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项英，抗战时期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延安方面多次发出电报催促皖南军部尽快北移，受多重现实条件和主观判断的影响，军部行动一再延后，最终九千多人的部队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击，除去突围的两千余人，七千多名将士牺牲、被俘或是失散，酿成抗战时期极为惨痛的一次损失。
1940年秋天，国民党当局发出皓电，逼迫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往黄河以北。中共中央经过权衡，在佳电当中做出表态，华北部队不去北撤，但愿意把驻扎在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部队向北转移，以此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从这个时候开始，延安就持续给皖南军部发电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连下达指示，催促项英、叶挺抓紧时间完成北移。前后多封电报，反复讲清留在皖南的风险，提醒部队不能继续拖延，要尽早离开这块容易被包围的区域。
当时摆在军部面前有两条可行的北移路线，一条是就近从铜陵繁昌直接渡江去往皖东，江北有新四军部队可以接应；另一条是向东绕道苏南，再寻机渡江北上。两条路线都有风险，渡江要面对日军江面封锁，走苏南又要穿过国民党部队的防区。项英反复考量这些现实困难，他顾虑北移途中会遭到日、顽两面夹击，同时舍不得经营多年的皖南根据地，担心一旦部队开走，皖南的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武装会遭受打击，多次回电延安，罗列各种客观困难，推迟开拔的时间。
延安这边也不是一味催促，中间也有过允许适当拖延的指示，希望借谈判争取开拔经费、补给，保障转移途中的安全。但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已经悄悄向皖南周边调动，包围圈在慢慢收紧。11月24日，中央一天之内连续发来两份急电，明确要求部队必须在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一部分兵力要立刻先行出发。项英、叶挺复电，依旧说明条件不足，很难按期完成移动。
之后的一个多月，电报往来没有中断。延安一方面让周恩来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交涉，争取北移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反复提醒皖南军部要做好自卫准备，一旦遭遇进攻就要坚决反击。12月26日，中央发出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军部迟疑犹豫，没有下定决心，要求立刻筹划北移，不能再继续观望等待。接到这份批评电报之后，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委才正式开会，敲定1941年1月上旬出发北移，此时已经错过了相对有利的转移窗口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九千余人从云岭出发，没有选择直接渡江的路线，而是绕道茂林地区行进。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早已集结七个师八万兵力，在这里布下伏击圈。1月6日，部队进入茂林，立刻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身陷重围之后，叶挺主张集中兵力强攻星潭，撕开缺口冲出去，项英在重大抉择面前再次犹豫，长时间开会争论，错失突围的时机。
七天七夜的苦战，新四军将士弹尽粮绝。一部分战士拼死分散突围，最后成功冲出来的大约两千人。其余七千多人，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负伤被俘，还有一部分人员就地失散，很多被俘人员后来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途中牺牲。项英和周子昆侥幸冲出包围圈，躲进山里，两个多月之后，被身边的叛徒刘厚总杀害。
这场悲剧，不能简单全部归罪于项英个人。国民党早就有预谋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这是事变发生最根本的原因。皖南的地理环境、日军的江防封锁、部队转移需要的物资补给，都是实实在在的阻碍。后世史学研究认为，在整个事件当中，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存在判断上的局限。
但从实际行动来看，面对延安一封接一封的催促电报，军部迟迟没有果断动身，在局势逐步恶化的阶段，依旧徘徊观望。军事形势瞬息万变，留给北移的机会一点点消耗殆尽。等到最终决定出发的时候，周边国民党部队已经完成部署，部队踏入对方预设的伏击地带。
事变发生之后，中共在全国发起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揭露国民党制造反共惨案的事实，同时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日斗争。皖南七千多将士的流血牺牲，也让全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在之后的斗争当中，更加重视武装自卫，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皖南事变是抗战国共摩擦当中最沉重的一页，国民党顽固派的蓄意围剿是悲剧根源，而转移过程当中出现的迟疑和决策失误，进一步放大了灾难的后果。九千将士奔赴北移之路，七千多人埋骨皖南群山，这段过往，成为敌后抗战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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