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代孕与名誉：律师详解孙宇晨景甜纠纷中的法律问题

编辑 | 吴说区块链

本期播客邀请加密法律领域律师金鉴智围绕孙宇晨与景甜之间公开披露的 3000 万元彩礼纠纷展开法律分析。金律师表示，法院认定一笔款项是否属于彩礼，核心在于付款时是否具有明确的结婚目的，需要结合转账备注、双方聊天记录、见父母、求婚及婚姻筹备等形成完整证据链；如果最终认定为彩礼，且双方未登记结婚、未共同生活，原则上可能涉及全额返还。

节目同时讨论了财产保全、管辖权异议及代孕等问题。金律师指出，财产保全属于常见程序措施，并不代表法院已经认可一方的实体诉求；境内法律对代孕的主要限制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个人参与相关行为的法律后果则较为复杂。

对于孙宇晨公开发布并注明“纯属虚构”的文章，金律师认为，如果内容指向明确的现实人物，该声明本身并不能免责；若内容失实，可能涉及名誉权问题，即使内容真实，大量公开私人生活信息也可能产生隐私权侵权风险。节目最后还讨论了舆论影响、不同法院的裁判差异以及案件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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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万元究竟是不是彩礼：法院如何认定

猫弟：8 月 27 日，孙宇晨代理律师张起淮公开表示，孙宇晨已就 3000 万元彩礼争议起诉景甜及其父母，主张返还彩礼，案件已经立案。孙宇晨一方申请了财产保全，景甜一方则提出管辖权异议，目前案件还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

同一天，孙宇晨发布长文《我的女友景甜》，涉及恋爱、婚姻、生育、医疗以及境外代孕等大量私人内容。虽然文章最后注明“本文纯属虚构”，但很多社区用户还是把其中内容作为事实传播。景甜工作室随后回应称，一切交给法院处理。

我们首先想讨论的是，法院一般依据哪些事实判断一笔钱属于彩礼，还是恋爱期间的赠与、共同生活支出或者其他性质的赠与？

金律师：一般来说，彩礼最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付款是否以结婚为目的，金额大小只能作为参考。法院会结合当地习俗以及双方的具体行为判断，例如双方是否已经明确讨论结婚，父母是否参与，是否商量婚姻筹备细节，以及在这个背景下是否发生了一笔明显区别于普通恋爱赠与的大额支付。

按照孙宇晨目前公开文章中的描述，对他比较有利的因素包括：3000 万元转入了景甜父母的账户；他购买了求婚钻戒；景甜也见过他的父母。但也有一些可能不利的细节，比如按照文章描述，求婚的决定是在转完 3000 万元以后产生的，钻戒也是之后临时购买。从时间顺序来看，就可能产生疑问：付款当时究竟已经具有明确的结婚目的，还是后来才产生结婚想法。

另外，还要考虑双方的经济状况和日常消费水平。孙宇晨自己披露的恋爱期间开销非常高，包括酒店、私人飞机等费用。在这种消费背景下，3000 万元虽然金额很大，但也可能被另一方解释成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至于“以后要生孩子”之类的表达，恋爱关系中也可能只是情感表达，单独拿出来很难证明结婚目的。

所以目前最大的限制是，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孙宇晨单方面公开的叙述，其中既有对认定彩礼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最终还要看景甜一方提交什么证据。

猫弟：如果双方确实有结婚意愿，但计划是在境外登记结婚，而不是在中国境内，这会影响彩礼认定吗？

金律师：不会。法律并不要求双方一定要在中国境内登记结婚，才可能认定相关款项具有彩礼性质。关键还是双方有没有客观的结婚准备行为。

但仅仅一方说“我要和你结婚”，或者另一方说“我要给你生孩子”，这种只言片语是不够的。法院需要看完整证据链，例如双方有没有实际筹备婚姻、有没有讨论登记结婚和婚礼安排、父母是否参与，以及付款行为和这些婚姻筹备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

猫弟：也就是说，不能只看某一句聊天记录，而要有一系列证据相互佐证？

金律师：对，需要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双方已经存在客观的婚姻准备行为；付款时转账有没有备注；付款前后双方有没有讨论这笔钱的性质。

正常情况下，如果一笔大额款项明确属于彩礼，双方可能会讨论“给多少彩礼”“这笔钱是给父母的聘礼”等内容。如果没有转账备注，也没有相关聊天记录，只是在发生转账之后突然主张这 3000 万元属于彩礼，那么证据力度就会相对弱一些。

法院最终不会只看某一个行为，而是把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见父母、求婚、婚姻筹备以及双方后续行为放在一起判断。

猫弟：孙宇晨文章里提到，他可能会和 AI 讨论这笔钱要不要给。如果他保留了大量与 AI 的对话，这种记录能不能用来证明自己当时确实有结婚打算？

金律师：可以作为证据提交，但证据和证明力是两个概念。很多东西都可以作为证据，但不同证据的证明力差别很大。

一个人和 AI 的聊天，本质上更多反映的是他自己的单方面表达，可以辅助说明当时的想法，但很难单独用来认定双方之间的客观事实。它还是需要和双方真实聊天记录、转账、见父母、求婚以及其他实际行动相互印证。

所以与 AI 的对话可以成为证据链的一部分，但不太可能仅凭这些记录就证明双方确实以结婚为目的。

猫弟：这 3000 万元据称是转入景甜父母的账户，孙宇晨也把景甜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这一点是不是对彩礼认定更有利？

金律师：把彩礼支付给女方父母在现实中其实比较常见，并不是一种异常情况。现在很多彩礼金额比较高，男方父母也可能参与出资，款项既可能直接给女方，也可能给女方父母，或者分开支付。

在彩礼纠纷中，也可以把女方及其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如果男方父母本身也实际出资，那么在某些情况下，男方父母同样可能作为共同原告。

所以，把钱转给女方父母是一个可以支持彩礼性质的因素，但仍然不是单凭这一点就能确定款项性质。

猫弟：文章里还涉及代孕。如果这笔钱和生育、代孕计划存在关联，会不会影响法院对彩礼性质的判断？

金律师：判断是不是彩礼，核心仍然只有一个，就是付款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双方谈论生育计划、孩子怎么生，或者其他婚后安排，都只能作为辅助证据。

比如，假设付款纯粹是为了让对方生孩子，付款人并没有和对方结婚的意图，那这笔钱就不能因为金额很大而直接认定为彩礼。但如果双方本来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只是在讨论结婚的同时也谈到了未来如何生育，那么这些内容反而可以成为婚姻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代孕本身并不会直接决定这 3000 万元是不是彩礼，还是要回到付款时双方真实的结婚意图。

猫弟：孙宇晨过去好像公开表达过“不结婚、不买房”等观点。如果景甜一方拿这些言论来证明他本来就没有结婚打算，会不会影响彩礼认定？

金律师：景甜一方当然可以提交这类材料，但法院一般不会仅凭一个人很多年前的公开言论，就认定他后来绝对不可能改变想法。孙宇晨完全可以解释说，随着年龄和人生阶段变化，自己的婚姻观发生了变化。

法院真正要判断的，还是支付 3000 万元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当时有没有具体婚姻准备。不过，如果从目前文章描述的行为顺序来看，也确实存在一些值得争论的地方。比如没有看到双方明确讨论去哪里登记、怎么办婚礼等比较具体的婚姻安排，反而是先发生大额转账，再出现求婚、买钻戒、见父母等动作。景甜一方可能会据此主张，真正的结婚意图并没有在付款时形成。

所以过去的公开言论本身证明力有限，但如果能够和付款当时的其他行为结合起来，就可能成为整个证据链中的一个辅助因素。

猫弟：如果最终法院认定这 3000 万元属于彩礼，双方又没有登记结婚，通常会返还多少？

金律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双方没有登记结婚，也没有共同生活，原则上彩礼应当返还。如果存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一方存在严重过错等，可能影响具体处理，但仅从目前公开信息看，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类情形。

如果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双方已经长期共同生活，情况就不一样了，法院可能只要求部分返还。具体比例会考虑共同生活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双方是否存在过错等，并没有固定比例。

但如果按照目前公开描述，法院最终确认这 3000 万元全部属于彩礼，同时双方确实既没有登记结婚，也没有共同生活，那么原则上就是全额返还。

猫弟：文章里还提到大量酒店、飞机等恋爱期间支出。即使这些金额非常高，法律上最终能够要求返还的主要还是彩礼吗？

金律师：要区分每一笔支出的性质。如果属于双方正常恋爱期间的共同消费，比如旅游、酒店等已经实际消费掉的支出，一般很难再要求返还。

另外一些明确属于恋爱赠与的财物，原则上也不能因为后来分手就全部要求返还。比如文章里提到的钻戒，如果法院认定它属于普通恋爱赠与，就和具有特定结婚目的的彩礼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案件里面，不是把整个恋爱期间所有花费加起来，然后分手以后统一要求返还。真正适用彩礼返还规则的，还是法院最终认定具有彩礼性质的那部分财产。

只看目前公开信息，这起案件可能怎么判

猫弟：景甜一方目前没有公开太多信息。如果只按照孙宇晨文章里的描述，你怎么看案件可能的方向？

金律师：如果完全按照孙宇晨文章里的叙述，他确实把很多细节都描述成了朝“彩礼”方向发展的逻辑。比如文章称对方明确提出父母养育多年、要求彩礼，之后款项转入父母账户，再出现求婚、钻戒、买房以及生育安排等内容。

如果这些描述最后都能够被真实证据证明，我认为法院把这笔钱认定为彩礼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在没有登记结婚、没有共同生活的前提下，原则上又会涉及全额返还。

但关键问题仍然是，景甜一方对这些事情会怎么解释。她可能主张这些表达只是恋爱期间的沟通，并不具有真正的婚姻意思表示；也可能对款项性质提出完全不同的解释。

现在看到的只是单方版本，所以不能直接把文章里的叙述等同于法院最终能够确认的事实。

猫弟：从律师角度看，现在公众讨论这个案件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误区？

金律师：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只要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那么期间所有大额转账都属于彩礼。实际上法院会逐笔区分，判断究竟是彩礼、普通赠与还是共同消费。只有符合彩礼性质的款项，才适用彩礼返还规则。

第二个误区，是觉得“我爆料的内容是真的，所以一定不侵权”。事实真实主要关系到名誉权判断，但真实的私人信息仍然可能受隐私权保护。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金额特别大，就当然属于诈骗或者敲诈勒索。刑事犯罪有明确的构成要件，金额可以是判断因素之一，但并不是“要的钱多”就自动构成犯罪。

第四个误区就是代孕。境内法律对代孕持否定和禁止态度，但具体到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个人，所对应的法律后果并不完全一样，不能简单理解为所有参与者都会因此受到同一种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从管辖到执行：这场官司接下来怎么走

猫弟：如果孙宇晨目前的国籍或者身份具有涉外因素，会不会影响中国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金律师：不会因为原告存在涉外身份，就当然排除中国法院的管辖。这个案件的被告景甜及其父母与中国存在明确联系，所以中国法院仍然可以依法审理。

如果是两个外国人之间，在境外发生、与中国完全没有联系的婚姻或者财产纠纷，那才可能出现中国法院无法管辖的问题。但这个案件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猫弟：景甜一方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不同地方的法院在彩礼案件上，实际裁判尺度是不是可能存在差异？

金律师：实践中的确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虽然适用的是同一套法律规范，但不同地区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裁判观点和酌定尺度可能并不完全一样。

孙宇晨选择在西安起诉，按照目前的信息，可能和景甜父母作为共同被告以及其住所地有关。景甜本人如果长期居住在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其他管辖连接点，所以她的律师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从诉讼策略上看，律师也会研究不同地区过去的公开判例，判断哪里对己方的主张相对有利。另外还有很现实的成本问题，比如律师长期异地出庭产生的差旅费用。

所以管辖权异议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可能同时涉及诉讼便利、成本以及不同地区既往裁判尺度。

猫弟：孙宇晨一方已经申请财产保全，而且法院同意了。这个动作是不是意味着法院已经初步认可他的实体诉求？

金律师：不是。财产保全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程序性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未来即使胜诉，也因为对方提前转移财产而无法执行。

实践中，大额案件申请财产保全很常见。申请人通常需要提供相应担保，例如通过保险公司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由保险公司出具保函。如果以后证明保全错误并给对方造成损失，就存在相应的责任保障。

所以法院同意财产保全，并不代表法院已经判断这 3000 万元就是彩礼，更不意味着案件实体上已经支持孙宇晨。它主要解决的是未来判决能不能顺利执行的问题。

猫弟：如果最后孙宇晨一方胜诉，而此前已经对相应财产进行了保全，是不是可以直接进入执行？

金律师：要等生效判决。一审胜诉之后，对方仍然可以上诉，二审判决才是终审判决。

拿到生效判决以后，如果被保全的财产属于可执行范围，就可以依法进入执行程序。财产保全的意义就在这里：它提前控制了一部分财产，降低胜诉以后发现对方已经没有可供执行财产的风险。

所以财产保全和最终执行是前后衔接的，但不能因为已经保全，就跳过一审、二审以及判决生效这些程序。

猫弟：这种案件如果一审、二审都走完，大概会持续多久？

金律师：法律对于审理期限本身有规定，但实践中案件数量、程序问题、管辖权异议以及是否上诉等因素都会影响实际时间。

像这种争议较大、社会关注度又比较高的案件，如果双方都充分使用诉讼权利，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比较长时间。我个人会把大约两年作为一种可能的时间预期，但具体多久现在没办法准确判断。

猫弟：这种案件如果一方胜诉，能不能要求败诉方承担自己的律师费？

金律师：一般情况下比较难。国内要求败诉方承担对方律师费，通常需要存在明确法律依据或者合同约定。

例如一些合同会提前约定，发生违约以后由违约方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等。部分侵权案件中，也可能支持一定范围的合理律师费用，但通常也不是你实际请了多贵的律师，对方就必须全部承担。

婚姻家事案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则上不能采取风险代理，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约定“最后帮你拿回来多少钱，律师按照 5% 或 10% 分成”。现实中可能有人这样操作，但从律师执业规范角度存在明显风险。

代孕本身会带来哪些法律风险

猫弟：如果文章披露的代孕相关内容属实，对双方会不会产生独立于彩礼案件之外的法律风险？

金律师：我国对代孕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层面。境内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能实施代孕相关行为，也存在对精子、卵子、胚胎等相关活动的规范。

但对于委托代孕的个人来说，现行法律下并没有一个非常直接、清晰的处罚机制。也就是说，这类行为可能受到法律和公序良俗层面的否定评价，但落实到个人身上的行政或者刑事法律后果比较复杂。

如果相关医疗行为发生在境外，又会涉及境外法律和管辖的问题，中国境内法律并不能简单直接适用于境外的全部行为。

另外，对于公众人物来说，即使未必产生直接的刑事或者行政责任，也可能受到行业自律、主管机构管理以及社会评价的影响。这和“个人是否已经因为代孕构成某项犯罪”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本文纯属虚构”能免责吗：名誉权与隐私权风险

猫弟：孙宇晨的文章最后写了“本文纯属虚构”。但文章又直接使用了景甜的真实姓名。这句话在法律上能不能产生免责作用？

金律师：如果内容已经明确指向一个现实中的特定人物，仅仅加一句“纯属虚构”，并不能当然免责。

“纯属虚构”真正可能发挥作用的场景，是作品本身描述的是不特定人物，只是某些情节偶然和现实中的某个人相似。如果你直接指名道姓，读者也明确知道是在描述谁，那么最终还是要根据具体内容判断是否侵害了对方的民事权益。

所以是否承担责任，不取决于最后有没有写这五个字，而取决于文章具体写了什么、是否失实，以及公开这些内容有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猫弟：具体来说，可能涉及名誉权还是隐私权？

金律师：如果文章里面存在歪曲、捏造或者失实内容，并且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就可能产生名誉权侵权问题。

但即使文章内容全部真实，也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公开。文章里涉及大量恋爱、生育、医疗以及私人生活内容，如果这些属于一个正常人不愿意向社会公开的私人信息，大规模披露仍然可能涉及隐私权侵权。

所以可以简单理解为：内容失实，可能重点涉及名誉权；内容真实，也仍然可能因为公开私人生活而产生隐私权风险。

猫弟：如果景甜以名誉权或者隐私权侵权进行反击，赔偿金额会不会和 3000 万元彩礼，甚至文章中提到的其他大额款项挂钩？

金律师：侵权责任一般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赔偿主要可以分成实际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

例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原有商业合作或者代言被取消，并且能够证明因果关系，就可能主张实际经济损失。除此之外，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但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不会特别高，即便是公众人物，金额和几千万元的财产争议相比一般也不是一个量级。真正可能显著提高赔偿额的，反而是能够证明的实际商业损失。

另外，侵权案件本身也需要时间。即使最后获得胜诉，对于被公开私人信息的一方来说，很多影响可能已经发生，所以司法救济在时间上具有一定滞后性。

舆论会不会影响最终判决

猫弟：目前网络上的舆论对孙宇晨批评比较多。这种社会舆论会不会影响案件最后的判决？

金律师：舆论多少会带来影响，但不一定体现在“法院因为舆论直接改变法律结论”。更直接的影响是，这种高度关注的案件会让主审法官更加谨慎，因为判决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法院也会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

但如果法律关系本身非常清楚，比如法院最终确认款项属于彩礼，双方又确实没有登记结婚、没有共同生活，那么即使社会争议很大，也不会因为舆论就随意改变明确的法律规则。

舆论更可能影响的是法律允许法院酌情判断的部分。比如某些案件本来就需要综合各种因素决定返还比例，这时社会效果可能成为法院考虑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