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尼采的一生，才知道什么是神话

读完尼采的一生

才知道什么是神话

作者丨苏·普里多 来自《我是炸药》

↑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摧毁了西方思想的基石。上帝之死、超人和奴隶道德或多或少地渗透进我们的文化当中，而他也是历史上被误解最深的哲学家之一。

今时今日，尼采的思想仍然同时为左派和右派所采纳。读完尼采的一生，才知道什么是神话。

1898年夏天，尼采第一次中风。第二年又发生了一次。1900年8月，他患上感冒，并出现呼吸困难。一个也许是担心遭到伊丽莎白长期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证人，报告了尼采的死亡。其描述听起来像是一位照顾该病人多年的护士所做。

他，也许是她，注意到，在被转移至魏玛后，尼采丧失了阅读、理解乃至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尽管这位不幸的患者从来不乏访谈。但这些访谈极少当面进行。所有接触都通过伊丽莎白来推动，所有报告都得经她的手，而尼采则瘫在一旁，无助地躺在那位证人所说的“床垫墓穴”里，被推起的家具包围着，以防止他逃跑。他无法自如行动，尤其是因为，他一看到闪亮的物件就会试图把它塞进嘴里。除此之外，他总体上是一个听话的好病人。他境况凄凉，毫无希望，但他很少有身体上的痛苦。

哈里·凯斯勒证实了以上描述，不过伊丽莎白的新闻简报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尼采从他最喜爱的作家——显然是莫泊桑——那里，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据她说，尼采“直到最后一刻都还保留着他的语言能力。他是多么经常地赞美着我所做的一切。当我看起来悲伤的时候，他又是如何安慰着我。他的感激之情令人动容。‘你为什么哭呢，莉丝贝？’他会说，‘我们多幸福啊。’”

关于他的死亡，也有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他的濒死状态是痛苦的，但持续得并不长，匿名证人写道，此人显然有临终观察的经验，他（她）接着评价说，鉴于尼采予人深刻印象的体格——“即使在棺材里也威风凛凛”，如果他有足够的求生意志，也许会挣扎得更久。

↑尼采

伊丽莎白对这次死亡的叙述有所不同。将近午夜，她坐在他的对面，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在酝酿。中风令他神色大变，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伊丽莎白喜欢中风这种事。）“看来，这个伟大的心灵就要在电闪雷鸣中毁灭了，然而，他又醒了过来，并试图说话……即将凌晨两点，我给了他一杯提神的饮料，他推开灯罩，以便能看到我……睁开他那双非凡的眼睛，他最后一次凝视着（我的）双眼，高兴地喊道：‘伊丽莎白！’然后，他猛地摇了摇头，心甘情愿地闭上眼睛，死了……查拉图斯特拉就这样死了。

他逝世于1900年8月25日。

伊丽莎白召唤来哈里·凯斯勒。他中断了对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观览，在那里，人们点亮埃菲尔铁塔以庆祝电力的奇迹，世界正在迎接新世纪的降临。凯斯勒抵达魏玛，看到尼采躺在档案室的棺材里，被盆栽棕榈和鲜花紧紧簇拥着。

遗容面具的制作通常由雕刻家来完成。伊丽莎白曾请马克斯·克林格和恩斯特·盖格尔来做，但他俩都太忙了，所以这项任务就落在了哈里·凯斯勒身上。凯斯勒拉来一位年轻的学徒，着手干起来，那位学徒原是来帮忙布置葬礼装饰的。头颅已歪向一边，他们不得不把它抬高一些，以便扶正。任务完成后，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伊丽莎白制作了遗容面具的副本，并把它们作为“铭记汝之将亡”的纪念送人。但没过多久，她就觉得这个遗容面具不够出色。于是又做了第二批改良版，并赠给那些她特别中意的人。额头被加高，堪与苏格拉底相媲美，而55岁的尼采的发量也增加了，简直像是一位头发浓密的青年阿波罗。

尼采早已告诉人们，他希望像一位诚实的异教徒那样入土为安。至于音乐，只需要他为露谱曲的那首《生命赞歌》。不要基督教仪式。最重要的是，不要牧师。

档案室里，在棺材边举行了长时间的基督教仪式。音乐来自勃拉姆斯和帕莱斯特里纳。一位名叫库尔特·布雷西希的艺术史学家发表了一篇冗长又迂腐的悼词。有人说，如果尼采听到这悼词，一定会把布雷西希从窗口扔出去，而众人也会跟着他这么干。

次日，所有东西都搬到了勒肯，在那里，装饰着银色十字架的灵柩被安葬在一排家族墓地的中央，那里埋葬着他的父亲、母亲和他年幼的弟弟约瑟夫。伊丽莎白后来对这一安排又有了新的考虑，就像她对遗容面具那样。她让人把尼采的棺木从中间挪到尽头。当她的时间到了，她希望在中央度过永生永世。

伊丽莎白在尼采去世后继承了三万六千马克。尼采档案馆正式成立，哈里·凯斯勒被任命为其理事之一。他担任魏玛大公国工艺美术博物馆的馆长，并着手组织魏玛的下一个文化时代，使之成为以尼采为中心的整体艺术，正如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以歌德为中心一样。这是为实现尼采与瓦格纳曾经共同的梦想而做出的又一次尝试：创造某种一致的新日耳曼文化认同，将所有艺术兼容并蓄于统一的愿景当中。

哈里·凯斯勒延请亨利·范德费尔德来领导魏玛的工艺美术学校，并对银景别墅的内部进行改造，如今，这里被称为尼采档案馆。

青年风格对自然形态和手工制作的强调，与尼采关于自然世界的次逻辑和非理性力量比机器力量更为强大的观点不谋而合。德皇曾说，范德费尔德的内饰中波浪形线条让他有晕船之感，但伊丽莎白乐于看到档案馆变成一个备受关注的现代主义风格地标。以青年风格的遒劲线条写就的字母“N”代表尼采，装饰着从木质镶板到门把手的一切。

1906年，爱德华·蒙克受邀前来魏玛，为已故的尼采画一幅“思想肖像”。画布的尺寸往往反映了蒙克对主题重要程度的看法，而这幅尼采的“思想肖像”是他最大的作品之一。如同《呐喊》中那个人物一样，尼采靠着栏杆站立，栏杆从画布中斜穿而过，通往无限。《呐喊》中的栏杆从右下往左上，而尼采这幅则是从左下到右上，这是蒙克如何看待每个人物不同心路历程的有趣表达。尼采巨大的身影使得坐落在风景中的小教堂显得尤其渺小：蒙克，与尼采一样，原本被其宗教狂热的家庭指定了神职一途，而与尼采一样，他也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伊丽莎白与蒙克不睦。但她还是想让他为她画一幅肖像。蒙克挑了一块比例怪异的画布，对她荷叶褶边的裙子大做文章，并给了她一张刽子手般冷硬的脸。

在属于她的那座青山上，伊丽莎白感到自己总算获得了与科西玛同等的地位，成为永恒德国的女祭司——在她的葬礼上，人们将用这个称谓向她致敬。科西玛于1930年去世，伊丽莎白于1935年去世，她负责尼采作品的时间是尼采出版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到写出最后一书《看哪这人》的16年的两倍有余。这些年间，伊丽莎白是盘踞在尼采档案馆中央的一只蜘蛛，把兄长的话语编织成她自己的网，并通过把兄长描述成她自身信念的神秘预言家来自抬身价。

伊丽莎白从来不曾理解作为其兄长思想之基底的观念地震。也从来不曾理解他对所有将世界简化为单一体系的制度和哲学的抗拒。正是出于对确定性的革命性反对，他把自己描述为“也许”的哲学家，这完全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他自认为是一个恶作剧者，一个宁可被当作傻瓜也不愿做圣人的哲学家，这样的想法，被她无视了。他认为，真理没有单一的定义，但可以被当作一个能够从不同视角加以有效检视的问题，这样的想法，也被她无视了。他声称，“永恒理性的蜘蛛”是不存在的，只有生命舞池中的种种意外，而存在的意义并不因此稍减，这样的想法，仍然被她无视了。她全面掌控着他的作品，却完全不理解他的主要智力探索背后的目的：如何在一个理想和神性尽皆缺席的不确定宇宙中找到价值和意义。

1901年，尼采去世仅一年后，伊丽莎白出版了《权力意志》，作为文集的第15卷。此书由483条格言组成，都选取自文学遗产——尼采从未打算让人读到它，遑论出版。对于最终出版的内容，尼采总是几近神经质地严格把关，这从他与加斯特，以及与出版商的通信中就可见一斑。伊丽莎白在《权力意志》中所刊发的并不代表他对任何事物的最终看法。而到1907年再版时，伊丽莎白将该书的篇幅扩充了近三倍：483条格言膨胀到了1067条。这就是遗作编辑的控制权。

形象是尼采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伊丽莎白委托制作了肌肉虬结的雕像、光芒四射的画作和神采奕奕的照片。尼采甚至被描绘为头戴荆棘冠冕的基督。她负责管理文学作品，出版书籍和文章，并精选他的作品片段。由于没有人可以驳斥她的说法，她信口开河地写出了传记的第二卷《孤独的尼采》，编制了不可靠的《瓦格纳-尼采通信》记录，以及一本关于尼采与女性的书，继续发泄她对于露的宿怨。拜《权力意志》扩充版所赐，伊丽莎白获得了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她还将因为从事关于其兄长的写作而再获得三次提名。耶拿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这样一来，她的签名有了终极模式：荣誉哲学博士伊丽莎白·弗尔斯特-尼采夫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间，哈里·凯斯勒仍有一定权力的时候，人们对于档案馆的兴趣是世界性的、智识性的。它更多地吸引着批评家、创意作家和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已经证实的尼采主义者包括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斯特凡·乔治、里夏德·德默尔、理查德·施特劳斯、托马斯·曼（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曼、马丁·布伯、荣格、赫尔曼·黑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罗·海泽、里尔克、马克斯·布罗德、阿尔伯特·施魏策尔、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舞蹈家尼金斯基和邓肯，以及飞行员格拉夫·齐柏林。

其他早期的追随者包括如萧伯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W.B.叶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H.G.威尔斯、詹姆斯·乔伊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温德姆·刘易斯、赫伯特·里德和T.S.艾略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门肯大概是最早的美国热衷者，其后是西奥多·德莱塞、尤金·奥尼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兹拉·庞德和杰克·伦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法国有伊波利特·泰纳、让·布尔多、保罗·瓦莱里、阿尔弗雷德·雅里和欧仁·德·罗贝蒂。在意大利则有邓南遮和墨索里尼。

这对尼采而言已经足够惊人了，他曾经常常表达对于拥有门徒的恐惧，然而这种尼采狂信的政治调门只会令他更为惊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迫近推动了某种好战形式的尼采主义，将权力意志作为道德教义，支持暴力与残酷，超人是最伟大的暴徒，而金发野兽则是对种族繁殖计划的一种激励手段。伊丽莎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励这些扭曲的解读，热情地将她的兄长描述为战争之友。

15万册《查拉图斯特拉》被印成了袖珍特制版，分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士兵，与《新约》、歌德的《浮士德》一道被带上战场。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要用这些书来干什么，正如人们不禁要问，对泛德军国主义敌视已极的尼采就这一事态发展会有何看法。

“如果我们能阻止战争，那就更好了，”在晚年的一本笔记中，他这样写道，“这样我们就能为欧洲每年因维护武装和平而花费的120亿找到更好的用途，除了在部队医院里，一定还有其他途径向生理学致敬……将这样一批千挑万选的青春、活力和能量置于大炮面前——这真是疯了。”

第一个意识到尼采哲学如何能够适用于他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施暴观念的主要政治人物，是墨索里尼。早在上台之前的青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从尼采那里找到希望的那一代人。1931年，正当档案馆与纳粹党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之际，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与希特勒也相交甚笃，他给伊丽莎白发了一封电报，祝贺她的85岁生日。她非常仰慕墨索里尼，并着手说服魏玛剧院上演他与人合写的剧本《五月广场》（Campo di Maggio）。1932年2月该剧公演时，希特勒带着冲锋队出现在了剧院，并向伊丽莎白献上了一大捧红玫瑰。次年，他们再度相见，是在纪念瓦格纳逝世50周年的《特里斯坦》演出中。当时的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总理。

↑尼采

“我们热血沸腾，因为有伟大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了不起的——事实上是非凡的——人物领导着我们的政府，”伊丽莎白滔滔不绝地说道，“人民，帝国，元首。”

尼采档案馆之长期沦为纳粹阵营，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其时德国正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而愤懑不平，还遭受着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的骇人危机，有600万人失去了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兴起。魏玛共和国时期，档案馆处于政治的风口浪尖，因为伊丽莎白欢迎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他们那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与她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

她任命表弟马克斯·厄勒为首席档案员。厄勒是一名职业军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来后，他对德国的失败痛心疾首，于是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他将在档案馆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希特勒垮台。

伊丽莎白和厄勒让档案馆中充斥着国家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将以尼采的名义书写他们政党的哲学。银景别墅变成了尼采曾预见并警告过的那座复仇狼蛛的巢穴：

我的朋友，我不愿与他人混杂，被误认为他人。有一些人，他们宣扬我那有关生命的教义，但同时又是……狼蛛……“我们所说的正义，恰恰是世界充满了我们复仇的风暴”——狼蛛们这样彼此交谈着……他们仿佛受到启迪，但启迪他们的不是内心——而是复仇。而倘若他们变得优雅而冷静，也并非发自精神，而是出于嫉妒。是他们的嫉妒引领他们走上思想者的路径，而这便是他们嫉妒的标志……报复在他们所有的哀叹中作响，恶行就在他们所有的赞颂中存在，而充当法官在他们看来就是幸福。但是我的朋友们，这是我的忠告：不要信任那些有着强烈的惩罚冲动的人！他们是一些出自坏的种族和血统的民众；他们的面容隐隐现出刽子手和侦猎犬的神色……

狼蛛都是位高权重之人‍‍，他们被任命为档案馆的编辑或委员会成员。这些人当中有耶鲁大学法哲学教授卡尔·奥古斯特·恩格，他是图林根政府未来的纳粹部长，也是1933年3月300名大学教师声援希特勒宣言的一位重要签署人。

另一位编辑是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在篡改尼采思想方面最有害的影响乃是出于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达尔文那一套通过冲突和适者生存来达成进化至上理论的糟粕，终究会被转译为日耳曼种族的至上性，借以为优生学正名，并为“最终解决方案”辩护。

“超人”和“主人道德”这两个概念简直就是送给斯宾格勒的礼物。对于斯宾格勒在档案馆里的碌碌无为，以及没完没了地狂喷陈腐琐碎的口号，哈里·凯斯勒感到怒不可遏，蔑视不已。

德累斯顿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为尼采文本的再版做了准备，包括另一个版本的《权力意志》，该版本再次给人以它是尼采本人所写就的印象。博伊姆勒领导着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治下的知识与意识形态教育监督部的科学与学术部门，该部门为学童编写教科书，将种族和血统理论作为事实来教授。博伊姆勒被描述为最该为建立起尼采和希特勒之间的联系负起责任的那个人。

博伊姆勒督办了臭名昭著的柏林焚书事件。就在数日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一次充斥着卍字饰的公开仪式上加入了纳粹党。他出现在讲台上，支持大学的纳粹化，并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焚烧更多的书籍。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也担任了档案馆的编辑，与博伊姆勒共事，他们都抱持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点，认为尼采的出版作品几乎无足轻重，因为真正的哲学存在于Nachlass即伊丽莎白为所欲为地操纵着的那一批文学遗产当中。把它们擢升到《圣经》的地位，是让档案馆里的哲学家和编辑们能够剪切粘贴那些散佚的片段，进行重组，以传达他们自身想法的关键。

哈里·凯斯勒沮丧地看着：“档案馆里，从门卫到馆长，每个人都是纳粹分子……这足以令人潸然泪下……透过敞开的门，我看到了尼采曾经坐过的那张沙发，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像一只病恹恹的鹰……神秘、费解的德国。” 凯斯勒流亡异乡，离开了他心爱的德国和心爱的哲学家，尼采那狄俄尼索斯式的、积极的生命之舞，正在被德国的新主子们变成骷髅之舞。

1933年11月2日，希特勒在档案馆拜会了伊丽莎白，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后续。这位德国总理带着他惯用的鞭子，在全副武装的护卫下造访。他在档案馆里待了一个半小时。

当他再度出现时，鞭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伊丽莎白赠予他的尼采的手杖。她还给了他一份1880年伯恩哈德·弗尔斯特提交给俾斯麦的反对犹太人请愿书的副本。希特勒派人将一小包德国的土壤送到巴拉圭，撒在了弗尔斯特的坟头。

希特勒醉心于自己是哲人领袖的想法。他热衷于提及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无法证明希特勒是否研读过尼采。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1924年他在狱中写作《我的奋斗》期间，图书馆里已知的现存藏书中并不包括任何尼采作品。当然，也有可能这些书是他当时藏书的一部分，后来遗失了，不过他晚近的图书馆也没有留存任何时常翻阅的版本。那部关于1934年纽伦堡集会的臭名昭著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尽管被刻意冠以尼采式的标题，然而，当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问他是否喜欢读尼采的书时，他回答道：“不，我确实跟尼采没什么关系……他不是我的引路人。”

书中所包含的深奥思想对他而言百无一用，但那些简单的口号和标题，诸如超人、权力意志、主人道德、金发野兽、善与恶的彼岸等等，却可以被无限滥用。希特勒的钢琴师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曾至少陪同希特勒参观过尼采档案馆一次，他犀利地把他的元首描述为一个天才调酒师，可以把任何材料都掺进他那杯有毒的种族灭绝鸡尾酒里。

尼采远不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被选择性滥用的哲学家。从康德和其他人那里筛选的引文，也被用以支持反犹主义、民族主义和日耳曼优等民族例外主义。正如汉夫施滕格尔所观察到的那样：“罗伯斯庇尔对让雅克·卢梭的教诲所进行的那种斩首式的扭曲，在希特勒和盖世太保对尼采那些彼此对立的理论的政治性简化中再度发生了。”

不过，就算是在档案馆的宣传员和空谈家篡夺尼采的词句和意义之际，纳粹党内部也已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党挪用尼采的荒谬性。著名的纳粹理论家恩斯特·克里克不无讽刺地评价道，如果抛开尼采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并且反对种族思想这些事实之外，他本可以成为首屈一指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家。

1934年希特勒参观了银景别墅，并带来了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此人因设计了举世瞩目的第三帝国凯旋门而深得他的欢心。令伊丽莎白高兴的是，施佩尔将会设计一座尼采纪念碑。墨索里尼的贡献则是送来了一尊大得不可思议的希腊酒神雕像。

此时的伊丽莎白已年近九十。她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让人为她朗读《我的奋斗》。去世前九天，她写道：“如果一个人像我一样了解这个伟大、高尚的人，就不可能不爱他。” 死神对伊丽莎白是仁慈的。她染上了流感，几天后就毫无痛苦地、平静地死去了，那一天是1935年11月8日。

尼采曾写道：“也许有朝一日，会有完全不够格且不合适的人动用我的权威，一念及此，我就深感恐惧。但这是人类每一位伟大导师必经的痛苦：他明白，在一定的条件和时机下，他既可能成为人类的灾难，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福音。”

成为政治理论的来源，从来就不是尼采的目的。对他的滥用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只对作为个体的人感兴趣，而不是作为一种牧群动物的人——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牧群。

尼采把人描述为“病态的动物”，因为人已坐拥一切，却感染了对于形而上学永不满足的需索，而这种需索是永远无法平息的。为了满足这样一种永恒而坚不可摧的需求，他的许多同代人都转向了科学和达尔文主义，但正如尼采所指出的，科学的意义不是宗教，而进化论也绝非一条道德之路。进化论所谓的“好”与“坏”仅仅等同于“更有用”和“更没用”，而这道德或伦理毫无干系。尼采那条“上帝死了”的声明，说出了一个不愿承认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时代向来讳莫如深的话：一旦失去了对神的信仰，过去两千年来所建立的文明中的规条也就不再有任何道德权威可言。

在人类取消了其赖以建立文明大厦的道德准则之后，会发生什么？当从形而上学的中心目的里得到解脱时，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是否会出现意义的真空？如果是，那用什么来填补这个真空？未来的生活已被废止，终极意义就存在于此时此地。被赋予了脱离宗教而生活的权力后，人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然而，尼采看到他的同代人仍然满足于生活在惰性的妥协之中，拒绝检视其自身的不真实性：拒绝向偶像挥动锤子，看它们听起来是否真实。

这仍然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挑战。也许尼采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他不愿意为我们提供答案。我们得为自己找到意义和答案（如果有的话）：这才是超人真正的完成。

人们可以拒绝把科学当作信仰，也可以拒绝宗教信仰本身，却仍能保持道德价值感。首先，人必须成为他自己。其次，爱命运，他必须接受生活带来的一切，避免走入自厌与怨憎的死胡同。最后，人可以战胜自己，找到作为超人的真正实现，成为一个自洽的人，从尘世目标中寻得快乐，为生存的纯粹壮丽而欢欣，为死亡的有限性而满足。

对尼采而言，可悲的是，战胜自我的需要被公然扭曲为战胜他人的需要，以至掩盖了他以如此辉煌而挑衅的方式提出永恒问题的能力。同样，他致力于审视真理的每一个面相，并且从不建议“也许……”以外的答案，也为解释提供了无限可能。

“我知道我的命运，”他写道，“有朝一日，我的名字将与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记忆密不可分——某种地球上空前未有的危机，一场最深刻的良心冲突，一项与人们迄今所相信、所要求、所奉为神圣的一切相悖的决定。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被历史塑造的心灵沉沦于这则预言。然而，只有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后知后觉的漫长阴影的笼罩下，这才是一个人想要向世界释放邪恶的呐喊。事实上，它是一个人胜利的呼告，他炸开了一条隧道，炸开了他所在的时代对于上帝之死的钝重冷漠，从而为英勇无畏的精神斗士们开辟了到达新世界的道路。

苏·普里多｜著，刘翔｜译

文章来源《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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