国家收入不断增加。乾隆十年前后，中央库存银已经超过五千万两。此时清廷国力处在高位，乾隆的许多自信，并非完全没有现实基础。
转折发生在长期繁荣带来的松弛。
乾隆六十年，也就是1795年，他宣布禅位给皇十五子颙琰，自己仍以太上皇身份处理政务。退位并没有让权力和开支立刻收缩，宫廷、军务、工程以及各地供奉依旧维持着庞大规模。六次南巡从1751年开始，名义上包含阅河、祭祀和巡察，沿途接待却给地方造成了沉重负担。
至于南巡究竟花掉多少，史料和后人估算并不统一，动辄“上亿两”的说法缺少可靠依据，不能当作确数。可以确定的是，修建行宫、疏浚河道、筹办宴赏和地方摊派，都使财政成本远远高于账面上的一次出行费用。
乾隆的“十全武功”同样耗银巨大。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廓尔喀等战事，既有维护疆域的一面，也有持续用兵的一面。尤其晚年对西南、西北用兵，加上赈灾和河工，中央库存虽多，财政支出却始终沉重。
有意思的是，国库银两增加，并不等于百姓手里的财富同步增加。清代经济以白银和制钱并用，银钱比价、米价、地区差异都会影响白银的实际购买力。人口在乾隆时期大幅增长，土地和资源压力也随之上升，账面上的一两银子，不能直接拿来和几十年前作机械比较。
1793年，英国使团抵达热河，马戛尔尼提出扩大通商、互设机构等要求，乾隆没有接受。1757年以后，清廷将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管理更为严格。这里面既有维护秩序和防范风险的考虑，也反映出朝廷对外部世界变化判断不足的一面。
“国库存银6939万两”，因此更像是一张财政快照，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财富证明。它说明中央政府在乾隆末年仍有厚实储备，却不能证明地方没有亏空，更不能证明民间没有灾荒、欠租和诉讼。
乾隆去世后，嘉庆很快面对现实。1796年至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尚未结束，军费像流水一样消耗国库。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赐死并查抄家产，民间流传“八亿两”的说法，但这一数字包含房产、店铺、古玩和估值，不能视作已经清点入库的现银。
嘉庆得到的是一笔救急之财，却不是一套能长期运转的制度。库存银很多，支出窟窿也大；中央有储备，地方行政却日益腐败。乾隆留下的6939万两，确实比康熙、雍正留下的数字都高，但它同时也掩盖了财政管理松弛、军费膨胀和社会压力上升等问题。
所以，乾隆去世时，国库约有6939万两白银。这个答案没错，真正需要辨清的，是这笔银子代表什么：它代表清廷仍有家底，却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已解决；代表盛世尚有外壳，也代表内部裂缝已经越来越难以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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