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的经历感悟，做人贵在懂得知止退让

同治三年七月，湘军攻破金陵，太平天国覆灭。捷报传到北京，举朝欢腾，湘军将士以为封侯之赏将至，连曾国荃都已在盘算接下来的封赏与权位。

而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朝廷上折子，请求裁军。

这不是姿态。折子递上去不久，金陵城内的五万湘军陆续裁撤，广东、江西的厘金停解；他又亲自为弟弟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把这位攻城首功、名声却已败坏的九帅，从权力中心轻轻摘了出去。

彼时曾国藩手握重兵、功盖天下，有人劝他更进一步，他不为所动。后人常说他是在避祸，这没错，但避祸只是结果，避祸背后的那套心法，是他用半生的跌宕换来的四个字：知止，退让。

一、月满则亏，是他读《易经》读出来的道理

曾国藩的知止，不是天生的性格，是被逼出来的觉悟。

他在给弟弟的家书里，曾交代过这层心路的来历：“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太阳到了正午就开始西斜，月亮圆满了就开始亏缺，天地尚且带着缺口，人事又哪有永远圆满的道理。

由此他在京城做官时，就给书房起了个古怪的名字，求阙斋。世人都求全，他偏求缺；别人把书斋当雅号装点门面，他却拿它当一剂清醒药，日日提醒自己：凡事到了十分，接下来便只能走下坡。

这不是文人趣味。同一年代，多少比他更有才华的人，正在为“求全”付出代价。曾国藩看得明白：“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君子守着缺憾，不求圆满；小人处处求全，全一到手，凶险就跟着到了。

这套认知，在湘军节节胜利、他自己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救了他一命。当时他在家信里写下一句令人心惊的话：“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名气大过了实际的功劳，祸事就不远了。旁人听到的是自谦，他自己知道，这是对眼前局势最冷静的判断。

二、金陵城破之日，正是他收手之时

把道理落到行动上，是同治三年的那个夏天。

金陵既克，湘军的危险立刻浮出水面。三十万之众，将帅多是曾氏兄弟的门生故旧，且已有了拥兵自重的一切条件。清廷的猜忌随之而来，追查金陵窖金下落，追查幼天王行踪，一纸一纸的诏书，字字都敲在曾国藩心上。

他没有辩解，更没有据兵自保，而是反其道而行：主动裁撤金陵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外省厘金，自断羽翼。同时奏请曾国荃开缺回籍，让这个锋芒毕露、在军中早已怨声载道的弟弟，以养病之名退出漩涡。曾国荃气得不行，曾国藩又专门派赵烈文前去劝解，还亲笔写下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把弟弟胸中的不平一点点化开。

裁湘军，他也没有把自己逼到绝路。与此同时，他着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以淮代湘。李鸿章是他一手提拔的学生，淮军承续了湘军的建制与作风，却由李鸿章统属——朝廷乐见其成，曾国藩也借此保全了实力与人脉。他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里说：“国藩创立淮勇新军，本欲济湘军之穷，而为鄙人弥缝缺憾，今竟如愿相偿，亦天幸也。”一句话说透：裁掉自己的兵，是给朝廷看；留一条淮军的路，是给自己留。

一收一放之间，进退的分寸，全在里面。

这一套腾挪，后人称之为权谋。可曾国藩心里清楚，这不全是权术，也是不得不做的取舍。他亲眼看着湘军攻下金陵之后迅速腐化：将士厌战、缺额严重、骚扰民间，连他自己都说，此时的湘军已是强弩之末。明知这支军队已经不中用，还抱着它不放，用来撑自己功名的门面，那才是真正的危险。知止，有时不是退让给别人看，是对自己诚实。

三、与左宗棠、沈葆桢的交恶，他退得极不体面，却极有分寸

曾国藩的退让，最考验人的不是对朝廷，是对同僚。

他与左宗棠的失和，起于幼天王一案。金陵城破，曾国藩奏报幼天王已死于乱军；左宗棠侦知幼天王尚存，上奏朝廷声张其事。两人各自具疏相攻，言辞激烈，自此“彼此绝音问”。左宗棠逢人便骂曾国藩，曾国藩也多有还击之辞，一时势同水火。

可到了左宗棠受命西征、远赴陕甘平定回乱时，事情起了变化。西北用兵，最怕的是饷源被人扼住，左宗棠本人就有此顾虑：“我既与曾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也。”然而曾国藩非但没有为难他，反而竭尽所能协济粮饷，拨兵遣将，全力支持西征，并公开称赞左宗棠捍卫国土之功，推为“天下第一”。

左宗棠终究不是石头。后来他上奏言西征之事，主动说了这样一句话：“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交恶数年的两个人，在这一刻达成了某种无声的和解。

对沈葆桢，情形略有不同。沈葆桢是他保举出来的江西巡抚，却在湘军围攻金陵最吃紧的时候，截留江西厘金，断了湘军的军饷。曾国藩怒极，争饷之折写完，自己在日记里承认“恼怒忿疾，机心触发，事过二日，方寸尚不自得”。两人自此数年不通音问。

可曾国藩终究没有把这个梁子打死。后来他退了已到手的银子，任由沈葆桢在江西按自己的章程行事。沈葆桢死后，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出了当年决裂的隐衷：“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原来沈截饷，是因为江西自身防务吃紧、财源枯竭，并非全出于私怨。曾国藩未必全然谅解，但他没有把私怨摆到国家之事的前面去。

与人相争，争到七分即止，剩下的三分，留给国家，也留给来日。这是曾国藩在人事上的知止。晚年慈禧评价他“天下第一正人”，这四个字的分量，一半是他做事挣来的，一半是他不做事让出来的。

四、天津教案：知止的另一面，是认账

如果说裁军和让功是曾国藩知止的聪明处，那么天津教案，就是他知止最沉重的一笔。

同治九年，天津民教冲突，火烧望海楼，殴毙法国领事。曾国藩奉命查办时，已患眼疾、行动不便，临行前他在给两个儿子的遗嘱里，把后事都交代了。他心里清楚，这个案子怎么结，他都要背骂名：严惩天津民众以平各国之怒，则得罪天下舆论；顺从民意与法国开战，则国将不国。他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一条最不得人心的路，处死为首者十六人、缓刑四人，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充军，赔银四十六万两，派崇厚赴法道歉。

举国哗然。“卖国贼”的帽子扣到他头上，京师湖南同乡引为大耻，把他留在会馆里题写的匾额砸得粉碎。他对此没有辩解，只在给友人的信里写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对外，愧对天下人的议论；对内，愧对自己心中的神明。

这八个字，是曾国藩一生知止之道的最后一课。

知止退让，不是每次都能换来好结果，更不是每次都能问心无愧。有些退让，是审时度势；有些退让，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天津教案里，曾国藩退掉的是自己半生积攒的清誉，换来的是清廷的喘息和战火的暂避。他承受了这个结果，既不推给朝廷，也不推给时势。

一年多以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没有等到为自己翻案的那一天，也没有试图去翻案。

五、“花未全开月未圆”

曾国藩家书里，有一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是他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教给弟弟和部将的持身之法：

“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花开到全盛，接下来就是凋谢；月到正圆，接下来就是亏缺。最美的时刻，恰是那将开未开、将圆未圆的一瞬，因为那一瞬还留着余地。他在给湘军悍将鲍超的信里，也用这七个字劝诫：“望阁下常守‘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戒，不稍涉骄矜之气，则名位日隆矣。”给弟弟的信里说得更直白：你我是两种气性，你如春夏发舒之气，我如秋冬收啬之气；你以为发舒才生机旺，我以为收啬才生机厚。你营中的保举、银钱、军械，我每每稍示节制，正是本着“花未全开月未圆”的道理。

他还给家里立过一条更朴素的规矩，八个字：“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话浅，理深。福享尽了，福就到头了；势用尽了，势也就没了。他让家人节衣缩食、不置田宅、不修高墙，不是装穷，是他真的相信，一个家族的长久，靠的不是把好处占尽，而是把余地留住。

后世统计曾氏家族，八代之中，出了两百多个有名望的人才，无一纨绔。这个家族的福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份知止家风。

六

回头看曾国藩这一生，功名之盛，晚清罕有其匹。可他真正的过人之处，不在打下了金陵，而在打下金陵之后；不在位极人臣，而在位极人臣之后还知道自己是谁。

知止，难在两处。

一是看得见盈亏的规律。人在顺境里，听到的话都是顺着说，看到的局面都在印证自己的正确，久而久之，便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曾国藩读《易》读了半生，读出的不过是“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八个字，这道理人人知道，难的是在你自己最辉煌的那一刻，还能想起它。

二是舍得出让眼前的利益。裁掉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军队，让出首功弟弟的官位，断掉自己引以为傲的清誉——每一样都是切肤之痛。曾国藩的退让，从来不是姿态好看，是实打实地把自己最心疼的东西交出去。唯有交得出去，才守得住剩下的。

至于退让之后的荣辱，他早已想通。天津教案挨骂的时候，他大约已经料到身后会有两种评价，一种说他老成谋国，一种说他屈膝误国。他没有辩。

他把答案写在了那间书房的名字里。

求阙。求的不圆满，守的是长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