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费孝通“江村调查”90年后的现场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的菜市场，每天都是热热闹闹的。8月的一天，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带着一群学生早上7点走进菜场，与摊主、早市茶铺的老人攀谈，了解菜场行情。

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26岁的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进行了50余天的田野调查，日后据此写下《江村经济》，让这座太湖之滨的江南村落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精神地标。90年后，周晓虹邀请30位社会学者、10余位期刊与出版界专家、影视艺术家，领着一批博士生、本科生，组成“江村调查”90周年重访团（以下简称“重访团”），在费孝通先生90年前的同一个时段7月3日至8月25日重返江村，开展口述史采集、影像记录、学术答辩与田野研讨等系列工作。从清晨的菜场到深夜的农家，从村委会办公室到文化礼堂，从乡镇企业的车间到附近世界500强企业的工厂，160余位受访者的人生故事被仔细打捞，一场跨越90年的学术对话在江南的暑气里缓缓铺展。

以人民为方法

这个寻常的江南清晨，被编入“江村调查”90周年田野重访计划的日程之中。周晓虹为此次重访确定的主题是“以人民为方法，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的”。在他看来，“以人民为方法”就是站在人民角度看人民怎么看待自己、自己的生活、社会学，是从普通人的讲述与实践中发现问题、认识社会，把他们的经验看作知识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的”是要从具体的人生出发，理解中国的现代化究竟如何被经历、被解释，并由普通人共同塑造。如果中国社会学能汲取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奋斗经历、体验、艰辛，甚至窘迫，带上中国人自己的烙印，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则更有底气。

“这并非一句装点田野的口号，而是关乎知识如何产生、谁有权解释社会，以及学术最终面对何种现实的问题。”重访团助理董方杰在《新江村通讯》中写道，中国社会的阐释者队伍中，不应缺少中国人民，人民也不应只是被抽取经验、被归纳材料的对象，而应成为知识生产的参与者、评价者乃至叙述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家建访谈了个体户、村民、村委会主任、文旅运营人员等。其中一位村民从事过泥工、镇办企业会计、羊毛衫经营工作，如今担任企业安全员。通过访谈，重访团了解到，彼时乡镇企业由镇政府管理，会计由镇里派驻到企业。当时企业厂长薪资约为普通职工的两倍，会计工资可以达到厂长工资的85%。这些细节为理解那个时代的乡镇企业运行管理方式、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提供依据。这位村民还讲述了当年羊毛衫产业生产、销售、金融相互联动的网络，以及按年度统一结算的商业模式。这成为理解改革开放之后地方经济崛起路径的重要样本。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陆远采访了一位开弦弓村的老人。老人直言，村子的名气越来越大，网红咖啡馆开了一家又一家，可村里老百姓更期待能有一个办红白事的公共场地。“费孝通先生当年讲‘名实分离’的问题，放在今天的网红村身上依然值得深思。”陆远说，名气是给外人看的，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才是村庄的底色，“以人民为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并承认村民才是村庄的真正主体。

访谈中“以人民为方法”，访谈外也离不开人民的“指导”。被称为“江村活字典”的“农民社会学家”姚富坤、乡村教师周明金与其他几位村民同时受邀成为重访团的田野指导，和30位社会学者并肩工作。本土村民熟悉人情世故、掌握一手细节，研究者带着理论视野、具备系统方法，二者互补，让江村记忆得到更为完整的梳理与还原。

让人民参与知识生产

这种“让人民参与知识生产”的理念，在8月16日下午一场特殊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中，得到了具象的呈现。

当天，在江村文化礼堂前，立着一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海报。周晓虹指导的三位博士生带着以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劳动模范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赴江村参加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担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邓燕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孟延庆、陈家建担任答辩委员。

不同于大学校园里封闭的答辩现场，这处礼堂的木门向所有人敞开。闻讯而来的乡村教师、医生、退休村干部、普通村民，以及不少江村访客陆续进入，坐在台阶上的蒲草垫上观摩了整个答辩过程。“90年前，费孝通先生从这里带走田野的材料，远赴英国完成博士论文；90年后，我们把以人民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搬回江村的土地，就是想让从人民生活中得来的学问，回到人民中间去。”周晓虹说道。对博士生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学业的检验，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

这场田野里的答辩只是这次重访传承脉络的一个缩影。在周晓虹看来，重访是一次中国社会学的精神寻根之旅。费孝通当年在江村确立的“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学术传统，是一代代社会学人的精神底色。这次邀请全国30位社会学者齐聚江村，就是要让大家在同一片田野里重温初心，凝聚学科共同体的共识。

循着这份传承之心，重访团设计了多维度的成果。对标费孝通弟子张祖道《江村纪事》的摄影图集《新江村纪事》、将镜头对准重访日常的纪实电影短片《江村的夏日》、用通俗语言向青少年传递社会学常识的《乡土中国：30位中国社会学家的共同一课》、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再访江村：中国农村90年变迁》、聚焦“中国社会学的时代议题”的学术工作坊、2026年江村健康保健公益讲演、农村社会学的江村课堂，以及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新江村通讯》。

截至9月2日，《新江村通讯》已发布10期。从熏豆茶到精品咖啡、从一例“两头挂花幡”到如今普遍的“两头婚”、江村访客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工业化与水环境、纺织女工……这些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文字，不仅第一时间描摹了江村的变迁，也道出了年轻博士生在调研过程中的困惑和思考。

在田野中追寻答案

精神的传承离不开具体的调研实践。90年光阴流转，江村早已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那个被蚕丝业衰落困扰的江南村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都不足以使一个真问题退出时代。正如董方杰在通讯中写的，当年细细描摹的江村世界大多已成为地方记忆。可是，费孝通先生当年抓住的主题，即传统与现代如何相遇、冲突、调适并彼此重塑，却在此后的岁月里以远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规模继续展开。

周晓虹谈道：“这里的变化早已超出了费孝通先生当年的想象。”他走访了江村周边多家龙头企业。当年濒临倒闭的乡镇校办工厂如今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产业链从最初的缫丝、印染，一路延伸到石油、化纤、光缆、光电、光伏、造船，生意早已做到了全球。在采访中，他向记者诉说了“星期天工程师”的故事：一位上海电信局的工程师，从1985年起，每到周末就来到乡下，为乡镇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后来干脆将家迁到吴江，一干就是41年，至今76岁仍在企业担任研究院院长，也成为这家企业创业史中的鲜活注脚。

当然，也有90年未变的乡土产业形态。记者晚上在开弦弓村走访时，偶遇一处家庭作坊，8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整齐地摆放着8台毛衫织机，家庭作坊经营者周阿姨穿梭在其中。记者了解后得知，作坊的订单靠熟人介绍，常常一年一结账，乡土社会的信任仍是维系经营的重要根基。陈家建在调研时也看到了这些家庭作坊。他表示，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这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形态，认为工农应当形成互补关系，农村社会才能实现良性发展。90年后，我们在当地仍能看到工农相互嵌入、互补共生的现实图景。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对比了江村与中西部乡村的差异后谈道，江村的村民“离土不离乡”，哪怕不种地了，还是把家安在村子里。这里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十分常见，社会秩序完整而自洽。年轻人愿意返乡就业，还有外来人口不断流入，村庄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保持着人口正向流动。在他看来，这种就地城镇化的路径，为中国乡村现代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不过，在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新的困惑也随之而来。叶敬忠表示，过去本土工业对农业形成重要支撑，工农互补是当地乡村运行的基础。如今当地农业已走向专业化外包经营，普通村民已很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实践。与之相应，农民的内涵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智慧发现，江村社会整合与集体动员能力偏弱。精神整合机制在现代乡村发展中占据着什么地位还有待继续探究。

90年来，一代代社会学人来到江村，带走了观察与思考，也留下了记录与阐释。而今天的这场重访，更像是一场反向的奔赴，把话语权还给人民，把学问送回田野，把学科初心在烟火里重新擦亮。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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