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578年，长安宫城内，北周武帝宇文邕病逝，太子宇文赟接过皇位。传说把这段宫廷往事说成“13岁太子强幸先帝宠妃”，但严格说，宇文赟即位时约19岁，并非13岁。所谓“宠妃”，史籍记载也没有标题中那样完整确定的细节。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个年轻皇帝为何迅速冲破礼法，又为何让岳父杨坚获得了改朝换代的机会。
宇文赟的性格，并不是登基后突然变坏的。父亲宇文邕在位时，以整顿吏治、强化军队著称，对太子更是管束极严。东宫官员负责记录他的言行，稍有过失，便可能受到责罚。宫廷里没有普通少年的自在，只有随时可能被检查的谨慎。
这种教育方式，确实让宇文赟学会了表面顺从，却未必教会他如何处理权力。父亲活着时，他不敢反抗；父亲一旦去世，长期压抑的情绪便迅速转化为对礼法的蔑视。史书还记载，他曾在先帝丧礼期间指着身上旧伤，流露出强烈怨恨。是真是假难以逐字核验，但其父子关系紧张，并非后人凭空杜撰。
登基之后，宇文赟很快做出惊人举动。按照礼制，新君应当守丧，后宫嫔妃也属于先帝遗留的宫廷秩序。可是宇文赟不但急于改变丧服和生活规矩，还把先帝后宫重新纳入自己的支配范围。宫廷记录中的“令嫔妃进御”，被后世演绎成了“强幸父皇宠妃”。
这件事当然不是少年风流那么简单。它首先是对父亲权威的反击，其次是对旧有政治秩序的宣告：先帝已经死了，宫中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新皇帝。宇文赟用最直接、也最粗暴的方式证明自己掌权，却没有想到，皇帝可以不受某些人的约束，却不能完全脱离国家机器。
有大臣劝谏时，他冷冷说道：“朕既为天子，何人还能约束朕？”这类话未必是原句，却符合他后来表现出的姿态。宇文赟把个人欲望当成皇权，把臣民的畏惧误认为统治能力，北周朝廷也因此迅速失去稳定。
他的荒唐不仅表现在后宫。宇文赟曾同时设置多位皇后，称号繁复，彼此之间关系混乱；又制造“天杖”，动辄重责大臣，连皇后也可能受到羞辱。对曾经管教、检举过自己的王轨、宇文孝伯等人，他尤其记恨。旧日太子的伤痕，变成了新皇帝清算政敌的理由。
更危险的是，他开始把国家当成供自己消耗的工具。频繁营建宫殿，增加徭役，要求臣民服从各种禁忌，还在580年将皇位传给年幼的儿子宇文阐，自己称“天元皇帝”。名义上是退位，实际上仍想凌驾于皇帝之上。这种安排没有减少权力冲突，反而让朝廷出现两个权力中心。
宇文阐年幼，真正能控制政局的人，必然是辅政集团。杨坚恰恰处在这个位置上。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宇文赟的皇后，杨坚又拥有军政声望，既是外戚，也是北周重臣。宇文赟并非看不出危险，曾对杨坚产生猜忌，甚至试探过是否要除掉杨氏一族。
杨坚没有急着表忠心，更没有主动争夺锋头。有人建议他承担更重要的军事职务，他反而尽量保持谨慎；面对皇帝的猜疑，则以恭顺姿态应对。这样的退让，不是软弱，而是在等待朝廷内部力量彻底失衡。不得不说，杨坚最厉害的地方，未必只是最后登基，而是此前长期忍住了不该有的锋芒。
公元580年，宇文赟病逝，年仅22岁。宇文阐即位，杨坚以辅政名义进入权力核心。随后，北周宗室与地方军事力量相继反抗，杨坚一面平定叛乱，一面控制京城禁军，逐步削弱可能威胁自己的亲王和旧臣。这里面有战争，也有政治清洗，绝不是一句“顺势接班”可以概括。
581年，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此后他整顿户籍，推行均田与租调制度，削弱地方豪强，改革官制，使长期混乱的北方重新恢复秩序。589年，隋军灭陈，南北分裂数百年的局面终于结束。
有些功绩不能张冠李戴。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规模开凿，主要发生在隋炀帝时期；科举制度的成熟，也更多与隋炀帝有关。隋文帝的贡献，在于整顿财政、选任人才、削弱门阀旧制，为后来制度发展铺平道路。把所有成就都归到一人名下，反而失去了历史的准确性。
宇文赟的荒淫和暴虐，并没有直接“创造”杨坚，却确实加速了北周统治集团的崩解。皇帝把父子恩怨带进国政，把个人任性变成国家命令，给了外戚、重臣和军队重新分配权力的机会。宫廷里那场被后人反复讲述的丑闻，真正指向的不是男女之事，而是礼法失守之后，皇权内部迅速出现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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