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6月，山西五台山，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站在佛光寺东大殿前。林徽因当时身体已经很差，却仍仔细辨认梁架、斗栱和题记。那一刻，他们多年寻找唐代木构建筑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物答案。
这次发现并非偶然。梁思成、林徽因长期翻阅文献，反复考察古建筑，只为证明中国本土仍保存着唐代木构遗存。日本学者曾断言，想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这样的说法，深深刺激了他们。
佛光寺的价值，很快得到学界重视。梁思成在考察报告中称，它不仅是多年实地踏查所得的唐代木构殿宇，也是中国建筑遗存中极为珍贵的一处。林徽因在现场承担测绘、记录、辨析等工作，绝不是陪同者。
有意思的是，林徽因的坚韧，早在留学时期便已显露出来。1924年，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美术，同时接触建筑课程；后来又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舞台美术家乔治·皮尔斯·贝克的工作室学习。她对空间、结构和审美的理解，也由此逐渐形成。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婚礼。婚后，两人没有把生活安排在安逸的轨道上，而是很快投入中国建筑史研究。梁启超原本希望儿子留在清华，但局势变化后，夫妇二人受聘于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建筑系创办之初，教师主要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林徽因讲授美学、建筑设计，还常带学生前往沈阳故宫、北陵等地实地教学。她讲课利落，谈吐幽默，学生愿意听，也敢于提问。
教学之外，夫妻二人还要测绘古建筑、编制图稿。林徽因当时已经怀孕，仍然带学生外出考察，晚上还给学生补习英语。她的身体并不好，却习惯把事情做到不能再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56岁。同年8月，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出生。为了纪念梁启超，孩子取名梁再冰。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家庭对长辈的追念，也牵连着梁家几代人的文化责任。
1930年前后，林徽因肺病加重，加上东北局势日益紧张，夫妇二人离开东北大学，返回北平。1932年，儿子梁从诫出生。此后，他们一边照料两个孩子，一边继续营造学社的调查工作，家里常常堆满图纸、拓片和测绘资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梁思成夫妇从山西考察途中得知战事扩大，北平很快陷入危险。梁思成曾收到日方拉拢，但没有接受。离开北平前，医生已经发现林徽因肺部出现空洞，明确告诫她不能劳累奔波。
“不能再走了。”医生曾这样提醒。
林徽因却只能回答：“不走，孩子怎么办？”
这不是戏剧化的豪言，而是当时摆在一家人面前的现实。他们带着孩子和部分资料离开北平，先到天津，又辗转长沙、昆明。许多古建筑档案曾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内，天津局势恶化后，这批珍贵资料最终毁于战乱。
逃难途中，林徽因肺炎复发，高烧一度达到41摄氏度。梁思成腿脚不便，自己还长期承受脊椎疼痛，却只能奔波寻找住处和药物。那时没有抗生素，旅店又大多客满，一家人常常在无助中等待转机。
抵达昆明后，生活仍不稳定。孩子年幼，外婆年事已高，林徽因患肺结核，梁思成也因旧伤行动困难。可他们没有让孩子完全暴露在恐慌中，能读书就读书，能吃饭就想办法吃饭，尽量把家庭维持成一个有秩序的地方。
1940年前后，梁思成一家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那里物资匮乏，林徽因病情反复，梁思成的脊椎疼痛也越来越重。为了维持生活，林徽因甚至典当过衣物。可在梁再冰的记忆里，母亲并没有把贫困和病痛全部摆到孩子面前。
孩子们出去玩，回家时，常能看到母亲准备好的食物。梁再冰喜欢读书，林徽因便尽力为她保留读书的时间和空间。日记里写下的，往往不是炮火、病痛和逃亡，而是“快活极了”。
多年以后，梁再冰这样评价母亲：“是她全力以赴为我们全家做了这一切。”这句话没有铺陈，也没有夸张，却包含了林徽因在战乱、疾病和贫困中承担的全部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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