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河下，那些鲜活的故人

翻开《河下志》，河下古镇曾立有七十五座牌坊，是运河沿线坊表最为密集的古镇之一。牌坊不只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更是河下的人物索引：状元坊记录着科举荣光，节孝坊、义贞坊表彰德行，百岁坊赞颂福寿。义商善行、隐士风骨、释道慈悲、列女节义——这些过往人物，不只沉睡在志书文本里，更活在河下街巷的历史记忆之中。

10月24日，“河下方志十讲·第四讲”在河下半书房开讲。三十余位文史专家与爱好者围坐一堂，聆听历史学博士、淮安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淮安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解军带来题为《义隐贞风：鲜活的河下历史人物群像》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现场举行了捐赠仪式。淮安历史文化爱好者、收藏人徐小兵先生向半书房捐赠“淮安州”城墙砖；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陈冬梅女士捐赠《风月同天》《大明漕歌》两本图书。一砖一书，都与淮安历史紧密相连。

有钱无地位：两淮盐商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流淌着一条慈善的血脉：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道家的积德、佛家的慈悲，汇流而成。然而河下盐商的善行，并不仅仅是这条血脉的自然延伸，更是一场身份的突围。

"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元代杨维桢的一首《盐商行》，道尽了两淮盐商最深的结构性困境，他们坐拥足以比肩世家巨族的财富，身份却在"士农工商"的末流。 面对这种有钱无地位的结构性困境，他们只能“贾而好儒、以义制利”，把儒学修养与慈善义举转化为地方话语权，融入淮安本土伦理，换取乡土社会的接纳和认同。于是，河下盐商并不满足于做挥霍享乐的暴发户，他们把财富投向赈灾、育婴、养老、修桥、办学。但更值得深究的是：慈善既是悲悯，也是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承认与文化合法性的路径。不理解这层结构，就容易把义商讲成单薄的道德榜样，错过他们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复杂一面。而在河下盐商中，程朝宣、程量越、程钟正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

慈善破局：程朝宣的入籍之路

清代初期户籍管控极严，落籍需田产凭证、邻里保结与层层官府核验。绝大多数盐商虽然在河下营生安家，但仍属"侨寓客籍"，即便想走商籍应试，也需要盐运衙门审批，门槛很高。

翻开《河下志》，程朝宣却以义举打破此局。他少年时有大略、能急人所难，被推为盐商领袖。康熙初年，高家堰溃决，程朝宣出资三千两，募舟施救。康熙六年，黄河在茆良口决堤，洪水逼近安东县城，程朝宣虽然早已移居河下，却不惜变卖家产，鸠工筑堤，亲赴河上筹划抢险。长堤既成，水患稍息，涟城得以保全。地方士民感念其恩义，为其子弟争取到占籍入学资格，程氏由此成为了安东人。一城之安，换一籍之立。程朝宣以护城救民之举，为家族在淮安赢得了立足之地。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做到了知府。

招抚流民：程量越与一座生祠

程朝宣在安东把洪水挡在了城外，程量越则在山阳，替被洪水赶出家门的外乡人搭起了房屋。康熙九年，盐城、高邮、宝应大水，逃进山阳的流民一千多户，他盖起成片的屋子，把人安顿下来。几年后三藩构乱，温州、台州一带的妇女被掳，路过淮安的成百上千，他又掏钱赎下千余人，再给盘缠，一个个送回家乡。一千户的屋檐，一千多人的归途。淮安人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了生祠，人还活着，就被供了起来。程朝宣得的是籍，程量越得的是祠。

普济承恩：程钟与"谊敦任恤"

七十年后，程氏的后人程钟，再次为流民建屋。乾隆七年，淮安大水刚退，疫气却起，盐商程钟掏出三千两银子，买下西门外的民房，改作收容之所，前后一百二十八间。他又捐车桥秧田十三多顷，再捐菜地一块，让堂里的日子有地可依、有菜可食。乾隆九年，他见堂屋紧邻漕堤，地气潮湿，又捐银五百两，铺了一堂的地板。次年再捐五百两，备齐堂中器具。据《淮安河下志》记载，"远人抱病投其中，蒙活者前后数万计"。善举惊动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欣然御书"谊敦任恤"四个字匾额，一个盐商的名字，就这样和一方救济体系绑在了一起。

恤贫济困：程鉴、王玨的冬日施衣

盐商的善，若只用"身份突围"来解释，终究单薄，那套逻辑讲得清一座普济堂为何而建，却讲不清一件棉衣为何而送。程鉴小时候穷过。后来他成了淮北的大盐商，每年一进腊月，他就派人去城里转，看谁家能不能安稳过冬。有一年隆冬，他在被窝里哭出声来。旁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盖着厚被子还觉得冷，那些连件衣裳都没有的人，今晚怎么熬啊？说完就披衣下床，让人把棉絮送出去。他儿子程沆也是这样——听见别人说疾苦，筷子就放下了，眼泪一颗一颗掉进碗里。

不仅仅是盐商，河下商人王玨，一到冬天就置办棉衣，分给穷人。咸丰丙辰年大旱，一斗米涨到五六百钱，他买下一百多石米，在广福寺放赈，从冬天一直施到开春。官府设了粥局，钱却常常接不上，是河下商人们掏钱把这场面撑住的，他们担着的是本该官家挑的担子。

普惠乡邻：修桥铺路，兴祠崇文

商人们的善举并未止步于赈灾济贫这类社会救济。为博取乡土社会的接纳与认同，他们也将义举延伸到街巷市井的细微之处。身处 “士农工商” 等级序列的末位，商人亟欲挣脱商贾身份带来的偏见，实现从逐利谋生的客商到受人敬重的地方乡贤的身份转换，修桥铺路便是其中最为直观、最贴近民生的实践路径。这一类惠及乡邻的公共营建，既是实实在在造福桑梓的物质公益，也是商人群体消弭社会隔阂、争取乡里认同，进而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罗家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淮安河下志》记载，此桥位于干鱼巷罗家沟之上，由义民罗文振捐资修建。建桥之前，罗家沟横亘两岸，往来不便；石桥落成后，水陆交通得以贯通，沿线逐渐形成热闹的罗家桥市，并与湖嘴市连成一片，带动了周边街市的商业兴盛。河下还有邵公桥、黄家桥、常家桥、金家桥、唐家桥、施家桥、丁家桥等一大批以姓氏命名的古桥，其命名逻辑与罗家桥相近，很可能也与地方望族或捐资人有关。

除建桥之外，湖嘴大街的铺路更能体现这种风气。这里商贾辐辏，但地势崎岖坎坷。徽商程丹林率先捐白银八百两购置石板铺路，寓居河下的各地商户纷纷效仿。不同于别人“各扫自家门前雪”，而河下却是“争修他家门前路”，众人分段出力、接续修筑，最终铺就了河下绵延5公里的石板街巷。

商人将商业财富投入市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善举，消除了世人对商贾锱铢必较的刻板印象，也为自身从“外来客商”向“地方乡贤”的身份转变打下了现实根基。

如果说修桥铺路是看得见的物质公益，那么捐资营建、修葺祠宇寺观，则属于精神教化层面的实践。竹巷魁星楼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它原本是康熙年间一座草顶更楼，康熙二十五年改建为魁星楼，架设在板桥之上，桥楼一体，既是街巷通行要道，也是供奉魁星、祈愿文运昌盛的教化空间。河下的商人与本地士大夫一同踊跃捐资，参与魁星楼营建，他们的姓名和士大夫并列，一同载入碑记。

湖嘴做油麻生意的商人王寅昌重建广福寺的大殿和山门，广福寺正是前文提到王玨设场放赈、施粥济民的场所。这些善举，并不只是为祈求子弟登科、祈福消灾。更深一层来看，商人们正是借由这样的公共事业，潜移默化地把自己崇儒重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传递给乡里世人，向乡土社会彰显崇儒重文、乐善好义的追求。商人不再只是逐利的 “估客鹾贾”，而成为参与地方文教教化、公益救济的共建者。物质惠泽乡里、精神教化一方，双管齐下，河下商人们借此挣脱商人身份带来的偏见，谋求乡贤的社会地位，完成客商群体特有的身份突围。

香火同心：寺观与民间救济网络

正是运河商贸带来络绎不绝的流动人口，催生了河下多元的宗教信仰。古镇街巷稠密，祠庙星罗棋布，佛寺、道庵、俗神祠宇错落排布，儒、佛、道、伊斯兰教在此相融共生。除广福寺、湛真寺、魁星楼、痘神祠、都天庙之外，罗家桥南侧清真寺巷内，还建有回族商人筹资修建的清真寺。回汉商贾同居一镇，信仰各异却彼此包容。祠庙早已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求文运拜魁星，遇灾荒寄望广福寺赈济，孩童出痘前往痘神祠祈祷，祈求地方安宁则敬奉都天大帝，清真寺供回族信众礼拜，共同织就古镇细密完整的精神网络。商人捐资修缮寺观祠宇，也将崇儒积善的理念浸润乡土。

依托这一信仰土壤，河下古刹林立、僧道辈出，寺观联动士绅商贾，构筑起一套完备的乡土慈善体系。闻思寺始建于宋代，康熙年间获御赐寺额；眼文住持期间持戒严谨，榷使高恒多次布施，高恒后来做到了两淮巡盐御史，寺院由此兴盛；西华主寺时，这里又成为淮上文士吟咏交游的场所。广福寺为龙兴寺祖堂，实镫和尚精通医道，疫灾之年救治数千人。慧照亭住持净山常年施茶置灯，体恤行路旅人。另有公善堂施粥、养幼堂与济稚局收养接济婴孩，量清堂施棺、置办义地，闻思寺设立瘗骨惜字会，吉祥院常年超度孤魂，灵济祠留存禳疫巡神的民俗。佛道寺观与各类善堂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运河古镇重要的民间救济载体。

崇文兴教：盐商捐资助学

商人谋求身份突围，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自身或子孙入仕，捐资助学恰恰能一举两得：一是培育子弟读书应试，借科举功名改换家族门第；二是兴学助教，依托文教积累声望，获得士林与乡里的认同，扩大地方影响力。今天的江苏省淮安中学，它的前身就是淮阴书院。书院由淮安知府始创，初建时规模有限。乾隆六年，在漕运总督常安、知府李璋一同倡办推动下，淮北商绅程长泰等人捐资支持下，淮阴书院逐步发展壮大，徐州、扬州一带学子慕名前来求学，地方大员也时常亲临课试。其后淮阴书院更名丽正书院，清末改制为淮安府中学堂，薪火相传，绵延至今。

奎文书院的前身是惜阴书塾。嘉庆四年，淮安知府为振兴本地文教，主持增修书塾，并向富商大贾募款，将其更名奎文书院。同治初年，淮安知府顾思尧为重振书院，把书院从联城迁建到现在文通中学一带。书院日常经费渠道多样，盐商捐助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园林寄志：隐士的风骨与文脉

河下的园林，从来不止是盐商漕运滋养的游赏风景，更是淮上文人安放精神、持守风骨的空间载体。明清鼎革，家国巨变，一批明遗民汇聚淮安，他们对待新朝采取不仕、不合作态度，形成互通声气的文人网络，河下正是这一网络的核心雅集之地。万寿祺筑隰西草堂，灌园自给，身披僧服却不改遗民本心；阎修龄隐居白马湖滨蒲庵，自号饮牛叟，四方高士纷至沓来，诗文往还不绝；胡从中面对官府征辟，表面应召，半途托故潜归，常与河下望社同人酬唱，以委婉的方式保全气节；望社以河下、湖心寺、曲江楼为集会中心，早期成员多为遗民，每逢重阳雅集，借诗文寄托故国之思，笔墨之间藏着深沉的悲凉。

一些无意功名的布衣文人接续起这一脉精神。张新标罢官还乡，在萧湖滨营建依绿园、曲江楼，邀约名士吟咏唱和；仕途失意的程坤买下废田营建谁庄，取王维诗意，寄情田园；程嗣立筑菰蒲曲，四方名流络绎登门，以园林为文会之所；布衣诗人吴进安于草屋，与渔樵为伴，不攀附权贵；倪之煌修建一草亭广纳文友，命运坎坷之际遁迹空门。

明万历年间，淮安知府刘大文将漂母祠迁到河下萧湖。漂母虽非河下人，她赠饭韩信、施恩不图回报的义举，却化作河下女性的精神图腾，这份质朴的善意，奠定了古镇重义行善的底色。漂母祠的高光时刻，是在乾隆盛世。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多次来到河下，登临祠宇与钓台，御制题诗。这一份流传千年的信义，也因此得到朝廷的认可与推崇。祠旁的御笔诗碑，为这份朴素仁善，留下厚重的皇家印记。

一众德才兼备的贤媛才女，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精神天地。茶巷的邱心如饱尝生活艰辛，写下弹词《笔生花》，借文字倾诉女性的委屈与感慨；潘夫人半生随夫宦游，晚年重拾诗笔，主张作诗贵在适性，不盲从古人；姚素中年丧夫、痛失独子，操持家事之余寄情诗文；郑蕙姐妹工诗善画、通晓医理，乱世之中守志殉难。她们出身儒宦、盐商之家，以才传世，以德立身。

孝与担当，藏在普通女子的抉择之中。汪廷珍母亲程氏，家贫到除夕无米，日夜纺织教子，儿子高中榜眼之后，依旧简朴自持，常劝家人居安思危。袁孝女为蒙冤自尽的父亲，带着哑弟反复申诉，不惜以死力争，终得沉冤昭雪。程朝征之妾朱氏守节三十八年，乡人打算为她请旌立坊，她婉言推辞，认为守节只是分内之事。乳母刘氏和孤儿本无血缘，独自抚育幼童，接续别家香火，是难得的义妇。

程允元与刘秀石白首完婚，更是河下脍炙人口的一段佳话。程允元是淮安河下人，刘秀石为北京平谷人，二人自幼缔结婚约，不料后来两家离散、音讯断绝。刘氏寄居天津尼庵，凭针线度日，苦守婚约整整四十年。待到重逢成婚时，两人都已年近花甲。两江总督高晋将其事奏报朝廷，乾隆帝深为赞许，下旨褒奖，一时轰动朝野。为了纪念这对忠贞不渝的夫妇，河下竹巷街也建起了义贞坊和义贞祠。

运河千载奔流，当年七十五座牌坊大多早已湮灭，可牌坊背后的人，没有随时光远去。义商以财行仁，在身份夹缝里撑起一方救济；文人寄迹园林，在喧嚣俗世守住心中气节；寺观善堂慈悲接力，织起民间守望相助的网络；一众河下女子，以善良、才情与坚韧，书写独属于她们的人生。

商人、文人、僧道、普通女性，身份各不相同，在同一片街巷共生，各有坚守，彼此映照。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人，共同汇成河下的义、隐、仁、贞，构筑起古镇厚重绵长的精神底色。运河流水不息，文脉代代相传，这，就是今天我们重读河下人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