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业，在云南补上关键一课

找到组织了

2021年底，一小群人从北京出发，在洱海边的一个小村子停了下来。

带队人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村子叫古生村。他们在这里建了科技小院，开始进行一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试验。

随后一整年，张福锁在这个山村住了280多天，只要下雨就去田间、溪水口取样，还给村民上课、一起劳动，几乎是实时监控着这里的环境变化。

这里有个历史背景。

在此之前的好几年里，为了保护洱海，省里、州里花了三百多亿修环湖管网、禁化肥、限种植，结果水质还在波动。更恼火的是，农民的收入却先降了下来。GDP跌了，庄稼欠收了。这就回到那个看似准确的老问题上：

要保护，就不能发展？

这在以前有一定道理，但在AI都能干掉大部分人的年代，说这话就不合适了。今天的技术，可以实现既高产又环保。何况洱海边的土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超过5%，比东北黑土地的3%还高，凭什么就这么浪费了？

吹过的牛逼真的实现了。

2023年，洱海被污染的谜题被破解。污染源里，农业占40%，农村占50%左右。也就是说，不都是种地造成的，村里地面的硬化和房前屋后的菜园子这两个因素，该负的责任更多。

当年5月，科技小院团队开始在试验区层层设立三道防线，当年即拦截污水32.1万立方米，入湖氮磷总量锐减22.7%和30.8%。治污难，但更难的是，重新把农民的收入抓起来。

针对洱海种植业绿色不高值、高值不绿色难题，小院师生建立了多个试验基地，设计了“水稻+”“烟草+”“周年油菜薹”等绿色高值协同的种植模式。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5年之后，一份更大的“军令状”放在了他的面前。

今年8月29日，还是在大理，张福锁从中国蔬菜协会会长杨雄年手中，接过了协会有机蔬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聘书，台下坐着600多位政产学研代表。

这场名为2026首届有机蔬菜发展大会的盛会，被不少与会者私下称为中国有机蔬菜产业的：

“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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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被定性这么重要，不是因为它的规模，而是从现在开始，中国有机蔬菜行业开始迈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有机蔬菜产业都处于一种草莽的状态。

企业各自为战，标准参差不齐。科研院所的论文锁在抽屉里，田间的老把式凭经验种菜。市场上，真正做有机的企业苦于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则天天都在猜：这有机，是真的还是假的？

用杨雄年的话说，有机蔬菜是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端业态，但对照我们自己的蔬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差距的核心是：

缺组织、缺标准、缺技术落地、缺产销闭环。

所以，8月28日晚，有机蔬菜专委会在大理正式成立。这个看似程序性的动作，就有些不一般的味道了，这是一次行业底层基础设施的重构。

专委会里，张福锁出任主任委员，“自然之星”董事长张铭任执行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旗、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副总经理张伟超等产学研代表悉数入列。

这意味着，从种苗选育、土壤改良、绿色植保，到认证检测、冷链物流、高端商超对接，全产业链的核心节点第一次被拧成了一股绳。专委会名字很学术，但其实是一个要制定行业标准、布局农事服务中心、打通产销闭环的实战型组织。

换句话说，大家团结在一起：

是要打仗的。

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场大会选择落子大理。

过去，中国有机产业的话语权在东北（粮食）、内蒙古（草原）、山东（大棚）。但这一次，大理这个以风花雪月闻名的旅游城市，某种意义上成了全国有机蔬菜产业的“首都”。

这背后释放的信号极其明确：有机农业的下半场，不在平原的大水大肥，而在高原的绿水青山；不在单纯的规模扩张，而在生态高值。

大理和云南，是有这个底气的。

看一组来自省农业农村厅、令人侧目的数据：截至2025年，云南省有机农产品有效证书3156张，稳居全国第一。绿色食品有效证书3860个，居全国第三。其中，有机蔬菜面积全国第一，出口额接近全国的一半：

这是一个被长期低估的隐形冠军。

那么云南凭什么？如果你摊开中国地图，会发现云南是一个被上天偏爱的“有机温室”。北纬25度的黄金气候带，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光照超过2200小时。更重要的是，在工业化浪潮席卷全国的今天，云南守住了空气、水源和土壤的底线。

但云南有机产业的痛点同样尖锐：小、散、弱。

云南大致上就是一亩三分地，有专家在大会交流环节中直言。小农户如何承担高昂的认证成本，分散的基地如何形成区域品牌，优质产品如何穿越层层中间商到达消费者手中，这些都是云南有机产业“有高原无高峰”的症结。

天赋异禀的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可以靠天赋吃一辈子饭。云南有机农业拿着一手好牌，却似乎有点迷茫。

大理州给出了自己的解法。

过去五年，大理争取实施了15个“国字号”产业融合项目，包括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州蔬菜播种面积96.44万亩，产值101.57亿元。其中，24家企业的80个蔬菜产品获得有机认证，认证面积7.19万亩。

这些数字放在全国不算大，但云南的价值在于，它不需要成为中国有机农业的原料仓库：

而更像是一个样板间。

当黑龙江在种有机大豆、内蒙古在养有机牛羊时，云南正在啃一块更硬的骨头：有机蔬菜。这是有机农业中技术门槛最高、风险最大的品类，但也是附加值最高、离消费者餐桌最近的品类。

张福锁院士也在主旨报告中点破了这层窗户纸：有机蔬菜，就是有机农业里面最难的品类。

如果能够在它身上取得大范围的突破，那中国的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就取得了系统化的突破。

最难走的路，往往也会成为最大的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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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专委会是行业的顶层设计，那么以张福锁和自然之星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就是底层代码。

时间还是要拉回到5年前，张福锁团队第一次来到大理之后做的事。

在查洱海农业面源污染祸首时，他们还发现一个问题：洱海流域的土壤极其肥沃，但养分释放与作物吸收严重不匹配。早春温度低，微生物不分解，作物吃不饱；等温度上来，降雨一来，矿化的营养又全部流失进洱海，造成污染。

这不是靠禁化肥禁农药就能解决的。张福锁团队与当地龙头企业顺丰洱海环保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绿色智能肥料，在洱海流域推广了近30万亩。

结果是，光2022年，水稻亩产从500公斤提升到800公斤，氮利用率提高40%~70%，入海氮负荷下降22%以上，磷负荷下降30%以上。

这组数据，直接改变了政策走向。

过去，云南九大高原湖泊的保护条例写的是“禁化肥、禁农药”，但在去年9月实施的新条例里，关键表述改成了：

绿色施肥、科学用药。

大理和云南，都重新有了一份解题思路。而有机农业，被张福锁视为洱海保护的“最高境界”。

如果我们做一万亩有机蔬菜，可以减少大量污染物排放，带来5.6亿元收入。但最高境界不是赚多少钱，是你为洱海保护做了多大的贡献。他说，有机农业是洱海保护最好的手段，因为农民收入更高，污染排放最少。

在洱海，保护生态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而是最硬核的竞争力。用有机农业来实现“两山”理论转化，大理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试验场之一。

而在产业端，张铭接了这个棒。

作为自然之星的创始人、新当选的有机蔬菜专委会执行副主任委员，他的身份正在发生一个关键跃迁：

从单纯的有机种植者变为有机农业服务商。

这个转变，藏着自然之星看好云南、扎根大理的全部商业逻辑。

自然之星的故事始于2003年，比中国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出台还早。之后的23年里，张铭的团队在全国7个省布局了23个有机农场，3万多亩自有土地，每年供应有机蔬菜超过5万吨，核心客户包括山姆、盒马、香港百佳等1800多个商超。但直到2023年，自然之星才在大理弥渡落地。

为什么选大理和云南？故事得由张院士来说。

张福锁团队扎根大理后，中国农业大学付文阁教授带着二十几位企业家来找他，看看怎么在洱海流域，实现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后来，自然之星的张铭留了下来。他发现，大理的立体气候与有机蔬菜产业高度契合，就计划做“三个一万亩”：

大棚一万亩、陆地一万亩、林下一万亩。

这下把张福锁整激动了。因为对搞农业研究的人来说，三个场景在一个地方出现，那跟中彩票的几率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市场切口。盒马、山姆等高端渠道对有机蔬菜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而大理恰好能凭借错季供应、高原品质、周年生产，填补全国市场的时间差和品质差。

这些还不是最关键的好处，而是市场在引领研发和生产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张福锁说，过去我们都是从生产端一项一项技术去攻关，最后再整合往产业里面应用。但现在变了，是产业来组织我们做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再回过头来支撑产业。所以这是一个实现科技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的绝佳机会。

自然之星提供了这样的战场和机会。尤其张福锁在和他们合作一段时间后，感觉very good。

比如在生长季节里，几乎每天每周都要复盘技术到位率，以前作为研究者，在关键生育期讲个大道理就完了，现在是每天都不能犯任何错误，每天都要不断优化。对学校里的人而言，这些就跟打仗一样：

打赢了，升官；打败了，也留下硬本事。

张福锁直言，特别喜欢自然之星的这种模式。一是让搞研究的，也必须要学会为市场结果负责；二是“三个一万亩”的联农带农模式。

自然之星也的确不只是想种菜。张铭在大会上宣布，自然之星正式确立“中国领先的有机农业现代化服务商”定位。这意味着，他们要把24年攒下的经验——从土壤改良、种苗选育、绿色植保到冷链分拣、商超对接等，全部打包成“农事服务中心”，对外输出。

过去，中国有机农业的痛点是想种的不会种，会种的卖不好。自然之星现在要做的是：产前帮你选址建园，产中提供种苗、有机肥、植保、农机托管，产后保底收购、对接渠道。

他们称之为双绑订单种植模式：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农户出地出人，企业垫付50%的生产成本，承诺保底收购，甚至因为技术原因产量不达标，企业补差额：

风险企业扛，收益大家享。

这套模式在大理已经跑通。韭菜和番茄两个品种，扣除全部成本后，每亩净利润6000到12000元。

农户在合作社务工，人均年收入超过6万元。更关键的是，农户在零风险的实践中，学会了有机种植技术，从普通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

按张福锁的解读，这是开辟了一条小农户怎么对接现代化农业的途径，和过往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再追求把每个农民都教成专家，而是通过社会化服务，让农民当家作主来实现现代化，大家还都能过上好日子。

换句话说，对云南和对行业而言，自然之星的意义不仅是一家企业，而是一个产业路由器。

它把张福锁院士的科技小院、顺丰洱海环保的有机肥循环、盒马的销售渠道，全部串成了一条链。大会期间，两个“盒马村”在大理揭牌，就标志着大理菜地到盒马柜台的通道彻底打通。

3

在首届有机蔬菜发展大会的讲台上，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欧洲部主任斯特芬·里斯带来了一个全球视角。

他透露，欧盟正在讨论2028~2034年的农业预算，总规模达到两万亿欧元。其中，有机农业是欧洲绿色协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欧盟甚至设定了一个激进目标，到2037年，所有有机农业必须使用100%有机育苗，不允许传统育苗。

但里斯也坦言，欧盟的政策制定极其复杂。27个国家、4.5亿人口、720名欧洲议会议员，一个关于有机标识的5%阈值提案，可能要讨论数月甚至数年。

中国一旦设定一个5年目标，一定会实现。但在欧盟，就不好说了。

这句话，点出了中国有机产业的制度优势。

2025年，中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稳居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近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10%。但与中国庞大的消费人口相比，这个渗透率仍然极低。

付文阁教授判断：

未来十年是中国有机农业爆发的春天。

1522亿的市场里，最大的红利不是消费增长，而是信任重构。

云南在这个版图中的位置极为特殊。

它不是黑龙江那样的面积之王，也不是山东那样的产量之王，但它是高值之王和生态之王。而云南已经用洱海模式给出了一个系统性答案：

科技赋能+生态约束+企业联动+联农带农。

有机蔬菜专委会的成立，正是要把这个“大理模式”标准化、可复制。据了解，专委会计划在全国10个省布局20个农事服务中心，覆盖8万亩有机种植面积，发展600家会员单位。

而大理将作为永久性的会址和“技术策源地、标准输出地、价值示范地”。

大会闭幕那天，张福锁院士没有离开大理。

他的科技小院还在古生村，他的有机蔬菜试验田还在洱海流域，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让国际专家帮洱海算一笔账：如果洱海流域50%的土地变成有机农业，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或许将在明年的大会上得到答案。

有机蔬菜，这个曾经被视为精英消费的小众品类，正在云南长出一条连接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科技突破和商业可持续的中国路径。

所谓风口，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你先要去无人区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