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彭德怀带着部队走出风沙弥漫的山沟时，眼前的队伍已经和出发时大不相同。番号还在，旗帜还在，许多熟悉的面孔却永远留在了路上。关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的兵力，彭德怀回忆为7200人左右，这个数字后来常被用来说明长征牺牲之重。
出发前的中央苏区，困难已经不是一场战斗、一次缺粮那么简单。1934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碉堡线逐步推进，红军的机动作战空间被不断压缩。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红军在阵地防御中消耗很大，兵员、弹药和粮食都难以补充。
当时的红军还背负着沉重的家当。兵工厂设备、印刷器材、伤员和大批物资，都需要随军转移。东西不能全丢，队伍又不能走得太慢，这个矛盾从出发那天起就存在。有人形容，队伍像背着一座工厂赶路，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掩护主力突围，红七军团、红十军团以及红二十五军等部队，在不同方向牵制和调动敌军。红七军团后来与红十军团合编，红十军团在皖南遭受严重损失；红二十五军则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先行进入陕南，并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重要接应。
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已经付出巨大伤亡。粤军和湘军凭借地形设置阵地，公路、渡口、山口都被严密控制。红军不得不在火力不足的情况下连续突击，许多部队刚刚冲过一道封锁线，便只剩下半数甚至更少。
真正改变长征进程的，是湘江一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一带强渡湘江。敌军沿江布置重兵，红军携带的辎重又拖慢了速度，后卫部队承担了极其惨烈的阻击任务。
渡河并不只是冲向对岸。江面上架桥，岸边抢占渡口，伤员要转移，弹药要运输，后卫还要挡住追兵。红军从湘江战役前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损失超过一半。彭德怀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核心意思很清楚：再这样走下去，队伍迟早会被消耗干净。
有战士问：“还要往哪里走？”干部只能回答：“先把队伍带出去。”话很短，却道出了当时的处境。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内部对原有军事路线的质疑迅速增加，部队上下都在等待一次真正的调整。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没有凭空改变战场形势，却改变了红军的指挥方式。此后，部队开始更加重视敌情、地形和运动中的主动权，不再机械执行大兵团硬碰硬的作战方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正是在这种变化下完成的。
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1月至3月间，红军在川黔边境反复穿插，调动敌军。金沙江渡河则使中央红军摆脱了敌军围追堵截，避免被迫在长江以南决战。战术上的灵活，不能抵消此前的损失，却让这支残破的队伍重新获得了行动空间。
长征途中，雪山、草地和高原并不是简单的背景。缺粮时，部队只能依靠有限的青稞、野菜和牦牛肉；过草地时，沼泽隐藏在表面之下，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泥水。许多战士不是牺牲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倒在饥饿、寒冷和疾病面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此时，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多人，能够继续战斗的只剩下约七千人。这个数字并非所有统计口径都完全一致，但它准确反映了中央红军一路上的惨重损耗。抵达陕北，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而是获得了重新整顿和发展的根据地。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打响，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陕北根据地的局面由此得到巩固。1936年，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继北上，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的战略转移基本完成。
许多走过长征的人，后来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时，长征中的红军指挥员和基层干部中，有不少人被授予元帅、大将、上将以及其他军衔。授衔名单记录的是职位与贡献，吴起镇那支只剩七千余人的队伍，则记录着另一层事实：许多后来熟知的名字，曾经只是漫长行军中幸存下来的普通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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