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雍正元年（1723年）春，山东巡抚黄炳在济南清查府库时，盯上了一笔多年没有入仓的银子。账面上有数百万两捐谷款，真正用于买粮的却只有九十多万两。黄炳不敢耽搁，立即具折上奏，矛头直指前任山东巡抚、后任云贵总督蒋陈锡。
这不是普通的亏空。山东原本以“捐谷备赈”为名，号召绅商捐银，由官府购买粮食，分存各地仓库，以防灾年。数年之间，账面累计收银三百一十多万两，按制度本应全部用于地方储粮。
问题出在执行环节。每石捐谷按一两收取，真正分贮时却只按三钱折算。经怡亲王允祥查核，实际入仓折银九十三万三千零四十八两，剩余二百一十七万七千一百一十二两，去向都落在蒋陈锡名下。
账目摆出来，事情便很难再用“经手不慎”搪塞。雍正帝当即把调查重点放在相关官员身上，登州知府李元龙也被列入追查范围。可查来查去，李元龙并未从中取银，反倒成了一个没有染指库款的官员。
这让案件显得更加棘手。真正的主要责任人蒋陈锡已经去世，无法提审，也无法当面对质。黄炳上报之后，雍正命怡亲王允祥接手，重新核对收支、经手官员和仓储数量，最终把那笔二百一十七万两的亏空钉死在蒋陈锡身上。
蒋陈锡并非一开始就是人们印象中的贪官。他出身江苏常熟名门，父亲蒋伊是进士，弟弟蒋廷锡后来成为大学士。蒋陈锡本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进士，早年任富平知县时，陕西一带遭遇旱灾，他开仓赈济，甚至拿出家产救助灾民。
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官声。后来，他在礼部、天津道、河南按察使以及山东布政使等任上不断升迁。康熙帝曾评价他“未闻清名，亦无贪迹”，认为地方安定、年成较好，这样的官员便称得上能办事的好官。
有意思的是，所谓“好官”与后来查出的巨额亏空，并不一定互相排斥。清代官员往往能在某些政务上颇有作为，却又在钱粮、捐输和地方摊派中越过边界。蒋陈锡提出捐谷备赈，本意或许有治理上的考虑，但掌握筹款、分配和核销三道权力后，制度漏洞便成了私门通道。
朝臣得知案情后，主张追究蒋家，甚至提出抄家论罪。按雍正初年整顿钱粮、清查亏空的力度，二百多万两足以让家族承受极重惩罚。可奏折送到御前后，事情并没有按照惯常的严办路径发展。
关键人物是蒋廷锡。兄长蒋陈锡已经身故，弟弟却正受雍正倚重，位居大学士，在朝廷中分量极重。蒋廷锡上奏陈述兄长经办此事的始末，既有为兄辩护的意味，也是在试探皇帝究竟准备把案件推到哪一步。
雍正没有把案子彻底掀开。据记载，他认可蒋廷锡陈述后，下令因蒋廷锡入奏而减轻赔偿，只追缴亏空的一半。朝臣原本要的是抄家问罪，皇帝给出的结果却变成了由蒋家承担部分赔偿。
“此事证据已经查清，为什么不照例严办？”有人私下议论。
“蒋家应赔多少，朕自有裁断。”雍正的态度很明确。
这并不能说明蒋陈锡没有贪赃。恰恰相反，档案中的数字已经说明，山东捐谷案确实造成了巨额国帑损失。雍正所作的，是在惩治亏空与保全蒋廷锡之间寻找一个折中办法，既不完全否认案件，也没有把蒋家推入彻底败落的境地。
减半之后，蒋家理论上仍需赔付一百多万两。但史料没有明确记载这笔钱是否足额缴清，后世也不能据此断言蒋家确实拿出了全部银两。可以确定的是，蒋陈锡没有因这桩巨额亏空案受到生前刑罚，家族也没有遭遇朝臣所要求的彻底抄没。
雍正即位初年，正准备整顿财政、清查各地亏空。山东案若完全放过，势必影响后续追缴；若株连蒋廷锡，又会牵动朝廷用人和权力平衡。于是，二百一十多万两白银，最终被处理成一场带有明显妥协色彩的追赔案。案卷上的数字没有消失，蒋家受到的惩处，却与罪责本身并不完全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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