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刘添,从媒体记者到双证律师的跨界

他把长板叠加成职业力量，看前法治记者刘添的华丽转型

编者按：理工科背景，多年法治记者从业经历，之后考取律师、专利代理师双证，转型成为中国执业律师。从记录侵权纠纷的媒体观察者，转变为解决难题的法律服务从业者，他走过一条与众不同的跨界之路。本次专访，听北京律师刘添讲述转型背后的初心、困境、收获，以及对知识产权行业的思考。

上图：刘添律师在庭审之后

采访人：澳门都市报记者 杨德帅

受访人：北京双证律师刘添

澳门都市报记者：听说您本科是信息与计算科学理工科专业，之后做了多年法治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下定决心，从记者转型做律师？

北京律师刘添：我本身具备完整的理工科学习背景，这是接触知识产权业务天然的基础。做法治记者期间，我不仅报道了若干法治新闻，还深度跟踪报道过奥普浴霸专利商标双重侵权案、立邦漆商标维权系列案，还有大量傍名牌、仿冒侵权的纠纷。采访过程中我有很深的感触，很多大企业维权耗时漫长，中小品牌遭遇仿冒之后，更是举证困难、拿到的赔偿很低。不少原创主体不是不想维权，而是看不懂技术规则，也不熟悉法律流程，维权成本太高。我既有理工科基础能够读懂技术方案，又有记者的调查采访经验，擅长梳理事实线索。与其只在媒体端报道这些行业痛点，不如直接投身法律服务，实实在在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同时我也希望走出差异化的执业道路，在深耕各类法律服务的同时还深耕知识产权细分领域，而不是做大而全却不够专精的普通律师。

澳门都市报记者：记者的工作经历，和法律服务，二者之间存在哪些内在契合点？

北京律师刘添：法律纠纷大多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纠纷是技术比对、商标识别、市场混淆判断、证据链条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案件。像奥普浴霸那起案件，既要做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比对，又要判断商标是否构成近似混淆，还要固定线下门店的侵权证据，不少纯法律出身的从业者，会卡在看不懂技术、难以挖掘侵权线索这一环。其他普通法律纠纷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也与记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媒体和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最大的契合点，就是事实挖掘。而知产维权最大的难点就是取证、固定侵权事实、搭建完整侵权链条，而记者的核心能力就是挖掘线索、搜集证据、还原完整事实链。这也是我过往积累形成的核心优势，更加坚定了我转型的想法。

澳门都市报记者：您同时持有律师执业证与专利代理师资格证，考取这两个证书，对您的执业而言意义是什么？

律师刘添：考取双证并不是为了堆砌证书数量，核心目的是打通知识产权服务完整业务链条。

第一是拓宽业务边界。如果只有律师证，只能开展侵权诉讼、维权相关业务，没办法处理专利申请、无效宣告、专利布局这类前端业务。手握双证之后，可以覆盖专利布局申请、无效抗辩、侵权诉讼、行政调处全流程业务，客户不需要在律所和专利代理机构之间来回对接，实现服务闭环。

第二是实现专业能力互补。处理专利侵权诉讼，只懂法律远远不够，需要拆解权利要求，比对技术特征；开展专利申请业务，只看懂技术也不行，必须符合法律规范与审查标准。双证能力让我既可以和企业技术人员沟通技术方案，也能够向法官阐述法律逻辑，不用完全依赖外部技术专家，办案的效率和精准度都会提升。

记者：跨界转型，刚开始执业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律师刘添：最大的难题并不是专业知识，而是身份落差以及外界带来的信任壁垒。

做记者的时候，不管对接企业维权负责人，还是监管部门，媒体身份会获得对方的尊重与配合。转型成为新人律师之后，身份从事件的记录者变成了提供服务的从业者，需要主动开拓客户，还会面对不少质疑：“之前做记者，懂法律吗？”“非法本做律师专业度够不够？” 不仅客户会有顾虑，行业内部也存在对跨界从业者的刻板印象。

还有一层是角色责任的转变。记者是站在第三方中立视角观察事件，不用对事件结果承担直接责任。但律师作为当事人代理人，必须对案件走向、客户合法权益负责，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是转型初期需要慢慢适应的。

记者：您是一边在岗工作，一边备考法考和专利代理师资格，在职备考，遇到过哪些瓶颈，是如何克服的？

律师刘添：我把备考当作项目管理，每天固定挤出 34 小时学习，周末集中刷题梳理知识框架，把大目标拆解成每日可以完成的小任务，坚持不松懈。

备考法考的时候，我属于非法本起步，最难的是搭建完整部门法知识体系，民法、刑法底层法律逻辑，和过去理工科、媒体思维差异很大，入门阶段比较吃力。我就借用理工科的思维，大量绘制思维导图，把各个部门法的规则、逻辑、例外情形搭建完整框架，慢慢理顺法律逻辑。

备考专利代理师，理解技术内容对我没有难度，难点在于专利撰写的严谨性，权利要求书的边界把握，还有审查规则的各类细节，需要反复研究真题，打磨撰写规范，投入了大量时间。

澳门都市报记者：记者思维和律师思维，两种思维模式会产生冲突吗，实际办案中如何完成思维切换？

北京律师刘添：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本质是情理导向和规则导向之间的碰撞。

记者的思维重在挖掘真相，兼顾人情事理，追求传播效果；而律师的思维，只认证据、法律，依靠法律事实说话。刚执业的时候，我习惯站在大众情理角度评判事件对错，但法律评判更多看举证责任、权利边界、程序合规，大众认知的 “对错” 和法律层面的判断不一定完全等同。

举个例子，早年做记者报道傍名牌案件，很自然共情被侵权品牌，认为仿冒方应当从重追责。但自己执业之后，我也会代理被起诉侵权的中小企业，这时就要切换到规则视角，核查商标权利状态，比对商标标识近似程度，核实合法来源抗辩，全部以证据和法条作为判断依据，不能带入主观预设立场。这种思维切换，需要刻意反复训练。

澳门都市报记者：跨界新人，案源、客户信任都是难题，您当时是怎么打开执业局面？同时，对比法科科班出身的同行，您又是怎么补齐自身专业短板？

北京律师刘添：跨界新人起步，案源少、客户信任不足是必然。一开始没有现成客户，行业口碑尚未建立，部分客户会因为 “非法本、前记者” 的背景心存犹豫。

我的做法很务实。一方面依托过去媒体积累的行业人脉，从小型案件、辅助案件做起，依靠办案效果积累口碑；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跨界优势，把调查取证、事实梳理、案情表达这些优势做到极致。知识产权圈子并不大，案件处理专业到位，同行、客户之间就会形成转介绍，局面就慢慢打开。

短板方面，对比科班同行，我早期部门法体系完整度不足，民法、民事诉讼法理论积淀相对薄弱。我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补齐短板：第一办案带动学习，每接手新类型案件，系统研读对应法条、司法解释、同类生效判决；第二持续跟进行业前沿，研读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规则、典型案例，保持专业敏感度；第三多和专利代理师、法官交流，从多元视角补足认知盲区。

当然理工科背景、调查能力、表达传播能力，也是很多科班同行很难快速习得的优势，执业就是扬长避短，持续补齐短板。

澳门都市报记者：作为双证律师，处理知识产权实务案件，核心专业挑战是什么？

北京律师刘添：知识产权案件的核心难点，始终是技术事实认定和法律裁量边界的结合。像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比对，商标混淆判断，著作权实质性相似判定，很多场景没有唯一标准答案，十分考验专业功底。

我曾经代理过北大方正起诉我方当事人的著作权侵权案件，还有可口可乐 “美汁源” 商标起诉地方企业的商标侵权案。这类大型企业作为原告的案件，对方律师团队专业，证据链条完备，看上去抗辩空间很小，特别考验细节把控。美汁源案件核心争议点在于标识使用正当性、商品类别近似、市场混淆认定；方正字库案件，重点核查权利基础，判断我方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这类案件没有捷径，只能逐字比对权利要求，逐份证据打磨抗辩逻辑，在对方完整证据链中寻找突破口。

澳门都市报记者：您有媒体从业经历，处理热点案件时，如何平衡舆论视角和法律原则？

北京律师刘添：我会天然对舆情有敏感度，但是办案的底线十分明确：案件办理严格以法律、证据为准绳，舆论只能作为参考，绝对不能左右法律层面的判断。

就像 LV 起诉茉莉奶白这类社会热点案件，我作为媒体评论人解读案件的时候，可以兼顾传播视角和公众认知；但作为案件代理律师，办理自己承接的案件，绝对不能被公众舆论情绪裹挟。

实务当中，我会借用记者的敏感度预判舆论走向，评估当事人的舆情风险，但诉讼策略、抗辩思路，全部严格遵循法律规则，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不会为博取社会关注，采用不合理的诉讼策略。

澳门都市报记者：过往记者经历，为您的律师工作带来了哪些可复用的能力？同时，转型之后，您又重点打磨了哪些新能力？

北京律师刘添：记者时期积累的调研、文字写作、沟通能力，能够直接复用在知产律师工作中。

第一是调查取证，很多侵权行为藏在线下门店、网络店铺，证据隐蔽，我更擅长固定证据，搭建完整侵权链条；第二是文书写作，文字功底让起诉状、代理意见逻辑清晰，事实叙述扎实，便于法官快速抓取案件核心；第三是沟通谈判，调解协商、对接法官、接待当事人，沟通经验可以提升信息传递效率，减少误解。

同时我也持续打磨全新能力：一是技术比对严谨度，专利、著作权比对，必须落实到每一项技术特征、每一处表达细节，不能模糊；二是诉讼程序精细化，管辖确定、举证期限、庭审节奏，全部程序节点不能出错；三是企业合规体系思维，从单纯处理诉讼案件，延伸到帮助企业提前做好风险防控。

澳门都市报记者：双证执业，需要同时跟进法律和专利两套规则，您平时如何保持知识体系更新？面对行业对跨界从业者的偏见，又是如何化解？

北京律师刘添：我采用办案复盘、定期梳理、行业交流三者结合的模式。办案就是最好的学习，每办理一件专利侵权案件，同步复盘专利无效规则、国知局审查标准；处理商标、著作权案件，同步学习最新司法解释、指导案例。每个月整理最高法知产法庭典型裁判、国家知识产权局新规，避免知识老化。同时多和专利代理师、企业知产负责人交流，避免闭门造车。

行业对于跨界律师的偏见，本质是担忧专业能力不足。消除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办案质量做到更高标准。我不会拿 “跨界” 当作宣传噱头，案件办理严格对标行业专业标准，尤其在事实梳理、证据链条上精益求精；深耕知识产权细分赛道，不盲目拓展无关业务，打造自身专业标签；积极和同行协作办案，在协作当中体现专业价值。时间久了，大家认可的是办案实力，过往职业背景带来的偏见自然消散。

澳门都市报记者：完成从记者到律师的蜕变，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怎样理解两份职业不同的价值内核？

北京律师刘添：最大收获，是身份的转变：从事件观察者，转变为问题解决者。做记者，更多是记录社会问题，引发公众关注；成为律师，亲手帮助当事人化解纠纷，拿到胜诉判决、帮助客户止损，这种成就感完全不一样。思维模式也完成升级，从过去情理判断加传播思维，转变为规则判断加解决思维，看待问题不只简单评判对错，更多思考权利边界、责任划分和可行解决方案。

两份职业价值内核有明显区别。新闻工作核心是传播真相，唤起社会关注，依靠信息公开推动问题改善，价值面向广大公众；知识产权律师的核心是界定权利义务，化解纠纷，依靠法律保护创新主体合法权益，价值落脚到每一个具体当事人。

我理解自己这份职业有两层价值：个案层面，无论作为原告代理维权，还是帮被诉一方抗辩，都努力让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公平处理；行业层面，依托复合背景，提升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合规意识，真正守护创新成果，这也是我当初转型的初心。

澳门都市报记者：您怎么看待当下知识产权行业的发展机遇？

北京律师刘添：行业机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第一产业升级带动专利业务爆发，大量科技实体企业，从过去忽视专利，转向依靠专利构建竞争壁垒，专利布局、维权、无效抗辩业务持续增长。第二品牌经济带动商标、不正当竞争业务，新消费品牌不断涌现，傍名牌、商标抢注、仿冒包装等纠纷层出不穷，品牌保护需求旺盛。第三企业知识产权合规前置化，越来越多企业不再出事之后才找律师，愿意提前开展风险排查，从被动维权转为主动防控。

整体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加强，行业走向专业化细分，具备复合背景的从业者会拥有更大优势。

澳门都市报记者：对于想要跨界转型进入法律行业，尤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从业者，您有哪些建议？同时您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北京律师刘添：第一，不要神化跨界。跨界经历属于加分项，但专业功底才是入场门槛，法律、专利核心规则必须夯实，不能依靠跨界的标签立足。第二，把过往经验和赛道深度绑定，转型不要完全抛弃过去积累。有技术背景深耕专利，媒体背景可以侧重品牌维权、文创版权，企业从业背景主攻合规业务，把旧经验转化成差异化竞争力。第三，放平心态，知识产权属于慢赛道，口碑、案源都需要一件件案件积累，切忌急于求成，深耕细分领域，时间会给出回报。

长远规划上，我会持续聚焦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一方面深耕专利无效 + 侵权诉讼业务，把双证优势发挥充分，覆盖企业专利布局、维权、抗辩全流程需求；另一方面下沉服务中小微企业，把复杂的知识产权规则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执行的合规方案，帮助企业源头规避风险。同时我也会继续参与媒体平台的知产热点解读，输出普法内容，发挥媒体背景带来的传播优势。

澳门都市报记者：兼具媒体视角和双证律师能力，您认为这类复合型从业者独特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北京律师刘添：最大价值就是承担桥梁作用。

一方面搭建专业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把晦涩难懂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则，转化成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做好普法传播，减少大众认知误区；另一方面搭建企业和法律之间的桥梁，既能读懂企业技术需求、经营痛点，又可以把法律规则转化成企业可落地的实操方案，不只是单纯输出法条。

落到个案当中，既守住法律专业底线，又能够预判传播风险，帮助当事人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这是单一背景从业者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