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北京协和医院,孙中山因肝癌病逝,终年58岁。消息传出后,正在北方从事革命工作的李大钊悲痛不已。他没有急着发表长篇演说,而是写下一副极为少见的长挽联,追述孙中山与广东、民族革命以及中国前途之间的关系。
这副挽联很长,内容并非单纯哀悼个人。李大钊从广东的近代革命传统写起,谈到太平天国、民族危机和列强侵略,继而落到孙中山一生的奋斗。他写道,孙中山“砥柱于革命中流”,又说其“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
字里行间,既有悲痛,也有判断。李大钊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位只属于某个政党的政治人物,而是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挽联中提到“建国山斗”,意思是国家失去了一位如泰山北斗般的人物,接下来的重任,必须有人继续承担。
两人的交往,其实并不算长,却发生在中国革命方向重新调整的关键时刻。1922年夏,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受到沉重打击。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有人信奉革命理想,也有人把入党当成升官发财的门路。
孙中山需要改造国民党,李大钊则在探索各革命力量如何联合。1922年8月,围绕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会上意见并不一致,争论持续很久,李大钊承担了沟通和调和的工作。
会后,李大钊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合作。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李大钊向孙中山说明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设想,孙中山没有把它看成争权,而是视为改造国民党、扩大革命力量的一条途径。
孙中山曾希望李大钊直接参与国民党改组。李大钊有自己的顾虑:“我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再加入国民党,是否合适?”孙中山回答:“这并不妨碍,可以同时保留两种身份。”在孙中山亲自介绍下,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
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名党员,而在于两个革命组织开始寻找共同目标。孙中山随后推动党务改进,把改组国民党视为重建革命力量的核心工作。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人,也因此成为国共合作早期的重要联络者。
阻力很快出现。1923年,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对改组,指责共产党和苏联代表介入国民党事务。孙中山态度强硬,曾表示,如果有人不赞成改组,完全可以退出国民党,甚至说自己个人加入共产党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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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并非一时冲动。宋庆龄曾问他,为何一定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解释,国民党中既有真正为理想奋斗的人,也有把政党当作谋取个人利益工具的人,党要重新获得生命力,就必须吸收新的革命力量。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李大钊被指定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在会上说明,自己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更不是在国民党内部另立一个党。
大会通过了改组方案,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民族、民权、民生不再停留在旧有政治口号层面,而是与反帝反封建、改善工农处境的现实任务联系起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正式形成。
孙中山北上后,病情不断恶化。1924年11月,他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离开广州,抵达北京后长期住院治疗。重病中的孙中山仍关心国民党在北方的工作,并委托李大钊承担相关事务。这一安排,引发了部分国民党人士的不满,却也说明孙中山对李大钊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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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去世后,李大钊不仅写下挽联,还撰文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他认为,孙中山承接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传统,又把反对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推向新的阶段。
1926年11月,李大钊在文章结尾写下:“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中山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在他看来,中山主义和列宁主义虽然产生背景不同,却都针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压迫问题,前者代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要求,后者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4月28日遇害,年仅38岁。面对审讯和死亡,他仍没有否认自己的政治选择。孙中山与李大钊,一个在1925年离世,一个在1927年牺牲,他们共同推动的合作虽然后来遭到破坏,却曾在1924年至1927年间掀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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