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史海守初心 传薪育才启后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

四十余年深耕史海，她以笔墨贯通唐宋制度、丝路文明、欧亚文脉；二十余载潜心育人，她以初心传治学之道、育史学新人、续学术薪火。从《唐代财政史稿》奠定学科标杆，到深耕内陆欧亚学补齐学术短板；从师门因材施教，到跨平台普惠育才，作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始终以扎实治学立身、以温润初心育人，在冷门绝学的沃土上走出一条科研与育人双向赋能、守正与创新一体贯通的史学传承之路。

从误打误撞到深耕治学

高考时的“大意失荆州”，让李锦绣意外走上了治史之路。她说：“我从小就喜欢唐诗，高考前一直想读中文系。结果考试时一时疏忽，与北大中文系失之交臂，进入了北大历史系。不过现在回头看，历史系确实比中文系更适合我。”

在历史系，她遇到了恩师王永兴。王永兴是史学大家陈寅恪的高足，他每年都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大学三年级时，李锦绣选修了这门课。在第一堂课上，王永兴沉痛地讲述了敦煌文书流散海外的过程，并背诵了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选段，“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我国学者曾一度与国际学界存在差距，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学人一直致力改变这一状况。“跟随王老师学习后，我强烈感受到一种学术责任感，”李锦绣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做起来。”这份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她此后数十年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原点。

李锦绣 受访者/供图

《唐代财政史稿》200余万字，被学界公认为唐代财政史研究的必读书目。“这部书从构思到完成跨越了十多年。”谈及《唐代财政史稿》的写作历程，李锦绣感慨颇多。大学三年级时，她便萌生了撰写唐代财政史的念头。研究生阶段，她从日本学者大谷文书的拼接研究中获得启发，开始系统梳理唐代财务行政的脉络。研究生毕业时，其毕业论文只完成了全书第一编第一章。毕业后李锦绣进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直到1992年初才完成上卷初稿，后经反复打磨，于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唐代财政史稿》上卷依托《唐六典》等系统典志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尚有章可循，下卷的写作则是一场“硬仗”。安史之乱后，唐代制度发生剧变，既没有《唐六典》这样的系统记载，也缺乏敦煌吐鲁番文书那样的丰富账册，材料特别零散。李锦绣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将《册府元龟》《全唐文》乃至《全唐诗》等大部头史料通读一遍，“读《全唐诗》的目的也是在里面找财政材料”。她还奔波于西安等地搜集墓志，关注考古发现的封泥、金银器铭文、银锭等实物史料。读材料两年，写作四年，2001年《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出版，前后耗时六年。

这部著作先后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殊荣。2007年，该成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献礼。学术界同仁认为，该书“对唐代财政史研究的创获堪称空前”，作者“在掌握史料和学术史两方面所下的功夫，在唐代财政史研究者中应是最突出的一位”，并称其为资料、理论与表达形式“三者有机结合的新的成功范例”。在2024年的学术史回顾中，同行对这部书的评价是“唐代财政史扛鼎之作，在观点、材料、方法、宏观视角等方面目前研究无出其右”。

《唐代财政史稿》完成后，她又相继推出《唐代制度史略论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隋唐审计史略》等专著，合著《〈通典〉西域文献要注》《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导论》《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将研究视野从财政扩展到更广阔的制度史、敦煌吐鲁番学与中外关系史领域。

“破釜沉舟”走出舒适区

然而，在十余年系统研究隋唐史之后，李锦绣却陷入了学术瓶颈。“当时38岁，我感觉自己始终在重复——不是结论的重复，而是方法的重复。”唐朝是一个具有国际性并且高度开放的朝代，唐朝和周边的关系尚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视角。于是，李锦绣作出了学术生涯中的又一次抉择——从隋唐史研究转向中外关系史研究。“如果留在原来的领域，一直待在我的舒适区，我可能会有惰性，这次转岗对我来说有些破釜沉舟的意思。”

2003年，李锦绣正式从断代史研究迈入内陆欧亚史研究的广阔天地，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语言问题。于是，她静下心来，先后学习了阿拉伯语、突厥语、回鹘文、俄语等多门语言，在不断的翻译磨砺中一步步攻克语言关。这些语言能力的积累，指向了一个更宏大的学术目标——多语种碑铭与汉文史料的互证研究。

2024年8月，李锦绣（左二）与学生在蒙古国调研。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李锦绣围绕《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三大突厥碑刻，结合汉文史料与考古踏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她组织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读书班，带着学生逐字细读突厥碑铭。“突厥碑铭是国际显学，欧美、土耳其、日本、韩国都有很多研究。但中国学者有优势——关于突厥的中文史料系统而丰富。”

在研读中，她发现西方学者常常孤立解读碑铭，也因此产生了偏差。“比如唐与突厥的关系，国外学者往往根据碑铭强调二者的对立。但结合中文史料来理解突厥人的观念，再细读碑铭，可以清晰看到突厥对唐朝的臣属关系。”李锦绣说，我们用突厥碑铭与中文史料对读，得出的结论才能站得住脚。

在她看来，这也正是中国学者构建中国自主欧亚史话语体系的关键路径——不仅要充分利用多语种文献与汉文史料互证的独特优势，更要在研究的问题意识、叙事框架与价值取向上形成中国学者的独立品格。她与余太山合作主编《欧亚学刊》《欧亚译丛》《丝瓷之路》三种集刊及外文期刊Eurasian Studies，持续推动内陆欧亚学的学科建设。“把东西方文化联系起来，我们要强调的是文明互鉴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是过度强调某个族群的特色，同时要注意纠正西方学术偏差。”李锦绣说。

不拘一格潜心育人

育人是李锦绣学术生命的另一抹亮色。她的育人方式，带着鲜明的“社科院特色”——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

从周一到周日，李锦绣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一周五六门课，既要研读原始史料，更要重视实证训练。周六上午讲授阿拉伯语课，下午带学生们读《资治通鉴》；周日上午讲授俄语课，晚上读突厥碑铭；此外还要研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唐六典》等史籍。

李锦绣坦言，自己更喜欢线上授课。“线上读书班没有场地限制，只要有人愿意学，想来听，我都会欣然同意，有教无类。”《唐六典》读书班自2018年以来，已吸纳了来自不同院校的50多位师生。读书班采用分卷领读的方式，在开放和睦的氛围中加深了学员们对唐代制度史的理解。

对于学生的培养，李锦绣格外看重三种能力：多语种能力、研读史料能力以及认真扎实的实地考察。“学历史是一个不能浮躁的事。”她不仅自己专注于史料整理，还主张学生自主收集并讲解。“我讲的话他们记不住，不走心；学生自己讲，靠自己查、自己备课，效果特别好。”在这一过程中，教学相长的故事也时有发生。

内陆欧亚史、突厥碑铭研究，这些领域门槛高、人才培养周期长，是典型的“冷门绝学”。对于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李锦绣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建议高校、科研院所在用人机制上向冷门绝学人才倾斜，同时提供更多深造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学科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依托中外关系史的历史积淀，为共建‘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历史学支撑。”

谈及对广大史学青年的期望，李锦绣说，“现在世界变化很快，但我们仍要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规划，而不是哪个话题热就去做哪个，也不是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和选择，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一步步走下去”。

对于未来，李锦绣也有自己的规划：将突厥碑铭与阿拉伯文史料、中文史料的比对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她笑言，“这二十多年都在所谓的‘摆摊’，在一个个不熟悉的领域开拓，应该把这些学过的内容进行系统整理，对自己的学术也是一个交代”。

四十余年光阴，在史海中不过匆匆一瞬；但对一位学者而言，却足以写下数百万言的学术鸿著，也足以点燃无数学子的学术火种。从一名学术新人，到一位享誉中外的学界标杆，李锦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句话——史学之道，在扎实治学、在温润育人、在薪火相传。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刘颢婧

新媒体编辑：宗悦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