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夏，河南汲县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日军扫荡村庄时，一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曾把十一名藏在民宅里的中国妇女交给了命运。十人趁夜逃走，剩下一人却被日军发现。多年以后，东史郎反复说着“对不起”，这句话也成为故事最刺耳的回声。
不过，这段情节需要谨慎看待。现有公开资料中，东史郎最为人熟知的经历，主要发生在1937年底至1938年间的南京及其周边。他留下的日记，记录了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屠杀、掠夺和对平民的伤害。至于“在河南救出十名妇女”的具体经过，流传版本不少，但缺少足够可靠的原始材料相互印证，不能轻易当作完整史实。
有意思的是，故事之所以广泛传播，并不只是因为“救人”二字，而在于它呈现了战争中一个极其残酷的矛盾：一个侵略者阵营中的普通士兵，偶尔做出了违背军队命令的举动，却无法因此抹去他作为侵略军成员的责任。
东史郎原本是日本农村青年。1937年，日本全面扩大对华战争后，大批普通人被征入军队。穿上军装之前，他们可能只是农民、工人或店员；进入战场后，却被置于军国主义命令之下。枪口对准中国平民时，个人意志往往被军纪、惩罚和群体压力层层挤压。
据相关叙述，东史郎在一次搜查中发现了藏起来的妇女。他没有立即开枪，也没有把她们交给上级，而是将门暂时封住，试图让外面的士兵找不到她们。这个动作很小，却意味着他清楚知道日军可能对这些妇女做什么。
夜里，士兵们提出寻找所谓“慰安”的对象。东史郎主动表示自己熟悉村情，愿意独自前去搜查。有人问：“里面有人吗？”他只回答：“我去看看。”转身之后，他用手势指向后门，又在纸上画出逃跑的路线，反复说道：“快走，快走。”
语言不通，解释无用，时间更不等人。妇女们起初不敢相信他，直到看懂图画，才抱着孩子从后门离开。这个细节很符合战争现场的真实状态：没有慷慨陈词，也没有从容安排，只有仓促、恐惧和随时可能被发现的危险。
遗憾的是，东史郎返回时，已有一名妇女落入其他士兵手中。她认出了他，曾向他求助。若他当众阻拦，放走其他人的事情很可能暴露；若他保持沉默，便等于眼看着悲剧发生。有人把这种选择说成“无奈”，但无奈不能替代责任。救下十人，并不能抵消对第十一人的袖手旁观，更不能抵消战争机器造成的整体伤害。
这也正是东史郎后来不断道歉的原因。对不起，并不是一句简单的私人赔礼，而是对自己曾经身处侵略军队、参与侵略行动的承认。即便某一次行动中救了人，他仍然知道，自己穿着的是日军军服，手中握着的是侵略者的武器。
东史郎战后留下的日记，后来在日本出版，并引发了较大争议。日记中涉及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见闻，也包含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有人质疑他记忆的准确性和部分叙述的细节，但这些争论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平民实施了大规模暴力，南京大屠杀更是有大量档案、证词和国际文献相互印证。
东史郎晚年曾多次到中国，谈及战争责任和日本军国主义问题。他面对受害者后代时，常把“对不起”挂在嘴边。有人觉得这句话来得太迟，也有人认为，迟到的道歉至少说明他没有把罪行包装成荣誉。两种看法并不矛盾，因为道歉可以表达悔意，却无法让死者复生，也无法替受害者抹去经历。
更值得分辨的是，不能因为东史郎救过十名妇女，就把他塑造成脱离时代背景的“英雄”；同样，也不能因为他曾经是侵略军士兵，就否认他战后面对罪责的行动。历史人物往往带有复杂性，但评价复杂性，不能模糊侵略与被侵略、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对不起”说得越多，越说明那名没有被救走的妇女始终没有从他的记忆中消失。至于河南汲县那段具体故事，仍应把传说、回忆与可以核实的史料分开。能够确认的，是东史郎留下了反思侵华战争的文字，也承认个人偶然的善举，绝不能覆盖军队和国家实施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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