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6年，刘子毅在住处翻看报纸时，一则寻人启事让他停了下来。启事寻找的，是革命烈士刘士奇的后人。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因为那是自己生父的名字。更让他意外的是，寻人者正是自己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哥哥刘祖文。
一张纸，牵出了两段被岁月隔开的童年。
刘士奇是湖南岳阳人，早年接受新式教育，后来考入湖南省公立商业专门学校。那个年代，一个乡村青年能够进入省城求学，在家族看来已经是极大的荣耀。可他没有把人生停留在读书、谋职和成家上，而是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士奇的第一段婚姻由父母作主，妻子名叫罗菊英。1927年，他离开岳阳投身革命，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家乡。1928年，罗菊英改嫁，年幼的刘祖文便留在岳阳，由母亲和族人照料。
刘祖文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短，却一直知道父亲是一名革命者。对他来说，父亲既是血缘上的亲人，也是家族记忆里一个始终没有归来的名字。
另一边，刘士奇在赣南苏区工作期间，与贺怡结为伴侣。1931年，贺怡与毛泽覃结婚，刘士奇则被调往鄂豫皖一带。两人的相处时间并不长，但这段关系留下了一个孩子的线索。
1933年，刘士奇牺牲。贺怡后来得知，刘士奇还有一个流落在外的儿子。她没有把这件事放下，而是按照地下党提供的线索，先后在上海、无锡、南通等地寻找，最终在武汉的一处难民收容所里找到了孩子。
那时的刘子毅，衣服破旧，身体瘦弱，长期营养不良。贺怡为他洗澡、理发、换衣服，把这个饱经磨难的孩子带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得知他是刘士奇的遗孤后，决定将他送往延安，接受烈士子弟的教育。
对刘子毅而言，这次相逢改变了命运。
他的亲生母亲同样是一名共产党员。1927年秋天，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刘子毅走上刑场，临行前恳求围观者收养孩子。一个白发老人不忍旁观，答应把他当亲孙子抚养。老人靠替人洗衣维持生活，孩子虽活了下来，日子却十分艰难。
后来，刘少奇得知刘子毅的遭遇，曾让何宝珍设法将他接到上海抚养。可是何宝珍于1931年被捕牺牲，刘少奇又前往东北工作，孩子再次失去依靠，最终辗转到了武汉。
贺怡把他带到延安后，刘子毅进入烈士子弟学校。生活逐渐稳定，学习也走上正轨。他一直想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常常缠着身边的人讲述刘士奇的往事。
延安时期，一位来自湖南岳阳的国语教员张仲纯曾听过刘士奇演讲。刘子毅知道后，急切地问：“您见过我父亲吗？他是什么样子？”
张仲纯没有简单回答，而是凭记忆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像中的刘士奇被画得稍显老成，刘子毅拿着画像跑去问贺怡：“像不像爸爸？”
贺怡看了看画像，又看了看孩子，回答道：“像，很像。”
这幅画未必完全接近刘士奇真实的容貌，却填补了一个孩子对父亲的想象。贺怡不仅照料他的生活，也尽力让他知道自己的来处。
刘子毅在延安中学毕业后，选择到东北工作，先后在哈尔滨、牡丹江等地任职。贺怡遭遇变故后，他又调往上海铁路公安系统，曾设法照顾贺子珍。多年相处，使他与贺家保持着深厚感情。
刘祖文的成长道路则完全不同。他一直生活在岳阳老家，虽也没有真正享受过父亲的陪伴，却有母亲和族人的照看。一个在家乡长大，一个在战乱和收容所中辗转；一个知道自己有父亲却未曾相见，一个直到成年后才逐渐拼出父亲的轮廓。
正因如此，刘祖文登报寻找刘士奇遗孤，并不是一时兴起。那份启事背后，是一个家族寻找失散亲人的愿望，也是对刘士奇革命经历的追认。
刘子毅看到启事后，很快与刘祖文取得联系。兄弟二人终于相认。刘子毅漂泊多年，第一次明确知道，世上还有一个与自己同父异母的亲人。遗憾的是，相认后的日子并不长。两年后，他被扣上“冒充烈士家属”的罪名，遭到监禁和毒打，最终在坎坷与屈辱中结束一生。
刘祖文后来一直参与父亲资料的整理。1987年，岳阳市委党史部门曾到刘士奇老家搜集史料，相关事迹被收入《巴陵英烈》。湖北红安、安徽金寨等地也曾查访刘士奇的革命经历。
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华著名烈士》《中国红军人物志》等资料中，刘士奇的名字被保存下来。至于刘祖文和刘子毅，这对迟到数十年才见面的兄弟，则在一则寻人启事中，重新接上了被战乱截断的家族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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