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调任公安局局长，在食堂吃饭，一女干部拍桌子对我说：让开！

我刚调任公安局局长，在食堂吃饭，一女干部拍桌子对我说：让开！

食堂的排风扇在头顶转得呼啦呼啦响，铁皮罩子边缘落了一层黑乎乎的油泥，被风带得微微颤着。我端着搪瓷托盘站在打饭窗口前，前面还排着六七个人。窗口里头那个穿白褂子的胖师傅正往一个饭盒里舀菜，白菜炖粉条，粉条被酱油染成深褐色，跟白菜叶子搅和在一起，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队伍慢慢往前挪，轮到我时，胖师傅抬眼看了看我，大概是脸生，多看了一眼，然后舀了一大勺土豆烧牛肉扣在我盘子里，又添了半勺米饭，米饭压得瓷实，像一块白砖。

我端着托盘环顾了一圈食堂。长方形的厅堂，摆了七八排四人桌，淡蓝色的塑料桌面，上面印着磨得模糊的"临江市公安局"字样。窗户半开着，午后的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空气中的微尘照得亮晶晶的。大部分桌子都坐满了人，穿藏蓝色制服的人三三两两坐着吃饭，筷子碰碗的声响混着说话声，嗡嗡的。

我找了靠墙角的一张空桌坐下来，背靠着墙，面朝大厅。这个位置能看到整个食堂的门和窗户，习惯使然。把托盘放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牛肉放进嘴里。土豆炖得烂，牛肉也入味，盐放得不多不少。

食堂里的人有的在低头吃饭，有的在聊天，声音嘈杂，但隔了几张桌子听不太清具体内容。我的目光扫了一圈，大部分人都在各吃各的，偶尔有人抬头朝我这边看上一眼，又飞快地移开，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继续吃我的饭。土豆烧牛肉凉下来之后稍微有点腻，但就着米饭还行。我又夹了一筷子白菜粉条，正要往嘴里送，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响——是手掌拍在桌面上的那种声音，清脆而用力，整个食堂的嘈杂声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样，瞬间静了下来。

我抬起头。

一个穿着春秋常服的女人站在我桌子对面，三十岁上下，短发，个子中等偏瘦，肩章上是两杠一星。她一只手按在桌面上，另一只手指着我坐的位置，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

"让开。"她说。声音不大，但在这片忽然安静下来的空间里，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没动，端着筷子看着她。她的脸微微涨红，颧骨上有两团不大均匀的红晕，眼底有一层很浅的血丝，像是没睡好，又像是情绪绷得太久了。她的手指没离开桌面，五根手指张开着，指节有些发白。

"让开！"她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比刚才高了半个调。

食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过来了，几百双眼睛像几百颗小钉子。有人站起来往这边张望，有人端着饭碗往后退了半步。空气像凝住了一样，只能听见头顶排风扇的呼啦声和远处后厨洗碗的水声。

我放下筷子，站起来，伸手端起托盘，往旁边挪了一个位置，把刚坐的那个凳子空了出来。动作很慢，不急不躁，连眼睛都没离开她的脸。

她没看我，直接走过来，在那个空出来的凳子上坐下，把手里攥着的一只塑料饭盒搁在桌面上。饭盒的盖子没盖严，露出一截青椒炒肉丝，油汪汪的。她拿起一双筷子，低头就开始扒饭，动作很快，像是饿了一整天，又像是急着把饭吃完了好去干别的。

食堂里的寂静持续了几秒钟，然后那层嗡嗡声又慢慢回来了，像潮水一样重新漫过来。我听到旁边那桌有人在说"那是谁啊"，另一人压着嗓子回了一句"新来的局长"，然后是一阵低低的、意味不明的唏嘘声。

我没有立刻坐下，站着看了她两秒。她就坐在我斜对面不到一米远的地方，背微微弓着，几乎要把整张脸埋进那只饭盒里。头发有些凌乱，右边鬓角有一缕碎发没别好，随着她扒饭的动作轻轻晃动着。

我在她旁边重新坐了下来，隔了一个凳子的距离。端起筷子，继续吃我的土豆烧牛肉。牛肉已经有些凉了，嚼起来硬了一些，但我嚼得很慢，像是嚼什么有嚼头的东西。

她吃饭的速度极快，大概三分钟不到就把那一盒饭扒完了，青椒炒肉丝也没剩几根。她把筷子往饭盒里一搁，用手背抹了一下嘴，站起来就要走。

"同志。"我开口叫住了她。

她停住了脚步，转过头来看着我。那双眼睛很黑，像是两汪幽深的潭水，里面翻涌着许多我看不透的东西。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门的？"我问。声音很平，不重不轻，像在问一个普通的问题。

她的嘴唇动了动，然后说："刑侦支队，余曼。"

"余曼。"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点了点头，"饭吃完了？"

"吃完了。"

"去忙吧。"

她站在那里看了我几秒，像要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过身快步走出了食堂。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的光线里，那扇弹簧门在身后晃了几晃，慢慢合上了。食堂里有些人的目光还追着那扇门看，然后才收回来，又偷偷地瞟向我这边。

我低头把剩下的几口饭扒完，把托盘端去回收处。洗碗的老阿姨接过托盘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嘴张了张，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说了一声"局长"。

"嗯。"我应了一声，转身往外走。

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政治部主任老何从后面追上来，压着嗓子说："周局，刚才那事……"

"没事。"我说。

"余曼她……"老何搓了搓手，像是在斟酌怎么说，"她这几年不太容易。去年她老公的事您可能听说了，是刑警支队的，追一个案子的时候出了事，没救回来。她从那以后脾气就变了不少，有时候跟同事也急，但没别的毛病，办案子是一把好手。"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

老何愣了一下："您知道？"

我没回答，走到走廊尽头拐了个弯，往电梯的方向走。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已经站了两个人，看见我进来，往旁边让了让，叫了声"周局"。我按了三楼，电梯上行的时候，那两个人就安静地站在我后面，谁也没说话。电梯的厢壁是不锈钢的，擦得锃亮，能映出我自己的影子——藏蓝色制服，肩章是新换的两杠三，领口扣得紧，领带也扎得端正。我照了照，伸手正了正领带结。

回到办公室，我把门关上，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办公桌是前任留下的，深褐色的实木，桌面上有一道不深不浅的划痕，从左前角斜着延伸了十几厘米。桌角摆着一只陶瓷茶杯，白底青花，里面泡着一杯新茶，是秘书小马在我去吃饭之前给我沏的，现在水温正合适。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绿茶，略苦，回甘。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落在办公桌对面那把来访者坐的椅子上，扶手上积了一小层薄薄的光。

我从抽屉里翻出一份档案，牛皮纸封面，上面贴着标签："余曼，临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这是我调来之前让人提前准备的资料，调来之前看了一遍，但今天早上又翻出来重看过。

档案上写着她的履历：省警校毕业，在基层派出所干了三年，调到刑侦支队，一干就是七年。破过几个大案，立过两次个人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去年十月份她丈夫陈刚在追捕一起命案嫌疑人时发生车祸，因公牺牲。从那之后她的工作表现没什么大问题，但整个人变了很多，偶尔会跟同事发生冲突，尤其是涉及到案子的时候，脾气压不住。

我合上档案，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光线照在桌面的划痕上，那条痕在木纹里显得格外的深。我伸出手指沿着那道划痕摸了一下，边缘已经被磨得光滑了，大概是很多双手在这个桌面上伏案工作过，手肘的位置在划痕上蹭了许多遍。

下午两点半开了个班子碰头会。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到了，围坐在会议室的长桌两旁。我坐在主位，面前摆着一本笔记本、一支笔，还有一杯续了开水的茶。会上各部门汇报了近期的重点工作，我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个词。

刑侦支队来的是副支队长林建国，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实男人，说话带着点北方口音，汇报时语速很快，条理清楚。他讲到最近一起入室抢劫案的侦破进度时，我插了一句："余曼呢？她今天下午来吗？"

林建国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余副支队长今天在队里处理一个积案的卷宗整理。"

"嗯。"我没再追问，继续听下一个部门的汇报。

散会之后，我把林建国叫到办公室里。他站在办公桌前，两手自然下垂，身体微微绷着，像是等着挨训的样子。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让他坐。

"老林，坐。"

他坐下来，但还是坐得端端正正的，腰板挺着，只坐了一半的椅子。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握在手心里，没喝。

"刚才在食堂的事，你知道了？"我问。

他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听说了。周局，余曼她……"

"你不用替她解释。"我说，"我就想问你一句——她的业务能力怎么样？"

林建国沉默了两秒，然后说："顶尖的。临江市刑侦支队这几年破的几起大案，她都是骨干。去年的那起命案，五天之内锁定了嫌疑人，全靠她推的线索链条。今年上半年那个跨省诈骗团伙，也是她带队跟了三个多月，最后收网的时候一网打尽。"

"那你觉得，她现在这个状态，能办案吗？"

林建国的眉毛微微皱了一下："能。她只要进了案子就什么都忘了，跟变了个人一样。就是平时……"他顿了一下，大概是不知道怎么措辞，"平时情绪不太稳定。尤其是跟上面打交道的时候，有点较劲。"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涩的余味在舌尖上散开。"行，我知道了。你回去跟她讲一下，明天上午九点，让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林建国站起来说好，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犹豫了一下："周局，她那个人比较直，说话有时候不中听，您……多担待。"

"走吧。"我摆了摆手。

门关上之后，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天色开始微微发暗了，五月的下午，太阳落得比冬天晚，但到了五点多的时候光线已经从金黄变成了偏橘的颜色。我把椅子转到面向窗户的方向，看着院子里的那几棵香樟树，叶子在风里翻动着，浅绿色的一面和深绿色的一面交替着露出来，像千万片小小的鱼鳞。

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五分，有人敲门。我说请进，门被推开，余曼站在门口。她今天穿的是作训服，藏蓝色的，袖口挽了一圈，露出小半截手腕。头发比昨天利落一些，梳得服帖。她的脸色还是不大好，颧骨上那两团红晕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淡的青白，像是昨晚没睡够。

"周局，你找我。"她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

"进来，把门带上。"

她走进来，关了门，站在办公桌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没坐下。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她看了一眼，没动。

"站着就行。"

我没勉强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她。她也看着我，那双黑眼睛还是那样幽深，但今天里面的情绪似乎平静了一些，没有昨天食堂里那种紧绷的、一触即发的张力。

"余曼同志，"我开口说，"昨天在食堂，你拍桌子让我让开，我没有追究。今天找你来，不是要翻旧账。"

她没说话，嘴唇动了动。

"我想知道一件事。"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新调来的局长，不了解你们刑侦支队的情况，不配坐这个位置？"

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低而稳："我没那么想。"

"那你怎么想的？"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昨天那个位置，是我跟陈刚以前吃饭常坐的地方。他牺牲之后，我一直坐那个位置吃饭。我没想那么多，就是看见你坐在那儿，一时没忍住。"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香樟树的影子从窗户斜投进来，落在地砖上，碎成一格一格的浅绿色光斑。我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还是直视着我，没有躲避，也没有更多的情绪表露，就像在陈述一个跟案情有关的事实。

"坐下吧。"我说。

她这次没有拒绝，走到对面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坐姿跟林建国一样，笔直，只坐了一半。我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给她倒了一杯水，推到她面前。

"余曼同志，我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想请你做一件事。"我说，"最近有一个积案，八年前的，你应该清楚。"

她的眼神微微一变："你是说……柳河村的案子？"

"对。我看过卷宗，当年案件现场勘查和初步侦查是你的师父老赵带的队，你那时候刚调来刑警队，跟着跑了一个多月。后来案子因为证据链缺失，一直挂着。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人提过重启，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那个案子的卷宗我去年又重新梳理了一遍，"她说，"有几处疑点能对上，但缺关键的物证和人证。当年走访的笔录里，有三个人陈述有明显的矛盾点，我怀疑有人做伪证。"

"如果能找到突破口，你愿意带队重新查吗？"

她看着我，那双眼睛里的光重新聚拢了，变得锐利而专注。"我愿意。"

"好。"我说，"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你。需要什么资源，直接找我来批。人手、经费、跨部门协调，我都给你保障。唯一的要求是——三个月之内，拿出一个能立案侦查的实质性进展。"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周局，我们以前没见过面，你刚来两天，为什么把这个案子给我？"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昨天在食堂那个拍桌子让我让开的画面。那个画面里的急躁和愤怒，跟此刻坐在我对面这个目光专注、语气沉稳的女人，好像是两个人。但我知道，两个都是她。愤怒是她，专注也是她。暴烈是她，坚韧也是她。

"因为你拍了我的桌子。"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动了一下，几乎看不出来，但确实动了——像是某种绷得太紧的东西终于松开了一丝缝隙。

"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她说，"但我不问了。"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周局，三个月，我会给你一个结果。"

"我等着。"

门关上之后，我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香樟叶还在风里翻动着，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桌面上洒了一小片一小片跳动的光斑。我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苦味沿着喉咙一路滑下去，反倒清醒了不少。

接下来半个月，我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跑，认人、认事、认流程。临江市公安局是个中等规模的市局，下辖六个分局和十几个派出所，在编人员将近两千。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我基本都见了，有些印象深一些，有些还只是有个轮廓。每天的信息量很大，从早到晚几乎不停，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人名和数字在打转。

余曼那边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柳河村积案的重新梳理。我收到她提交的第一份工作进展报告是第三周的周一，打印了满满十二页纸。报告写得很实在，没有废话，把当年现场勘查的所有物证清单重新整理了一遍，标注出其中几样当时没有做进一步检验的物品，又列出了三个当年走访对象现在的去向和联系方式，最后附了一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我在报告第一页的右上角用铅笔画了个圈，表示看完了，然后让秘书小马把报告送了回去。过了两天，她又交了一份补充材料，是对其中一样当年没有检验的物证——一件浅灰色毛衣上的纤维样本——进行了重新鉴定的申请。我签了字，批了经费。

日子像河里的水一样往前走，不急不慢的。食堂里再见到余曼的时候，她还是坐那张靠墙的桌子，我有时坐她对面，有时坐她旁边，她也再没说过让我让开的话。吃饭的时候偶尔会聊几句案子的事，她说进展，我听，偶尔给点建议。她说话的语速比以前慢了一些，不知道是因为案子推进得顺利，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有一次我坐在她对面吃饭，那天食堂做的是红烧带鱼，味道挺正。她低头吃了一会儿，忽然抬头说："周局，你以前是哪个局的？"

"省厅刑侦局。"我说。

她筷子顿了一下："刑侦局？你来临江之前，在省厅干了几年？"

"七年。"

"那你……"她看着我的眼神变了变，"你见过我师父？老赵？"

"见过几次，交流不多。他退休那年，我正好调到省厅。"

她低下头又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才咽下去。"老赵临走前跟我说，这个案子总会有人接的，让我等着。"她抬起头看着我，"你是不是他找来的人？"

"不是。"我说，"我调来临江，是组织安排。"

她没再问，又夹了一块带鱼放进嘴里。但我注意到她嘴角那个极淡的弯度又出现了，比上次在办公室稍微明显了一点。

五月底的时候，天气开始热起来了。院子里的香樟树开满了细碎的白花，隔着半条走廊都能闻到那种清清淡淡的香。食堂的排风扇换了一台新的，噪音比老的那台小了很多，但铁皮罩子还是那个旧的，上面的油泥虽然擦过了，还是看得出痕迹。

柳河村的案子在这个阶段有了一个关键的突破。余曼带着两个侦查员去了一趟当年的走访对象之一——一个姓孙的老太太家。老太太今年七十三岁，身体不大好，坐在轮椅上了。余曼去了两次，第一次老太太什么都不愿意说，第二次余曼带了一盒老太太以前爱吃的桂花糕去，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聊了一个下午。老太太最后松了口，说当年她听见了一些动静，但那天有人找过她，让她别多嘴。

"谁找过你？"余曼问。

老太太摇头说记不清了，是个男的，听口音是本地人，没说两句就走了。余曼把这个情况报告上来的同时，还把当年另外两个有矛盾陈述的走访对象的材料又过了一遍，发现其中一个——当年在村里做小卖部生意的刘某某——后来搬去了外省，跟所有人的联系都断了。按常规，案件当事人搬迁是要在系统里记录的，但系统里查不到刘某某的更新信息，像是从户籍登记上凭空消失了一样。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我问她。

"在查。"她说，"从银行、社保、通信这些渠道倒推，正在缩小范围。"

"有进展马上告诉我。"

"好。"

她收拾了笔记本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周局，我有个事想问你。"

"说。"

"你从省厅调来市局，级别是平调，但市局一把手的压力比省厅处长大得多。你为什么来？"

我看着她，窗外的光在她脸上投下一块明一块暗的阴影，她整个人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那双眼睛牢牢地盯着我。

"因为我跟老赵有过一个约定。"我说。

她没有再追问，推开门出去了。门合上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咔嗒"，然后走廊里传来她远去的脚步声，军靴踩在大理石地面上，节奏快而稳。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临江市五月份的夜晚已经很热了，办公室里开了空调，冷气把暑意隔绝在外面，但窗户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我坐在办公桌前，把最近各部门报上来的材料又翻了一遍，确认了几项重点工作的进度安排。

桌面上那盆绿萝是搬进这间办公室的第二天小马端来的，说是上一任局长留下来的传统，每个办公室都有一盆。绿萝长得还算旺，藤蔓从花盆边上垂下来，在空调风里轻轻晃着。我有时候会拿喷壶给它喷点水，看水珠在叶片上滚来滚去，心里会安静下来一些。

快十点的时候，我收拾了东西准备走。电梯里遇到了治安支队的吴队长，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说周局这么晚还没走。我说还有点事处理完了。我们一起下了一楼，出了大楼，五月的夜风吹过来，带着香樟花的气味和远处街边烧烤摊的烟火味。

"周局，听说你把柳河村那个案子给余曼了？"吴队长跟我并排走着，步子放慢了些。

"嗯。"

"那个案子悬了这么多年，不是没人想查，是查不动。"他摇了摇头，"涉及的人太复杂，当时牵扯到镇上的好几层关系。老赵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案子提前退的。"

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柳河村那个案子不是简单的证据链缺失问题，卷宗里那些被划掉的询问记录、那些没有归入正式卷宗的补充材料，调来之前我在省厅就大致了解过一些。老赵退休前来省厅找过我一次，就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沓复印的材料。他跟我说："周处，这个案子我不甘心。但我退了，干不动了。你要是以后有机会去临江，替我再看看。"

那个信封现在还在我办公室抽屉里。我把它跟余曼送来的报告放在一起，有时候翻出来对照着看一看。

"周局？"吴队长见我没接话，又喊了一声。

"我知道了。"我说，"查得动查不动，查了再说。"

吴队长看着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在停车场口跟我道了别，往他自己的车那边走去。我上了车，发动引擎，开着车出了大院。

六月份的时候，刘某某的下落有了结果。余曼带着人跑了几条线，最后在南方一个地级市找到了他。他已经改了名字，在那边开了个小五金店，老婆孩子都在。余曼和另一个侦查员在他店里把他堵住的时候，他手里的扳手掉在地上，整个人瘫坐在那张塑料凳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带回临江之后，审讯进行了一整夜。刘某某最后交代了——当年他确实看到了一个人从柳河村被害人家后墙翻出来，手里拎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被害人家里失窃的东西。他认识那个人，是邻村的一个无业游民，姓黄，当时就住在刘某某店里隔壁的出租房里。姓黄的后来找过他，让他别说出去，给了他两千块钱。

"你认识那个姓黄的人现在在哪里？"余曼问。

"他……他后来也跑了。但我知道他老家在哪，他每年过年还会回去看他妈。"

余曼把这个线索报上来之后，我批了外查申请。六月中旬，临江市局刑侦支队协同当地公安机关，在姓黄的老家将他控制。那个姓黄的刚开始还抵赖，后来在证据面前交代了——八年前他入室盗窃被被害人发现，慌神之下下了重手。这么多年他一直东躲西藏，改名换姓在外头打工，连老婆都没敢正经娶。

柳河村积案宣告告破。消息传回局里的时候，已经快下班了。我在办公室里听见走廊里有人在鼓掌，稀稀拉拉的，但能感觉到那股子憋了太久终于透出一口气的畅快。林建国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明显比平时高了一个调："周局，案子破了！余曼刚才带队把人带回来了，审查已经认了！"

"好。"我说，"让余曼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第二天上午，余曼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气色比第一次见面好了一些。虽然眼圈还是有点青，但颧骨上那两团青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薄薄的红润。她穿着夏季短袖常服，袖口的金色纽扣扣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站在那里，精神气比以前足了不少。

"余曼同志，案子破了，辛苦你们了。"我说。

"应该的。"她站在那里，两手垂在身侧，但比第一次来的时候自然了很多，不再是那种随时准备跟人顶撞的姿态了。

"坐。"

她坐下来，端起我给她倒的那杯水喝了一口。窗外的阳光照在她侧脸上，我看见她的嘴角有一个很淡的、几乎不为人察觉的弧度——不是笑，更像是一种长时间绷紧之后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的松弛。

"周局，"她放下杯子，"那个姓黄的交代完之后，我审了他一夜。最后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们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案子了，都八年了。"

"你怎么答的？"

"我说，有人拍了桌子。"

她说完这句话，看着我。我也看着她。然后她嘴角那个弧度终于完全舒展开来，变成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带着点如释重负的笑。那颗虎牙又露出来了——上一次见到还是在食堂拍桌子的那天，只不过那天是咬着嘴唇露出来的，今天是真正笑出来的。

"余曼同志，"我说，"这三个月你辛苦了。回头局里会给你申报嘉奖。"

"不用。"她说，"案子破了就行。"

她站起来，整了整衣领，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过头来，看着我，说了一句："周局，明天食堂的红烧肉，我请你。"

我笑了一下："行。"

门关上之后，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几棵香樟树。六月中旬的树叶已经长得密密麻麻了，在午后的阳光里绿得发亮。蝉开始叫了，一声一声地从树冠里传出来，带着夏天特有的那种不知疲倦的劲头。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旧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被翻得有些毛边了。我把它打开，里面那一沓复印的材料整整齐齐地码着。我把材料抽出来看了最后一遍，然后放回去，把信封封好，搁在桌角。

窗外的蝉鸣声越来越响，像一条绵延不绝的线，把整个夏天都串起来了。院子里有人经过，脚步声踏在水泥地上，嗒嗒嗒的，由近及远，最后融进蝉鸣里听不见了。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新沏的，叶子还没完全舒展开，浮在水面上，一片一片的嫩绿色，在水温里慢慢往下沉。我靠在椅背上，把椅子转向窗户的方向，看着那片香樟树的树冠在风里缓缓地摇着，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在办公桌上投下无数个细碎的光斑，像是一地碎金。

第二天中午，食堂果然做了红烧肉。我端着托盘进去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余曼坐在靠墙那张桌子旁边，面前已经摆好了两副碗筷。她冲我招了一下手，我端着托盘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来。

红烧肉炖得红亮亮的，肥瘦相间，酱汁裹得均匀，配着一碗白米饭和一小碟拍黄瓜。余曼给我递了一双筷子，说："尝尝，局里食堂师傅的拿手菜。"

我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甜咸适中，肥而不腻，肉皮炖得软糯，轻轻一抿就化了。"好吃。"

"那当然。"她自己也夹了一块，低头扒了一口饭。食堂里人还是很多，但没有人再往这边看了。大家都吃着自己的饭，聊着自己的天，偶尔有几道目光飘过来，也是随意的一瞥，就收了回去。

"余曼同志，"我边嚼边说，"后面有什么打算？"

她抬起头，想了想："想把积案清单再过一遍，有几件可能还有突破口。还有，"她看着我，"我想给支队那边的年轻同志带带，有些东西不能光靠自己干，得传下去。"

"行。"我说，"需要什么支持，随时说。"

"嗯。"

我们低头吃了一会儿饭，谁也没说话。食堂里的嘈杂声像一层厚毯子裹在四周，暖和而踏实。头顶的新排风扇转得呼啦呼啦响，但声音轻了很多，不像原来那台老机器那样让人心烦。

吃完饭后，我端着托盘去回收处。走到窗口的时候，胖师傅正在收拾蒸屉，看见我来了，笑呵呵地说："周局，今天的红烧肉咋样？"

"特别好。"我说，"下回还做这个。"

"得嘞！"他咧嘴一笑，露出两颗镶过的金牙，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

我走出食堂，阳光明晃晃地照下来，刺得我眯了眯眼。院子里的香樟树开过了花，现在满树都是深绿色的叶子，在风里翻涌成一片绿色的波浪。远处传来一阵警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远，大概是下面派出所在执行什么任务。

我站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这片被阳光晒得发白的院子，看着那几棵香樟树和树下停着的一排警车，看着偶尔有人从办公楼里进出，制服的颜色在光线里显得格外深沉。临江市公安局，我来了快三个月了。这三个月里，我从一个刚进门的陌生人，变成了这座院子里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人的脸还不太熟，有些名字还记不太全，但那种隔着一层玻璃看人的感觉正在慢慢变淡。

我走下台阶，往办公楼的方向走去。脚步不快不慢，踩在阳光和树影交错的路上。走到楼门口的时候，正好遇见林建国从里面出来，他怀里抱着一摞卷宗，看见我就站住了。

"周局。"

"老林。"

"余曼今天心情不错，"他说，"我刚才在走廊里碰见她，她居然主动跟我打招呼了。前几个月，她看见我都是绕着走的。"

"案件告破，高兴正常。"

林建国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最后他笑了笑，说："周局，您来了之后，局里变了不少。"

"变了什么？"

"说不上来，"他挠了挠后脑勺，"就是感觉……干活有劲了。"

我没接话，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往楼里走了。林建国在后面喊了一声"周局慢走"，声音隔着几级台阶传过来，在空旷的门厅里产生了一点微弱的回声。

我坐电梯上了三楼，回到办公室。门推开的时候，阳光正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办公桌面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在光里泛着油亮亮的绿色，旁边桌角搁着那只旧牛皮纸信封，信封的毛边在光线下看得格外清楚。

我走过去坐下，把椅子转向窗户，面对着那片香樟树。蝉鸣声比中午的时候稍微低了一些，但还在不紧不慢地响着，像是夏天的心脏在平稳地跳动。远处天边有几朵白云，被风吹着慢慢移动，形状变来变去，最后散成一片淡薄的纱，融进更远处的蓝色里。

我靠在椅背上，让光落在脸上，暖暖的。我想起三个月前在省厅收拾行李的那天晚上，老赵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周处，临江那个地方，水不浅。你去了，先站稳，再看路。"

我现在算是站稳了。食堂的位置，我有了。柳河村的案子，已经破了。余曼拍桌子的那天，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些细节我都还记得——她手掌落在桌面上的响声，她眼底的血丝，她低头扒饭时被饭盒的热气蒸得湿润的眼睫。

我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翻开最新一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积案清理专项工作推进计划"。然后我开始列提纲，一条一条地写下来。还有几件悬着的案子，有的一两年，有的三四年，还有一件快六年了。每一件背后都有一沓厚厚的卷宗，每一个卷宗里都有一群等着答案的人。

我写得慢，但不停。笔尖在纸面上划过，沙沙的声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窗外的香樟叶继续在风里翻动着，光影在桌面上流动，像一条看不见的、无声的河。

蝉鸣一阵一阵的，夏天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