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权等：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机制

黄汉权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本文转载自6月30日中国金融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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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构建高效畅通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既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产业升级支撑不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不够等现实问题的重要路径。唯有打通循环堵点、强化协同效能，才能推动三者加快有机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构建“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机制的理论逻辑

科技突破是循环的起点与动力源泉。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揭示了技术变革如何打破旧均衡、开辟新增长路径。科技突破，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工艺、新的市场和新的产业，为整个经济体系注入活力。在这一逻辑链条中，科技不仅通过知识积累形成创新要素，更通过技术验证和原型开发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可商业化的机会。科技突破的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其资源配置不属于传统产业资本和银行信贷的范畴，需要能够容忍高风险、追求高回报的耐心资本与之匹配。因此，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与质量水平，直接决定了整个循环的起点高度与持续动能。

产业升级是循环的载体与价值实现平台。产业是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的必经之路，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最终场域。产业资本在“购买—生产—销售”过程中实现价值的增值，有助于科技价值的加速实现。当科技成果被成功嵌入产业链时，便可以通过创造新产品、改进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等方式，转化为现实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不仅能为技术迭代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也会形成对金融资本稳定且可预期的回报，从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循环。产业的成熟度、体系化水平以及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决定了科技创新能否快速、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反哺下一轮创新投入。

金融是经济循环的血液与资源配置的枢纽，将分散的社会储蓄有效引导至更具效率和发展潜力的领域。在“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中，金融体系通过多样化的工具和机制，发挥着风险定价、资源配置、价值发现等重要作用。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匹配早期技术研发、概念验证，到私募股权助力成长期企业的“爬坡过坎”，再到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定价与退出渠道，金融形成了覆盖创新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持链条。一个高效、包容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价格信号精准识别具有前景的科技方向和商业模式，进而将资源向高效益领域配置，并在此过程中有效分散和化解创新风险，保障经济循环的持续与稳定。

三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科技、产业、金融并非简单的线性连接，而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系统。三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逻辑：科技突破催生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为金融资本创造丰厚回报，金融资本的积累和进化又为下一轮科技创新提供更充沛、更耐心的支撑。这种循环在宏观层面体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和国家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然而，这一循环的畅通高度依赖于三者之间的耦合度与匹配度。任何一方的“短板”或“梗阻”（如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产业基础薄弱、金融供给错配等），都将导致循环受阻。

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机制是新形势下的迫切要求

首先，这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封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当前国际竞争日益体现为对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一些关键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完善的循环机制能够确保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市场化、产业化的全链条均有稳定、长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通过培育耐心资本支持周期长、风险高的原始创新和底层技术攻关，从而系统性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筑牢安全根基。

其次，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要求。新质生产力的特征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其发展依赖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能够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只有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将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

最后，这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金融强国的迫切要求。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其风险偏好、期限结构与科技创新规律并不完全匹配。推动循环机制完善，有利于促进金融体系进行适应性变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科创票据等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效率。这不仅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金融行业自身优化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当前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机制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是“科技—产业”环节面临价值评估难与风险承接难的阻碍。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专业化价值评估体系缺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评价多以论文、奖项为导向，缺乏产业界和金融界公认的评估标准，大量专利技术的商业价值难以被准确识别和信用化。另一方面，跨越实验室到产业化之间“死亡之谷”的风险共担机制缺位。该阶段资金需求大、技术与管理风险高，政府引导基金偏好成熟项目，市场化资本又望而却步，导致专门的公共性中试平台和支持基金不足，许多优秀成果倒在“最后一公里”。

二是“产业—金融”环节面临信息不对称与能力不匹配的困境。一方面，产融信息共享机制不畅。产业端的技术演进、供应链生态、企业核心能力等关键信息，与金融端依赖的传统标准化财务数据不匹配，加之缺乏权威的动态数据共享平台，金融机构难以低成本评估企业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新兴产业的服务能力不足。传统基于抵押物和历史现金流的风控模型失效，加之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短缺，导致金融机构不敢投、不会投。

三是“金融—科技”环节面临期限风险错配与资本结构失衡的矛盾。一方面，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特性存在冲突。银行风控本质是“基于历史看未来”，而原始创新价值在于“未来预期”，早期缺乏抵押和稳定现金流，导致信贷支持难以有效覆盖创新前端。另一方面，多层次资本市场存在结构性短板。真正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和天使投资规模不足，大量创业投资在盈利压力下后移至Pre-IPO阶段，导致资本在创新链上的供给结构失衡，最需要支持的初创期资本反而是匮乏的。此外，国有资本在支持早期创新时，也常因考核周期较短、风险容忍度较低而导致作用受限。

相关对策建议

首先，构建市场化的价值发现与风险共担新机制。一是建立健全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转移体系。积极培育独立第三方技术评估与转移机构，壮大职业技术经理人队伍。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将技术交易额、转化收益等市场绩效纳入科研人员评价体系，形成“研发和转化并重”的导向。二是设立覆盖创新全链条的公共风险分担平台。由政府、行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联合设立非营利性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风险补偿基金，以共担风险模式为创新项目提供资金和指导，助力科研成果跨越“死亡之谷”。三是优化国有资本在创新中的功能与考核。实施差异化、长周期考核，建立清晰的创新容错机制，对程序合规下的技术路线投资损失予以免责，激发其支持长期创新的积极性。

其次，深化信息协同与金融服务能力建设。一是打造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积极整合多部门数据，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动态产业图谱和企业创新数字档案，推广企业创新积分制，为金融机构提供可视、可比、可验证的评估工具。二是推动金融机构向产业深度研究驱动的服务模式转型。鼓励金融机构根据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行业事业部，发展“投资+贷款+保险+咨询”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从资金提供者转变为价值共创者。三是建设高效统一的国家级知识产权交易与运营平台。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盘活“沉睡技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再次，优化金融供给结构与市场生态。一是着力培育和壮大适配科技创新的长期耐心资本。优化保险等长期资金参与创业投资的考核机制。改进政府引导基金运作，通过提高风险容忍度、共享收益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与金融工具创新。优化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服务硬科技企业的机制，加快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科创票据、投贷联动等产品。畅通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并购、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等多渠道退出，构建“募投管退”良好生态。三是积极探索银行股权投资试点。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有序推进商业银行通过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等子公司开展股权投资试点，结合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等政策探索合理确定商业银行投向早期科技企业的股权投资风险权重，释放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潜能。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推动我国科技产业融资从债权融资为主向债权股权并重融资转变。

最后，营造有利于循环的生态系统。一是加强跨部门政策协同。推进科技、产业、金融等主管部门的政策协调与落地衔接，形成合力。二是探索先行先试。选取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在可控范围内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试验。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大企业向产业链中下游的中小企业开放创新资源和应用场景。四是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完善科技成果评估、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保险等专业服务体系，为科技金融提供信用与风险评估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