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默”到“主动出击”：肿瘤早筛的可及性革命

“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句话在肿瘤防治领域几乎已经成为无需论证的共识。从国家癌症防控策略的持续加码，到各级医疗机构筛查网络的不断延伸，再到新技术对“更早发现”的持续赋能，早筛正在从理念走向落地。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随着越来越多癌种被纳入筛查视野，筛查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一个更现实的议题开始浮现：筛查的可及性，不止于意识层面，还涉及人群选择、筛查手段、成本分担、以及阳性结果出现之后的诊疗衔接。

目前，我国五大主要癌症（肺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及乳腺癌）患者确诊时处于Ⅰ期的比例仅为19.9%。超过80%的癌症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窗口。筛查覆盖不足、筛查手段不匹配、基层承接能力有限，都是制约早筛从“部分人可及”走向“多数人可及”的客观瓶颈。

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向已十分明确。《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重点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指南，逐步扩大高发癌症筛查覆盖范围，并加强筛查与早诊早治的衔接。这意味着顶层设计正在从“推动单一筛查项目”转向“构建分层、分级的筛查与诊疗体系”。

肿瘤早筛的下一场革命，或许已经不只是寻找更灵敏的检测技术，而是让经过验证、具备循证基础的筛查方案，真正成为普通人群可及的健康服务。而“可及性”的内涵，也因此超出了距离与价格的传统框架，扩展为涵盖科学依据、服务网络、支付机制和诊疗闭环的体系能力。

2026年9月，由陆士新医学基金会主办的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即将亮相服贸会。会议将围绕肿瘤早筛的可及性、筛查体系建设及前沿进展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力图在这一关键节点上，为中国肿瘤防治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向与路径。

不是查得越多越好：肿瘤早筛首先要解决“科学可及”

肿瘤早筛的逻辑，从来不是“人人有份，癌癌俱查”。

对于医学而言，筛查首先是一项公共卫生干预，它有明确的适用人群、经过验证的筛查工具和可量化的获益边界。只有当癌种发病率、目标人群风险、筛查准确性和后续诊疗承载力彼此匹配时，“筛得越多”才能转化为“救得越早”。

2023年，《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明确将肺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宫颈癌、乳腺癌等列为筛查重点，要求完善并推广筛查与早诊早治技术指南，同时鼓励各地根据本地癌症流行情况，逐步扩大筛查覆盖范围。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进一步发布肺癌和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将“精准配置”落实到具体技术路径。

例如，肺癌方案锁定高风险人群，推荐低剂量螺旋CT（LDCT），且明确不推荐胸片、MRI、PET-CT及生物标志物检测用于筛查；结直肠癌则强调风险评估先行，一线推荐结肠镜，不耐受者可选粪便潜血等替代方法。

这就是“科学可及”的第一层含义：让一个人获得适合自己的筛查，而非更多的检查。

当前，多癌种早筛、液体活检、AI辅助诊断等新技术不断拓展癌症早期发现的想象空间，但一个原则不应被技术热潮冲淡——“能够检测”不等于“适合筛查”，更不等于“能够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一项技术要真正走向大规模人群，必须回答临床获益、假阳性率、过度诊断风险、卫生经济学以及阳性结果的诊疗衔接等一系列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肿瘤早筛正处在一个从“技术突破”走向“体系建设”的节点上。比“有没有更灵敏的技术”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用科学证据划定谁该筛、用什么筛、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向哪里。

从“三甲”到“家门口”：空间可及正在被重新定义

筛查技术再先进，如果居民获取不到，可及性便无从谈起。对大多数县域和社区而言，影响早筛实际覆盖的核心变量，往往不是公众认知水平，而是筛查点的地理可及性、检查的直接与间接成本，以及阳性结果出现后的转诊路径是否顺畅。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明确提出，加强县级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中心建设，推动筛查能力向基层延伸。

当前，各地正在探索不同的落地路径，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把筛查点铺到居民生活圈里。南昌市自2018年成为国家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监测点，针对肺癌、乳腺癌、肝癌、结直肠癌及上消化道癌提供免费高危评估和临床筛查，目前已覆盖8个区、121个社区（村），累计完成风险评估9.8万余例。全市49个筛查点全面开放，45岁以上市民可就近登记。经评估高风险者，预约江西省肿瘤医院专项筛查，每位参与者平均减免约1200元检查费用。从大医院到社区筛查点，缩短的不只是距离——筛查地点本身就是医疗公平的一部分。

第二种，是把筛查从“医院提供的服务”变成“政府主动提供的公共产品”。2025年石家庄将“为10万名45至74岁重点人群免费筛查结直肠癌”列为民生实事，通过基层机构发放采样包、居民居家完成粪便采集、第三方检测、阳性者转至定点医院接受免费肠镜。从“自己想起来去医院”到“政府组织、免费提供”，本质是用公共服务逻辑替代市场逻辑。

第三种，是把一次性项目变为周期性制度。浙江省自2020年起将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连续六年滚动实施，形成“每年3月启动、年底完成”的稳定节奏。全国“两癌”筛查是最典型的印证——2009年以来累计完成免费乳腺癌筛查2.97亿人次、宫颈癌筛查2.8亿人次。筛查一旦进入公共卫生体系并形成年度制度，就不再依赖个别项目的偶然性。

三种模式指向同一个方向：我国肿瘤早筛的空间可及性，正在从“集中在三甲医院”走向“基层发现风险＋区域中心精查＋专科医院治疗”的分级体系。技术可以集中，但服务必须下沉。

免费了，就真的可及了吗？支付机制才是深层问题

空间能覆盖了，下一个问题是：谁买单？

从现行制度安排来看，中国大规模癌症筛查主要依靠公共卫生项目驱动，尚未进入基本医保的常规支付范畴。国家卫健委明确，现阶段癌症筛查主要由公共卫生体系承担，纳入基本医保支付仍面临条件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应由公共卫生负担的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各地医保部门口径一致：苏州、咸阳、延安等地均明确“癌症早筛暂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这就形成一个结构性矛盾：国家不断强调“关口前移”，但发生在“关口之前”的筛查，并未进入传统医保支付逻辑。筛查靠的是公共卫生经费和地方财政，而非制度性医保；覆盖面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财政投入的波动，而非制度的刚性保障。

但单纯等待“纳入医保”并非唯一出路。真正决定早筛规模的，不是某项检测几百元还是上千元，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长期由谁承担人群筛查的成本？

答案应当是多元的。国家公共卫生项目、地方财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商业保险、个人健康支出各担其责。以江苏两市的探索为例，在基本医保暂不覆盖的情况下，通过“江苏医惠保1号”“苏惠保”等普惠型商保增加早筛相关健康服务。无锡启动“早筛＋保险＋医疗”万人队列项目，探索商保与筛查的衔接路径。

地方将重点癌种筛查纳入民生实事，本质上也提供了一种答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把具有公共卫生价值的筛查变成稳定供给。

说到底，早筛的经济可及性，不是“某项检查能不能报销”的窄问题，而是公共卫生价值能否被财政和支付体系长期承认的宽问题。它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的成本高低，而是“防大于治”这个共识，愿用什么制度去兑现。

筛查不是终点：阳性之后，如何继续治疗和康复？

筛查的覆盖人数，并不能完全代表早筛的实际成效。一个筛查项目如果只覆盖到检测和报告环节，而未能建立从风险评估、初筛、精查、病理、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完整链条，其临床获益必然受限。

不同癌种的筛查路径虽有差异，但逻辑一致。肺癌筛查中，低剂量CT发现肺结节只是第一步。《肺癌筛查及肺结节健康管理专家共识（2025版）》指出，LDCT检出的结节中至少95%为良性，精准的风险分层与规范的随访管理才是筛查体系的核心环节。结直肠癌筛查中，FIT阳性者必须落实结肠镜检查。鄂尔多斯市结直肠癌筛查项目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共发现早癌364例、癌前病变3006例，肠镜异常检出率达70%——阳性者若未能完成结肠镜，上述检出成果便无从实现。胃癌和食管癌筛查高度依赖内镜检查和病理诊断，2025年发布的《食管、胃及结直肠癌早筛早诊早治专家建议》明确要求“强化诊疗质控标准、规范内镜下治疗及随访策略”。宫颈癌筛查中，阳性结果后的阴道镜检查、病理诊断及癌前病变管理，直接决定筛查能否转化为实际的癌症预防。

无锡的实践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参照。当地已形成48家初筛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9家精查机构、12家早诊早治定点医院协同的网络，构建了“初筛评估—精查确诊—治疗康复—动态随访”的全流程闭环。2025年，全市47.02万人参与癌症筛查，筛查人群的早期诊断比例较全市同年龄段平均水平高出28.74个百分点。

从单点筛查项目走向体系化建设，意味着早筛已不再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单一职责，也超出了肿瘤医院的业务范畴，而需要基层医疗、疾控、影像、内镜、病理、专科医院等多方协同。评价一个地区的早筛能力，不应只看覆盖人数，更应关注高风险人群发现率、阳性随访率、确诊率、早期诊断率和规范治疗衔接率等系列指标。真正的“早筛可及”，是为筛查对象提供一条完整的诊疗路径，而非一次孤立的检测。

结语 | 当早筛从“个人选择”走向“体系能力”

对于肿瘤早筛而言，技术只是前提，真正的可及性依赖于体系能否将适宜人群准确导入规范的筛查和诊疗路径。

科学可及解决“筛什么”和“谁该筛”的问题；空间可及推动筛查服务从三甲医院向社区和县域延伸；经济可及关乎成本由谁承担；诊疗路径可及则确保阳性结果之后有规范的后续处置。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可及性的完整内涵。

2026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早筛早诊早治体系”。从“项目式筛查”走向“体系化防控”，正在从政策文本转化为各地的具体实践。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为进一步提升筛查精准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新的可能。

当早筛不再是某一个人、某一家医院的选择题，而成为整个体系必须作答的必答题，中国肿瘤防治才算真正迈出了从“更早发现”到“更广泛可及”的关键一步。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梨九

排版：蓝桉

封面图源：陆士新医学基金会

（文章中部分图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