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9年，安徽安庆，陈独秀长孙陈长琦接受采访时，谈起祖父晚年的生活，只说了两句话：“这是爷爷在世时最凄苦的一段日子，但却是最自由的最后时光。”这番话没有渲染传奇，也没有回避贫困，却把一个风云人物晚年的复杂处境，轻轻推到了读者面前。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重庆江津病逝，终年63岁。临终前，他叮嘱三子陈松年，丧事从简，不要登报。家人照办，葬礼没有张扬，连花圈、鲜花也十分少见。
然而，陈独秀的名字太响亮了。出殡时有人燃放鞭炮，两个特务随即赶来盘问。负责料理丧事的邓燮康被问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他没有退让，只回了一句：“这么说来，你们是害怕五四运动吧！”
这场葬礼最终平静结束，灵柩被送回安庆。一个已经去世的人，仍让当局如此紧张，足见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的特殊分量。
但名声并不能换来安稳的晚年。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来源并不宽裕，有时替人写楹联，有时依靠北大同学会和旧友接济，偶尔还要靠文章稿费维持日常。年轻时一篇文字便能引发全国讨论，老年却要为米价、菜钱和轿费操心。
有意思的是，生活越窘迫，他在钱财上的规矩反而越清楚。没有交情的人送来的钱，他不收；政治立场不合的人送来的钱，他不收；国民党官员和变节者的钱，他更不肯接受。北大旧友接济他，他也常以书稿相赠，不愿把帮助视作理所当然。
曾有人劝他接受蒋介石方面的安排，甚至希望他另立旗帜，陈独秀没有答应。胡适也曾建议他赴美国写自传，以此改善生活，他同样拒绝。陈独秀的意思很明白：“美国我是不去的！”国难之中，他不愿离开中国，也不愿用自己的声望换取舒适生活。
1938年8月3日，59岁的陈独秀抵达江津。当地士绅和知识界人士前来拜访，却发现眼前的老人，已经不是当年创办《新青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那个锋芒毕露的陈独秀。
他会谈米价，也会谈粮食；会关心家里柴米油盐，还会亲自学习种土豆。有人因此说他“儿女情长”，甚至感叹他“没有英雄气概了”。这些话听起来刺耳，却也说明他身上出现了过去少见的生活气息。
陈独秀年轻时对亲情并不善于表达。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投奔父亲后，曾在《新青年》办公处打地铺，白天做苦力，生活十分艰难。陈独秀却认为，年轻人应当自己闯出道路。两个儿子后来先后牺牲，这种父子关系也留下了难以弥合的遗憾。
到了江津，陈松年却看到父亲发生了变化。他会逗孙辈玩，会照料养母谢氏，亲自端饭、处理琐事。谢氏去世时，陈独秀跪在灵前痛哭。这个场景让家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那个长期以坚硬面目示人的老人，并非没有感情。
他只是把感情压得太深。
陈长琦所说的“自由”，并不是经济上的自由，而是精神上的松动。此前的陈独秀，总要以革命者、思想家和政治人物的身份要求自己，连亲情也常常让位于事业。到了晚年，政治舞台远去，生活逼着他面对家人，也逼着他承认自己的疲惫、孤独和牵挂。
这种变化并没有削弱他的原则。国民党方面曾试图借助他的名望制造宣传效果，胡宗南、戴笠也奉命前往拜访，希望听取他的意见。陈独秀承认抗战需要团结，却明确要求谈话不得见报，不愿被任何一方拿去充当工具。
还有一件小事，更能看出他的性格。教育部曾预支两万元，请他编写识字书。因书名中的一个词与陈立夫意见不合，陈独秀宁肯不要这笔钱，也不肯改动。钱可以退，字不能随便改。这种近乎固执的坚持，正是他一生的底色。
1942年，他在贫病和寂寞中走完一生。晚年的陈独秀确实困顿，却并非毫无尊严；确实柔软，却没有放弃原则。陈长琦的两句话，恰好揭开了这层矛盾：那是物质上最艰难的岁月，也是一个老人终于不必再把自己装成“陈独秀”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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