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病逝后，其麾下四大功臣，为何始终不能入享曹魏太庙之列呢？

公元239年，洛阳，魏明帝曹叡病重之际，曹魏朝廷重新议定太祖曹操庙庭的配享功臣。名单落定后，许多跟随曹操出生入死的人仍被排除在外。这里面有许褚、荀彧、贾诩，也有“五子良将”之一的于禁。

这件事看似是在评功，实质上却牵涉忠诚、名节、政治立场和宗室关系。太庙不是普通的纪念场所，能够配享，等于被曹魏政权认定为“创业功臣”，还要经得住后世君主对政治正统的审视。

需要说明的是，史书所载配享名单并非始终固定，后世统计出的二十多人，是随着曹魏历代增祀逐渐形成的。曹氏宗亲、外姓文臣和战功武将都有人入列，但并不是功劳越大，结果就越稳妥。

许褚的情况，最容易让人觉得惋惜。

典韦死于宛城后，许褚接替他成为曹操身边最重要的护卫。官渡之战前后，曹营人心动摇，徐他等人准备刺杀曹操，许褚察觉后将其诛杀。潼关之战时，马超隔着曹操观察许褚，甚至问起“虎侯在哪里”，得知许褚就在身旁，便不敢轻举妄动。

这样的功劳，绝不只是护卫二字可以概括。许褚不仅保护曹操，也曾领兵作战，长期承担着曹操身边最危险的职责。典韦能够配享太庙，许褚按资历和忠勇，本来并不逊色太多。

问题在于，许褚的政治存在感很弱。他性情谨慎，担任宿卫时极重避嫌。史书记载，他曾因不愿私下与曹仁交谈而受到责备。对许褚来说，这是恪守职分；可在宗室将领和权臣看来，他既没有经营人脉，也没有形成可以代表自己的政治力量。

太庙名单由皇帝和朝廷议定，并不是战场上的将士投票。许褚的功劳集中在保卫曹操，缺少独立主持方面的经历，最终被忽略，并不奇怪。把他的落选简单归结为“得罪曹仁”，证据并不充分，但宗室集团对名单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

荀彧的落选，则是另一种性质。

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汉献帝从长安东归，荀彧建议曹操迎奉天子至许县。曹操由此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后来能够以朝廷名义号令诸侯，荀彧的谋划十分关键。

他还向曹操推荐荀攸、郭嘉、陈群、钟繇等人，主持后方治理，制定战略方针。曹操称荀彧为“吾之子房”，并非客套。若论曹操创业时期的总体贡献，荀彧完全称得上核心人物。

然而，荀彧辅佐的是“奉汉讨逆”的曹操，而不是准备取代汉室的魏王。公元212年，曹操准备进爵国公、加九锡，荀彧对此态度消极，双方关系由此出现裂痕。同年，荀彧在寿春去世，关于其死因，史家多认为与政治失意有关，但具体情形仍有争议。

曹丕称帝后，必须证明魏代汉具有正当性。荀彧一生维护汉室名分，又曾对曹操的进爵表示反对，这种人物很难被塑造成曹魏“受命创业”的象征。荀攸可以入祀，因为他主要表现为曹氏集团的谋臣；荀彧却始终带着汉臣色彩，差别正在这里。

贾诩的功劳同样不小。潼关之战中，马超、韩遂联军声势强盛，曹操一度陷入被动。贾诩提出离间之计，使二人互相猜疑，曹军趁机击破关中联军。曹操晚年面对曹丕、曹植争夺继承权，也曾向贾诩询问意见。

贾诩没有直接表态，只提到袁绍、刘表都因立嗣不当而导致内乱。曹操听后沉默良久，最终选择曹丕为继承人。曹丕即位后任命贾诩为太尉，待遇优厚，这说明贾诩在魏文帝心中地位很高。

但太庙评价不只看皇帝个人是否重用。贾诩早年先后依附董卓、李傕等势力，虽说是乱世自保，却难以被士大夫包装成纯粹的忠臣。他的计谋往往直接而冷峻，长安兵变中造成的惨烈后果，也使其声誉始终带有争议。

更有意思的是，贾诩一生擅长自保，入魏后刻意远离权贵，子女婚姻也不与显赫家族联结。这种做法保证了家族安全，却削弱了他在曹魏政治圈中的影响力。贾诩能做重臣，却未必适合被供奉为道德典范。

于禁的落选，原因最清楚，也最难翻案。

他治军严整，曾处死已经投降后又反叛的旧友昌豨。曹操听说后称赞于禁有古代名将之风。官渡、南征北战，于禁长期是曹军中纪律最严、执行力最强的将领之一。

公元219年，关羽围攻襄樊，曹操派于禁率军救援曹仁。汉水暴涨后，关羽水淹七军，于禁和数万魏军被困。庞德拒绝投降，最终被杀；于禁则向关羽投降，后来被孙权方面送回魏国。

曹丕并没有把这件事轻轻放过。公元220年，于禁回到洛阳，曹丕让他拜谒曹操陵墓，又命人绘制“于禁降关羽”的壁画。于禁看到后羞愤交加，不久病死。

战败被俘，本非全由将领决定；但于禁过去以严法著称，曾因昌豨投降而处死旧友，如今自己却降敌，反差太大。曹魏群臣看重的不是他一生所有战功，而是关键时刻是否守住名节。太庙配享需要成为政权的榜样，于禁显然失去了这个资格。

四人的遭遇放在一起看，标准并不只是“有没有替曹操打天下”。许褚输在政治影响有限，荀彧受困于汉魏立场，贾诩背负名声与出身争议，于禁则败在襄樊投降。战功可以让人封侯拜将，却未必能换来太庙中的一席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