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夏，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一间教室里，21岁的王桂珍第一次接触医学课本。她原本是纺织女工，却因一纸通知，走上了半农半医的道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连中学都没读过的农村姑娘，后来会成为全国闻名的“赤脚医生”，并在31岁时进入卫生部工作。
这场变化，源于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农村医疗问题作出的重要指示。当时，全国医疗资源严重向城市集中，高级医务人员大多在大城市，广大农民看病难、买药难，基层甚至还常见巫医和土方治病。毛泽东提出，卫生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到农村，培养农村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生。
江镇公社随后举办医学速成培训班，招收对象并非城市学生，而是有一定文化基础、政治表现较好、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王桂珍小学毕业后进了纺织厂，工作勤快，还是共青团员，村里认为她符合条件，便把她送去学习。
课程只有4个月，内容却极其繁重。解剖、生理、药理、针灸，许多知识需要长期积累，王桂珍只能靠挤时间补课。熄灯后，她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或向同学请教。有人问她：“这么多东西，记得住吗？”她没有多说，只是一遍遍翻开课本。
培训结束后，她回到大沟村担任卫生员。村民起初并不信任，觉得医生至少要学几年，一个只学了4个月的姑娘能治什么病。一次有人牙痛，王桂珍提出针灸，对方迟迟不敢答应。她干脆先在自己身上扎了一针，病人这才放下戒心。疗效传开后，找她看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她的药箱里没有昂贵设备，常用的不过是一根银针和一些草药。王桂珍在村边种下百余种中草药，给村民治病时尽量采用经济办法。她并非脱产医生，平时仍要下田挣工分。有人来叫她看病，她常常刚从水田里出来，脚上还沾着泥，拿起药箱就走。
“赤脚医生”这个称呼，正是在这样的细节中传开。它不是正式职务，而是对农村卫生员工作状态的概括：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为乡亲看病。1968年，《红旗》杂志发表介绍王桂珍的调查文章，随后多家报刊转载，这一称呼也由江南乡村传遍全国。毛泽东在文章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王桂珍的身份变化很快。1969年国庆，她到北京参加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由近千名农村姑娘组成的赤脚医生方队。1972年至1973年，她先后到上海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进修；1974年，她作为中国赤脚医生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言。1975年，电影《春苗》上映，她的经历又成为许多人认识农村医疗改革的窗口。
同年，周恩来考虑卫生部门领导班子缺少基层经验，提名王桂珍进入卫生部工作。她被安排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任防治局副局长，分管农村卫生、食品卫生和妇幼保健等工作。按照当时设想，她还应在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轮换，以避免脱离实际。
那一年，王桂珍31岁。职务虽高，经济待遇却没有同步改变。她仍保留农村户口，收入主要来自大队工分，一年约3000个工分，每个工分只有几分钱，全年收入不过两百余元。卫生部每天虽有少量补贴，但在北京生活仍十分拮据，她只能挑菠菜、豆腐等便宜菜，主食也尽量节省。
这便是她还要向丈夫要钱的原因。丈夫邱水兴当时在甘肃支边，工资同样不高，可收到妻子的信后，仍会从有限收入中省下一点寄来。由于王桂珍没有公开对丈夫讲清自己的职务，邱水兴长期不知道妻子已经成为卫生部领导干部。直到后来陪她进京，他才从机场工作人员那里偶然得知真相。
1976年10月后，王桂珍离开原有领导岗位。此后她在服装厂做厂医，也经历过工厂停发工资、企业倒闭和自谋生计的困难。1987年，她被安排到江镇卫生院工作，并转为城镇户口；丈夫病退回家，夫妻结束了长期分居。
1992年，王桂珍借款6000元，在自家老房子里办起印刷厂，取名“振兴”。凭着多年积累的信誉，工厂从一台印刷机发展到5台，最多时有20多名工人。1999年，她按干部待遇退休。那个从水田里背着药箱赶去看病的农村姑娘，人生也在几番起落中走完了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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