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春节前后，湖北某部队营门外，66岁的王树声穿着一件普通棉大衣，独自站在探亲人员的队伍里。哨兵并不认识他，只按规定询问来意，随后指向登记处：“老同志，进营区要排队填表。”
王树声没有报姓名，也没有亮明身份，只是点了点头：“好，我去排队。”这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这个细节之所以被女儿四毛记了多年，不只是因为父亲在寒风里等候，更因为那一刻，她看见了一位身居高位的将军，如何把自己放回普通人的位置上。
四毛出生于1955年，王树声当时已经50岁。这个迟来的女儿，父亲自然疼爱，但疼爱并不等于纵容。王家早早立下规矩：孩子不能炫耀父母，不能搞特殊，不能用汽车接送，也不能让保姆和勤务人员代劳。
14岁那年，四毛提出想到部队当通讯兵。王树声心里舍不得，仍然同意她接受锻炼。对他来说，子女参加工作、服从组织安排，是成长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家庭关系而另走一条路。
春节期间，杨炬出差，几个儿子也不在家，王树声一个人留在北京。他想起女儿所在部队离住处不远，便打电话询问能否让四毛回家过年。请假没有获准，女儿只好在电话里说明情况。
王树声完全可以再打一个电话。以他的职务，只要向部队领导开口，事情或许就能改变。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亲自去部队看望女儿。
排队时，身旁有人和他攀谈，没人知道这位老同志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也没人知道他后来担任过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谈笑自若，没有催促哨兵，也没有要求特殊照顾。
四毛接到通知赶到营门时，父亲还在队伍中。她既惊讶又心疼，忍不住说道：“您是大将，怎么也不让他们先进去？”王树声只是笑了笑，没有顺着话题解释。
他问起女儿的训练和学习，叮嘱她在部队要听从指挥，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那次见面没有特殊安排，却比一番训话更有分量。四毛后来明白，父亲是在用行动告诉她，纪律不是要求别人遵守的东西，身份越高，越不能破坏规矩。
这种作风，并非晚年才形成。1926年秋，王树声在麻城从事农民运动时，曾公开主张打击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当地恶霸丁枕鱼与他有亲戚关系，却倚仗这层关系阻挠农会活动、殴打农民。
有人顾虑王树声的面子，不敢处置。王树声的态度很明确：“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随后，他参与将丁枕鱼捉拿归案。亲情在公共事务面前让位于纪律，是他一贯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把这种原则带进军队建设。1954年1月，王树声奉命调任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从湖北军区司令员转入武器装备工作。许多人以为这是“离开战场”，实际上，军械工业正是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另一处战场。
当时军械部人员来源复杂，工作中存在分歧，协调并不顺畅。王树声没有凭资历压人，而是逐一听取意见，遇到重大问题便组织讨论。有人争执不下，他要求把理由讲清楚；意见不合，也不能影响协作。
有意思的是，他在军械工作中十分看重“自己造”。一次新式火炮炮管选材出现争论，进口材料受到一些专家信任，国产材料则被怀疑可靠性不足。王树声没有简单表态，而是提出用实弹试验比较性能。
两门火炮同时进行测试。进口炮管发射约1万发后出现严重发热问题，国产炮管发射约2万发，冷却后仍可继续使用。试验消耗了大量炮弹，彭德怀元帅看着现场直摇头：“你们可真能破费。”但国产材料经受住检验，试验的意义也由此显现。
王树声随后推动军械研究机构建设，调集科研人员和技术力量。军队装备不能长期依赖外部供给，这个判断在当时并不轻松，却关系到国防工业能否建立自己的基础。
生活中，他同样不肯越过界线。亲属托他在城市安排工作，他拒绝帮忙，要求他们按照当地政策办事。国家困难时期，有关方面曾考虑为他增加车辆，他只保留一辆办公用车，并规定家属不得使用。杨炬上下班长期乘坐公共汽车，家里的孩子也不能把父亲的职务当成便利。
1973年3月5日，王树声因胃部疼痛住进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同年6月12日，经北京医院检查，确诊为食道癌晚期。病重期间，他对妻子说：“癌症没有什么可怕，大不了就是去见马克思。”谈到家人时，他才流露出对妻子和孩子的牵挂。
1974年1月7日，他向杨炬交代后事，希望去世后将骨灰撒在麻城，陪伴长眠故土的战友和乡亲。1月11日，王树声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致悼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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