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48 年，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失败，南京政府的经济也在逐渐失控。8月19日，蒋介石下令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正式抛出金圆券发行办法。然而，更加荒诞的是，这份经济办法的起草者并非科班出身的金融专家，而是一位以编辞典、办出版而闻名的社会贤达王云五。
老蒋之拥趸
王云五对蒋介石的忠心并非一日之功，早在 1937 年 7 月的庐山谈话上，王云五便公开表态信任蒋介石，请求指示自己该如何贡献其力量。在抗战期间，王云五多次为蒋介石说话出力，甚至被认为是南京之前哨。
王云五的这种站队表态行为对老蒋来说颇为受用。由于当时王云五并没有正式的党派背景，这也让他不会受到国民党内派系的牵扯，更加方便蒋介石驾驭使用。
蒋介石曾派王世杰和陈布雷向王云五慰问，甚至特准他以个人资格替商务印书馆作保借款，这种超越常规的恩宠，足以说明蒋对王的器重已到了何种地步。
然而，仅有忠诚还远远不够。
蒋介石之所以敢将财政命脉交给一个出版家，还在于他对王云五特殊能力的某种幻想。
王云五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系统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管理法，将商务打造成中国近代出版业的龙头。
1946年王云五出任经济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后，他又悉心研究过财政问题，对蒋介石政府的财政困境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王云五一再主张以币制改革的手段来稳定物价，并对币制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
在蒋介石看来，这个既能办好企业又懂财政的通才，就能解自己燃眉之急。而且像宋子文、张嘉璈那些在财政领域有过更专业研究之人提出的方案，他是无法接受的。而王云五是懂自己的。
外行指导内行
实际上，在整个国民党的币制改革中，王云五充当的更像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而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这也很简单，因为他并不专业，提不出什么更为专业的建议和意见，只能给一个大体的想法和框架。
王云五也确实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上任之后，他迅速投入到方案的起草工作中。
据财政部次长徐柏园的女儿后来回忆，王云五“因担心消息走漏，导致有人成为政策下的利益者，金圆券的发行几乎是王云五一个人关在财政部办公室，制定出来的”。
金圆券整个方案的起草和誊写都由王云五亲手办理，就连身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都是在币改前夕才知晓这个秘密方案的存在。
1948年7月初，经过反复推敲，王云五亲自起草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以黄金白银外汇合计二亿美元及可靠资产三亿美元为准备，按与美元四比一的比值，发行金圆券二十亿元；同时强制收兑民间持有的金银外币，并实施严格的物价管制。
翁文灏虽然学富五车，但对财政金融缺乏专业知识，只得将这份自己都看不太懂的方案呈送蒋介石定夺。
蒋介石看到王云五的这份方案后喜出望外。方案中涉及收集金银、外币及管制物价等措施，正好契合了他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挽救财政危机的想法。
据档案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曾向财政部长俞鸿钧下达手令，要求“密为研究”改革币制方案。
此后几年间，宋子文、张群等人先后组阁，但由于财经主官的审慎态度，币制改革始终停留在议论阶段。
如今王云五的方案大胆激进，正中蒋介石下怀。
1948年8月19日晚，金圆券方案正式出台。
然而，这场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币制改革，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王云五对方案中发行准备与金银外币收兑两项措施最为得意，但从货币理论考察，这两项政策恰恰是致命的错误。
由于新币制既非金本位也非银本位，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际执行中也没坚持多久就被突破。
更严重的是，金圆券的发行本质上是为了搜刮民间金银外币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改革头一个月虽然收兑了1.6亿美元，但很快物价就如脱缰野马般狂涨，金圆券迅速沦为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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