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3月15日，贵州六枝，邓蜀平被造反派押到县里批斗。这个年过半百的干部，面对的并不只是个人审查，更是一场借亲属关系牵连邓小平的政治风暴。连续审讯和逼问之后，他仍不肯按照对方要求，编造所谓“材料”。
批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次日凌晨，邓蜀平投身于县政府招待所旁的冒水龙潭，终年54岁。关于他的遭遇，后来邓榕在回忆父亲的著作中只用了很短几句话概括：地主出身，因邓小平受到牵连，最终被迫害致死。
短短一句，背后却有一段并不简单的人生。
邓蜀平是邓小平的三弟。年轻时，他也曾接触过进步思想，对两个哥哥走出家乡、投身革命的道路有所向往。但受家庭条件和父亲态度影响，他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而是留在广安处理家业。后来，他曾担任国民党广安县参议院参议长等职务。
有意思的是，身在旧政权地方机构中的邓蜀平，并没有完全认同那套统治秩序。他看见官场腐败，也接触到家乡青年寻求出路的愿望。据相关回忆，他曾暗中为一些进步青年写介绍信，帮助他们前往延安，寻找邓小平。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并非没有风险。
新中国成立后，邓蜀平被划为地主成分。不过，当地对他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材料显示，他没有逼租放债的恶行，灾年里还曾为租佃户减免负担，因此被认定为“开明地主”。这一定性并没有改变他的阶级出身，却为他后来接受改造、参加工作留下了空间。
西南解放后，邓蜀平在重庆见到邓小平。兄弟多年未见，邓小平没有把他留在身边享受照顾，反而要求他戒掉鸦片、分掉家产，并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话说得很重，意思却十分明确：亲属关系不能代替个人改造。
1950年10月，邓蜀平学习期满。原本组织准备把他分配到川东北或川西北，恰逢贵州兴仁专署请求增派干部，他被安排前往贵州。那时的贵州工作条件艰苦，干部不足，许多地方刚刚完成政权接收。对一个从旧社会走来的地主出身人员而言，这既是考验，也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临行前，刘伯承曾劝邓小平把三弟留在身边。邓小平没有同意，只说：“到贵州去，对他的成长有好处。”他还叮嘱邓蜀平：“要有扎根边区一辈子的思想准备。”这不是偏爱，而是当时干部培养和社会改造中的一种现实要求。
此后，邓蜀平先后在贵州普安县青山镇、县财政部门以及安顺县财政局工作，后来还担任过贵州省政协委员。职位并不显赫，工作却与基层财政、地方建设紧密相连。他需要在新的制度环境中学习办事，也要面对出身带来的长期审视。
1965年11月，邓小平到西南视察，兄弟二人在列车上见面。邓蜀平身体已经很虚弱，邓小平提醒他贵州有一种“地羊”，让他多吃些羊掌补身体。谁能想到，这次看似普通的叮嘱，竟成了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受到冲击，邓蜀平也被卷入其中。造反派抓住他的家庭关系和地主出身不放，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攻击邓小平的所谓证据。邓蜀平没有顺从，反而拒绝诬陷自己的哥哥。正因为如此，他遭到更长时间的批斗，悲剧最终发生。
“四人帮”被粉碎后，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逐步展开。1978年9月5日，六枝特区革委会为邓蜀平举行追悼会，认定他属于被迫害致死，相关名誉得到恢复。但家属并不满意，因为直接责任人的问题迟迟没有彻底查清。
1984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过春节。邓蜀平的遗孀谢全碧找到他，问得很直接：“你三弟邓蜀平的事，你管不管？”
邓小平只回答了六个字：“相信贵州省委！”
这句话并非推脱。春节后，贵州省委要求六枝特区党委成立专案组，对案件重新调查。随着责任认定推进，相关人员陆续受到处理。邓蜀平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痛，也是一份关于出身、亲属关系与历史责任如何被纠缠在一起的沉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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