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地下目前只挖出不到3%，却发现五万件文物，剩下的97%里藏着什么？

2017年7月14日上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踩着如园新赏室遗址的泥土，向访客展示了一件今早刚出土的物件。

那是一块葫芦范残片。

纹饰疏密有致，雕刻精湛。

泥土还潮湿。

访客问他这算什么级别的文物。

张中华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把残片翻了个面。

背面刻着一个“喜”字——旁边缠着植物枝蔓。

如园是圆明园中保存最好的遗址。

但张中华和他的同事脚下，仅仅2，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已经出土了上千件文物。

而整个圆明园遗址公园，100多处景点、240多万平方米陆地面积，目前只发掘完成了5万平方米。

5万平方米除以240万平方米，不到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的地底下，挖出了五万多件文物。

剩下百分之九十七的地下，到底埋着什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圆明园留给世人的印象是断壁残垣。

西洋楼大水法的石柱孤零零立在荒野中，游客拍照留念，然后离开。

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科科长陈辉说，大多数人了解的圆明园，就是西洋楼、大水法、西式建筑——其实只占全园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

真正代表圆明园的是那些中式园林建筑。

但中式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经过1860年的大火和后来的战乱，地面遗存极少。

游客看不懂，地面上也几乎没什么可看的。

陈辉说，管理处一直想通过考古发掘，把丰富的地下资源展示出来。

1996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动了第一次大规模考古。

此后二十多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考古。

201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成立专项团队，开始了最近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考古队先后对桃花洞遗址、大宫门遗址、养雀笼遗址、海晏堂蓄水楼、远瀛观等进行了发掘。

发掘总面积达到9，800平方米。

到2017年，考古队已完成22处景区的考古勘探工作，基本探明了这些景区的遗址保存状况和布局。

百分之三的地底，挖出了什么？

铜鎏金象首。

2014年，考古队在大宫门遗址的御河河底，挖到了一个硬邦邦的泥疙瘩。

死沉。

被泥裹得完全看不出形状。

送进实验室，清洗了半个月。

泥壳剥落之后，在场的人看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象首——象牙微挑，眉目传情，脉络清晰。

这是乾隆年间的物件，铸造和鎏金工艺代表了当时大清帝国的最高水平。

象首后部有四个小洞，是用来固定身子的。

身子已经不知去向。

考古队员们猜测，当年这个大象摆件被整体运走时，象首掉进了大宫门门前的河里，被淤泥封存了一百多年。

嘉庆御笔石刻。

在如园延清堂东侧道路的清理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条。

上面刻着两方印章：一方是玉玺，写着“嘉庆御笔之宝”；另一方刻着“夙闻诗礼凛心传”。

字迹清晰可辨。

但石条过于巨大，暂时无法挪动，碑刻的其余内容还深埋在泥沙下面。

另一块石条上刻着“御题”二字，后面钤着同样的两方印章。

再旁边一块石条上能看到“朱华翠”“盖满池”的字样——考古队员推测是一首题咏荷花的诗文。

更完整的发现是《披青蹬》石刻。

长约1.5米、宽约0.8米。

上面刻着嘉庆皇帝的御制诗：“碧萝青藓午阴凝，沿蹬寻幽缓步登。

小憩方亭欣造极，披襟挹爽早秋澄”。

嘉庆皇帝重修如园后，给每一处景都题了诗。

这块石刻印证了嘉庆重修如园的史实，也证实了嘉庆重修后如园十景的存在。

粉彩瓷砖。

在延清堂旁边的殿内，考古队发现了粉彩瓷砖。

花纹精美，给人愉悦休闲的感觉。

瓷砖里面是干沙，受热散热均匀。

张利芳博士推断，这种瓷砖是取暖用的——这里应该是皇帝休息的暖阁。

瓷砖中间空心，周围钻有蜂窝状小孔，沙子起保温作用。

在延清堂正厅发现的是金砖，皇家建筑中比较常见。

但金砖多数已经酥裂——因为过火。

粉彩地砖部分表面呈黑色，也是因为过火。

如园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火势凶猛的大火。

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与1860年英法联军那场大火直接相关，有待进一步检测。

葫芦范。

除了那块刻着“喜”字的残片，如园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葫芦范和少量残片。

范内阴刻纹饰和文字，疏密有致，构思精巧。

养雀笼黄釉琉璃构件。

在西洋楼养雀笼遗址地下，考古队挖出了一件黄釉琉璃构件，上面有卷云纹路。

养雀笼到底是什么？

是养孔雀的吗？

文献中没有明确说法。

琉璃构件上刻着四个字——“孔雀牌楼”。

谜底揭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后来说，考古不一定要发掘出多大经济价值的文物，能对历史作出解答，也非常有价值。

地天母铜像。

圆明园所留唯一一尊“地天母”铜像。

这些只是百分之三。

张中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句话，值得反复琢磨：“从考古结果看，几乎每个遗址都和设计图纸有不同的地方”。

圆明园从雍正到同治时期跨越150余年，不同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不断改扩建。

文献只记载了主要建筑。

那些次要的建筑、临时的改建、皇帝心血来潮增添的亭台楼阁，绝大部分没有被记录下来。

它们埋在地下。

而地下埋藏的，远比图纸上画的多。

那么，剩下百分之九十七的地下，可能藏着什么？

建筑构件。

圆明园的主体是中式土木结构建筑。

木头被烧了，但石头、砖瓦、琉璃构件不会烧掉。

它们倒塌之后被泥土覆盖，层层堆积，最终沉入地下。

如园遗址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出土文物中包括大量的筒瓦、板瓦、砖雕、铭文青砖。

文源阁遗址2024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黑釉瓦件、绿釉瓦当、砖雕、铭文青砖等建筑构件。

还有粉彩瓷片、青花瓷片、琉璃建筑构件。

整个圆明园100多处景点，目前只勘探了22处。

剩下那些未勘探的景点地下，完整的台基、柱础、台阶、散水、道路系统，大概率还保存着。

如园遗址发掘面积已达90%，揭露出了完整的路网系统——几乎各建筑之间均有道路相连，设计科学，理念超前。

文源阁遗址发掘出了完整的石板道路、蹬道、御路、踏跺组成的道路系统。

这些是石头做的。

火烧不掉。

宫廷生活遗物。

百分之三的地底已经挖出了五万多件文物。

大部分是碎片——瓷片、陶片、琉璃碎片。

但碎片也是信息。

每一片瓷器都来自某一只碗、某一个盘、某一尊瓶。

它们曾经摆在皇帝的餐桌上、妃子的妆台上、大臣的案几上。

1860年那场大火之后，它们被打碎、被踩踏、被泥土掩埋。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七的地下，碎片的数量可能数以百万计。

除了瓷器，还有铜器、玉器、木雕、石刻。

2024年文源阁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铜、铁、瓷、陶、琉璃等质地的文物。

瓷器又分为青花、粉彩、五彩等。

圆明园鼎盛时期，园内陈设着无数珍宝。

英法联军劫掠了能搬走的，烧毁了搬不走的，但还有大量物件在混乱中掉进了河里、埋进了土里、塌进了废墟里。

它们至今仍在某处地下。

西洋喷泉的水利机械。

圆明园西洋楼区域的海晏堂，有一组著名的十二兽首水力钟。

每隔一个时辰，对应的兽首会喷水。

这套水利系统的核心是蓄水楼——一座专门为喷泉供水而修建的建筑。

据文献记载，最初采用西方传教士蒋友仁设计的机械攀登水车提水。

水车的一端架设在汲水池内获取水源，操作间在二楼。

设计参考了欧洲的水利机械书籍，通过畜力或人力驱动齿轮和提水斗。

后来机械故障，无人能修，改为传统辘轳人工提水。

2015年10月至12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蓄水楼遗址进行了考古清理。

考古发现，蓄水楼通往东部大水法景区的地下水道系统并未找到。

文献记载的输水管网、锡海、集水池等水利设施，大部分仍埋在地下。

海晏堂水法的水道、汲水池、轧水机、输水管网——这些机械装置的残骸，可能还静静躺在蓄水楼周围的地下。

除了海晏堂，西洋楼还有谐奇趣、方外观、大水法等多处喷泉景观。

每一处都有配套的水利系统。

每一处的地下，都可能埋着齿轮、管道、水车残件。

失传古籍。

文源阁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由四达亭改建而成的皇家藏书楼。

主要用途是收藏《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前后共抄录七部，分藏于“北四阁”“南三阁”。

文源阁是北四阁之一。

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文源阁和藏书惨遭损毁，仅部分藏书留存于世。

2024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圆明园管理处对文源阁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

考古人员发现了宫门、碑亭、月台、趣亭、北院门等建筑基址，以及四周围墙、石板道路、供排水涵洞、“玲峰”基础等附属遗存。

文源阁遗址保存相对较好，整体布局与乾隆四十四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样式雷图基本相符。

建筑基础处理极为严格——先挖基槽，底部夯打柏木桩防止下沉和移位，上面铺石板，再垒砌台基，台基内全部夯打灰土。

这是目前圆明园考古所见对建筑基础处理最严格的一处。

藏书楼的地基如此坚固。

那么，有没有可能——哪怕只是部分——当年被埋在废墟之下的书页残片、卷轴碎片，至今仍封存在某处地基缝隙或暗格之中？

文源阁设计了完备的防火防洪设施：院内挖了一大一小两处水池，北墙内外设置供水涵洞，东墙和南墙内外各设置排水涵洞。

这些水池和涵洞在1860年之后被泥土和瓦砾填埋。

填埋物中，是否夹杂着《四库全书》的残页？

目前还没有答案。

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七里，可能藏着答案。

地下密室。

2026年初有报道称，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地下1.2米处发现了一处未被破坏的地下密室。

它躲过了1860年的大火。

里面没有丢过任何东西。

不是什么藏宝洞，而是清朝时侍从们冬天取暖待命的地方。

含经堂是乾隆为自己修建的养老寝宫。

考古发现了完整的地基、排水沟和地下供暖系统。

地炕系统——一种通过地下火道取暖的装置——保存完好。

含经堂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圆明园的地下不仅埋着散落的文物，还埋着完整的建筑遗存——地基、暗道、供暖系统、排水系统。

这些是整座园子的“地下骨架”。

火烧不掉，抢不走。

它们还在那里。

为什么不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七全部挖开？

这是所有听过“百分之三”这个数字的人都会问的问题。

答案不止一个。

第一个原因：保护难度。

圆明园的中式建筑是土木结构。

木头烧了，但地基还在。

考古发掘一旦展开，就意味着要把覆盖在遗址上的泥土一层层剥离，把埋藏了上百年的建筑基址暴露在空气中。

暴露之后怎么办？

如果不做保护和展示，遗址会迅速风化、坍塌。

如果做保护和展示，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投入。

目前已经发掘的遗址——如园、文源阁、海晏堂蓄水楼——每一处的保护和展示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剩下的遗址数量是已发掘的数十倍。

全部挖开，意味着全部都要保护。

以目前的条件，做不到。

第二个原因：避免破坏遗址地貌。

圆明园遗址不仅是地下文物的容器，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现场。

1860年大火之后的地面形态、150多年来自然演替形成的植被和地貌、废墟与荒野交织的独特景观——这些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国家文物局在答复重建圆明园的建议时明确表示：“重建圆明园缺乏必要的考古及历史文献依据，且将改变圆明园遗址被列强破坏的历史现状”。

大规模发掘同样会改变遗址的历史现状。

每挖开一处，就意味着破坏一处保持了150多年的原始地貌。

在“揭示历史”和“保存现状”之间，存在一个需要反复权衡的边界。

第三个原因：考古进展慢。

圆明园的考古不是盖房子挖地基——一铲子下去就行了。

每一处遗址的发掘都需要先做考古勘探，摸清地下的大致情况，然后制定详细的发掘方案，报国家文物局批准。

获批之后才能动工。

发掘过程本身更是极其缓慢——用刷子刷、用小铲子剔、用手一点点清理。

如园遗址2，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进行了两期考古。

文源阁遗址1，000平方米的拟发掘面积，2024年8月开工至今仍在进行中。

整个圆明园240多万平方米，按这个速度，全部挖完需要数百年。

第四个原因：抢救性保护优先。

目前圆明园的考古遵循一个原则——不是主动去挖，而是哪里有破坏风险、哪里有抢险工程需要，才去哪里挖。

海晏堂蓄水楼遗址的考古清理，就是因为蓄水楼存在坍塌风险，需要进行抢险工程。

文源阁遗址的考古发掘，同样是在保护与展示的框架下进行的。

这种“抢救性保护”优先的原则，意味着大量没有 immediate 风险的遗址会继续沉睡。

不是为了保护而挖，而是为了保护才挖。

关于圆明园的保护，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清理整治还是保持废墟？

部分整修还是维持残园？

全面重建还是部分重建？

每一种观点都有支持者。

但在一点上各方逐渐达成了共识：圆明园遗址以断壁残垣告诫后人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地下的文物，更在于它作为历史见证的完整性。

有学者主张，圆明园有且只能有一种方式存在，那就是时下的遗址状态。

地下那些尚未发掘的部分，恰恰是这种“遗址状态”最忠实的守护者——它们没有被扰动，没有被改变，保持着1860年大火之后的样子。

百分之三的地底已经挖出了五万多件文物。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七里，建筑构件层层叠压，宫廷遗物碎片无数，西洋水利机械的残骸可能还埋在蓄水楼周围，失传古籍的残页也许封存在某处地基的缝隙中，地宫暗道在含经堂之外也许还有更多——福海底下有暗渠，砖砌得比故宫东华门还工整。

铜水龙头深埋三米。

夯土层比人还高。

地宫甬道的走向至今没有被完全探清。

2017年7月14日上午，张中华把那个刚出土的葫芦范残片翻过来，给访客看背面的“喜”字。

泥土还潮湿。

访客问他这算什么级别的文物。

他没有直接回答。

如园遗址的考古仍在继续。

张利芳博士已经在这里待了近三年，几乎每天都要待在考古现场。

她说，考古就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证实、不断补充的过程。

百分之三已经证实了很多。

百分之九十七还在等待。

那些埋在地下的——石头、砖瓦、瓷片、铜件、暗渠、地基、密室——它们不会说话。

但它们一直在那里。

从1860年到现在，一百六十多年。

泥土一层层覆盖上去，野草一年年生出来，游客一年年走过。

没有人知道脚下踩着的是什么。

也许是一块嘉庆皇帝题过诗的石条。

也许是一根乾隆年间铸造的铜水管。

也许是一页《四库全书》的残页。

也许什么都没有。

但也许有。

2017年7月14日上午，张中华把葫芦范残片放回原位。

泥土重新覆盖上去之前，有人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残片上的“喜”字依稀可辨。

然后土又盖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