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视角下的家庭教育投入：影响效应与变化趋势

朱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教授

王廷威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代际流动视角下的家庭教育投入：影响效应与变化趋势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 | 朱晓文、王廷威

责任编辑 |胡含之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六期数据，运用增长曲线模型，考察代际教育流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及其随子女年级升高的动态演变。研究发现，家庭教育的经济投入主要受当前阶层位置的资源约束与代际优势累积的共同影响，表现为向下流动家庭与“持续低阶层”家庭在经济投入上趋同，向上流动家庭的经济投入仍显著低于“持续高阶层”家庭；家庭教育的时间投入更多受文化惯习的影响，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家庭分别通过“主动更新”和“惯习延续”的路径，在时间投入水平上趋向一致。不同家庭的经济投入均随子女年级升高而增加，其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不同家庭的时间投入则随年级升高而减少，其差距趋向收敛。本文为理解我国家庭教育投入的生成逻辑提供了新视角。

一、引言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代际传承与社会流动的关键制度机制。一方面，教育是社会阶层得以延续和再生产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教育也为个体提供了实现向上流动的制度化可能。经典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揭示了教育在代际再生产中的核心地位，后续大量经验研究亦反复验证了子代教育获得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之间存在稳定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春玲，2003；李煜，2006；刘精明，2008；Mare，1981；Lucas，2001）。然而，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个体最终的教育获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贯穿幼儿期至成年早期的长期累积过程。个体在早期成长阶段所形成的教育优势或劣势会随着教育阶段的推进不断叠加放大，最终呈现为个体在教育获得上的分化。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教育投入被视为连接家庭背景与子代教育结果的重要过程性机制之一（李忠路、邱泽奇，2016；刘保中，2018；Yeung et al.，2002）。在子女早期发展阶段，家庭通过在时间、资源与文化实践等方面的持续投入，试图维持既有的阶层优势或者弥补既有的阶层劣势，从而塑造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发展机会上的结构性差异，并最终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及其成年后的职业地位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家庭教育投入不仅影响子代在单一教育阶段的表现，更通过跨阶段的累积效应，深刻地塑造了子代最终的教育获得及其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

家庭教育投入是兼具消费与投资属性的社会行为，其阶层差异可通过“文化再生产”和“理性选择”两种理论进行解释。其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不同社会阶层在子代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不同阶层在资本与惯习上的区隔。优势阶层不仅能够为子女提供充足优质的学习资源与经济支持（刘保中，2020；Duncan et al.，1994；Liu et al.，2020），还能通过特定的教养方式和日常实践，将与学校制度和主流文化高度契合的文化资本和行为策略传递给子代，从而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实现阶层再生产（拉鲁，2010；黄超，2018；Bodovski & Farkas，2008；Jæger，2011）。相对而言，理性选择理论则认为不同阶层家庭会基于对教育收益、成本和风险的差异化评估，作出符合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理性判断（刘精明，2008；吴愈晓，2013a；叶锦涛，2022；Goldthorpe，1996）。在这一视角下，优势阶层不仅更有能力承担较高的教育成本，而且更倾向于通过持续且高强度的教育投入来降低子女向下流动的风险，从而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优势。

然而，无论是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还是理性选择理论，既有研究在探析家庭教育投入差异时，关注的重点多集中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这一做法的隐含预设是处于同一阶层的家庭在资源禀赋与行为策略上具有高度同质性。这一预设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阶层内部因代际流动经历而产生的重要分化。事实上，即便处于相同的社会阶层位置，经历代际向上流动而进入高阶层的家庭，与经历向下流动而滑落至低阶层的家庭，在教育资源积累、教育预期以及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方式上，均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已有研究尝试引入代际流动视角，探讨家庭代际流动经历对教育投入与教养方式的影响（田丰、静永超，2018；丛金洲、吴瑞君，2024；Roksa & Potter，2011）。这些研究表明，将家庭置于代际流动经历之中，有助于揭示阶层内部被忽视的教育行为差异，进而为理解教育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分析路径。然而，该研究方向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教养方式或惯习的讨论，较少考察教育投入的不同维度。代际流动所引发的阶层位置变化会重塑父母的教育观念与决策逻辑，这种影响在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上可能呈现差异化的模式。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代际流动经历对教育投入或教养方式的静态影响，较少从生命历程视角考察该效应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随着教育阶段推进会发生何种动态变化。鉴于拥有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家庭在资源积累速度与风险承受能力上存在差异，这些家庭的教育投入策略很可能在子女教育进程中不断调整与演变。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相关研究在理解教育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时，有必要在阶层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代际流动视角，不仅关注阶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应重视因代际流动而产生的阶层内部分化。本文从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两个维度出发，考察拥有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水平上的差异，以及投入水平随子女成长阶段变化的动态过程，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父母的代际流动经历如何影响家庭的子女教育投入？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子代际教育流动，将家庭分为四类：父代和祖代均为高教育阶层（简称“持续高阶层”）、父代和祖代均为低教育阶层（简称“持续低阶层”）、父代比祖代在相对教育位置上有所提升（简称“向上流动”）和父代比祖代在相对教育位置上有所下降（简称“向下流动”），比较这四类家庭在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上呈现何种差异？第二，代际流动对教育投入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子女年级升高而发生变化？换言之，拥有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家庭，其教育投入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呈现怎样的动态演变轨迹，各类家庭的变化趋势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

家庭教育投入反映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投资意愿，既包含为子女教育所支出的各种费用，如学杂费、书籍费、课外辅导费等，也包含在辅导功课、提供情感支持等上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刘保中，2018；Liu & Xie，2015）。既有研究通常将家庭教育投入操作化为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两个维度。经济投入直接体现家庭的经济资本存量及将其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能力，如支付教育费用、参与文化活动和课外辅导等。相较之下，时间投入面临的资本约束相对较弱，更多依赖父母自身的人力资本与教养观念，是家庭教养惯习的重要外在表现。

1.家庭经济投入

家庭教育支出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具有风险的长期投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处于不同阶层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差异，源于家庭在资源约束、风险承受能力及地位维持动机上的结构性分化（Breen & Goldthorpe，1997）。优势阶层家庭凭借较高的经济资本存量，更有能力承担教育成本，并倾向于通过持续增加教育投入来维持或提升子代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资源受限的低阶层家庭往往面临更强的预算约束，其教育投入更依赖对子女学业表现与升学前景的判断。文化资本理论进一步揭示了经济投入在阶层再生产中的作用机制。优势阶层家庭更有能力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有助于子女积累文化资本的教育投资，如课外才艺培养、文化活动参与等（洪岩璧、赵延东，2014；余秀兰，2024；Scherger & Savage，2010）。相关研究发现，高阶层家庭在教育支出、校外补习的参与度、兴趣班的丰富度等方面均显著高于低阶层家庭，二者由此在教育经济投入上形成持续扩大的阶层差距（胡咏梅等，2015；薛海平，2015；刘保中，2020）。

2.家庭时间投入

尽管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进而实现阶层再生产，但文化资本的传递须经由长期稳定的亲子互动与实践才能内化为子代的惯习，而传递效果取决于家庭可调配的时间资源。因此，家庭时间投入是激活与传递文化资本的关键实践，在代际传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通常具备丰富的教育知识与育儿技能，倾向于采用“协作培养”的教养模式，愿意花时间与子女进行高频、深入的互动，从而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子女的学业优势（拉鲁，2010）。该模式的实践不仅依赖经济资源，更需要父母对子女发展的精细化干预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相对而言，低阶层家庭父母在时间资源与教育能力上面临着双重约束，这使其在子女教育中的时间投入相对有限，他们更多采取让孩子“自然成长”的教养方式。大量研究表明，高阶层父母在育儿时间、精力上的投入及精细化程度都显著高于低阶层父母（赵延东、洪岩璧，2012；杨可，2018；吴愈晓，2020；Potter & Roksa，2013）。

（二）从阶层同质性假设转向阶层内部差异

既有研究系统揭示了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分化，为理解教育不平等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暗含阶层内部具有同质性的假设，侧重于分析阶层之间的差异，而较少关注同一阶层内部因代际流动经历差异而产生的分化。布尔迪厄（2015）指出，社会阶层并非由家庭的单一属性决定，而是由家庭拥有的资本总量、资本结构（尤其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占比）及其随时间演变的社会轨迹所共同塑造。因此，即使处于相同的阶层位置，不同家庭因其资本积累路径与代际流动轨迹的差异，在教育投入能力与策略上亦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首先，惯习作为历史经验在行动者身上长期积淀，其调整和变化往往滞后于阶层地位的变动，向下流动的家庭很可能延续原阶层的惯习模式，从而区别于同处低阶层的其他家庭（田丰、静永超，2018）。其次，资本的代际传递具有明显的累积特征，向上流动的家庭在资源积累上往往难以企及持续处于高阶层的家庭（Laurison & Friedman，2024）。由此可见，若忽略家庭所经历的代际流动，仅以静态阶层位置解释教育投入差异，将难以充分捕捉惯习的滞后效应与资本的累积优势。

鉴于此，本研究主张将分析视角从阶层之间的差异拓展到阶层内部的异质性，并将代际流动作为理解阶层内部家庭差异性的核心分析维度。通过引入这一维度，我们尝试回答在既定的家庭阶层位置之下，家庭代际流动经历如何影响家庭对子代的教育投入策略，从而深化对家庭教育投入差异的理解，为研究教育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解释视角。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代际流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效应

代际流动不仅意味着个体相对于父代在社会分层结构上的垂直位移，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迁移。随着阶层地位的转换，行动者逐渐与出身阶层脱嵌，并嵌入流入阶层，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个体所占有资源在结构上的变化，也重塑了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进而持续影响个体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及行动逻辑。既有研究指出，代际流动对个体观念与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出身阶层的惯习滞后效应，即早期社会化经验在后续情境中的延续；二是当前阶层的文化适应效应，即个体在新的社会位置中对主流规范的学习与内化；三是流动经历本身的独立效应，如通过跨阶层比较所引发的反思性调整（王鹏，2024）。

需要指出的是，家庭教育投入虽表现为一系列具体行为，但其背后蕴含着父母对子女发展路径、教育观念与教养方式的综合认知，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嵌入阶层文化惯习的教育实践。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体现为家长在教育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这一行为的产生既具有一定的情境性与策略性，又深受父母教养观念与文化倾向的影响。家庭经济投入虽表现为资源配置行为，但本质是一种回报不确定的长期投资决策。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此类决策取决于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家庭可调配的经济资本存量；二是家庭基于地位维持或提升动机的投资意愿（Breen ＆ Goldthrope,1997）。因此，经济投入既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同时也是父母教育期望和动机的显性表达。在这一意义上，经济投入同样受到父母在代际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惯习的影响。

综上所述，代际流动并非直接决定父母的教育投入水平，而是通过塑造父母的教育投入倾向与决策逻辑，进而间接地影响其具体的教育行为。文化社会学领域新近提出的主动更新模型、既定倾向模型与生命历程适应模型等关于个人文化变迁的理论模型（Kiley & Vaisey，2020；Lersch，2023），为厘清拥有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家庭的教育投入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些模型有助于揭示在代际流动过程中，父母的教育观念与教养实践究竟是延续既有惯习，还是在新阶层情境中发生调整。进一步地，这种延续或调整是否会导致拥有不同流动经历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形成差异化的模式。

1.既定倾向模型

既定倾向模型（Settled Dispositions Model）认为个体在生命历程早期完成文化社会化后，其惯习将趋于稳定，即便后续社会情境发生变化，个体的认知方式与行为倾向也往往围绕既定基线作有限的调整，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Kiley & Vaisey，2020）。该模型的观点与文化资本和流动离析论高度契合。从文化资本视角来看，阶层出身所内化的惯习倾向具有路径依赖性，即便个体在客观阶层位置上发生了变动，其认知图式与行为倾向仍可能延续出身阶层的逻辑，从而导致处于相同阶层的家庭在教育投入策略上呈现内部差异（Streib，2013）。同时，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流动离析论也指出，对于经历过代际流动的个体而言，其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出身阶层的持续影响，即使流动者有意识地在自我呈现上努力贴合流入阶层，其身体化的性情倾向仍然会保留出身阶层的痕迹（Sorokin，1927；Friedman，2014；Zhao & Li，2019）。这种惯习的持久性意味着弱势阶层出身的父母在实现阶层跃迁后，即便有意识地偏离上一代人的教育模式，其实际的教养行为与教育投入决策仍可能无意识地延续原有阶层的行动逻辑，呈现“世代延续”的特征。

2.主动更新模型

与既定倾向模型强调惯习的稳定性不同，主动更新模型（Active Updating Model）认为，个体在新的社会情境中会根据新的社会经验持续调整其信念、实践与身份认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体的行动倾向得以重塑，并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暂时保持稳定，直至再次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Kiley & Vaisey，2020）。文化适应理论为这一模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相关研究指出，社会流动并非简单的地位变化，而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流动者在与流入阶层成员的交往互动中，会逐步调整自身的偏好、态度与行为模式，使之趋近于流入阶层的主流文化模式（Daenekindt,2017;Mitrea,2025）。随着在新阶层群体中停留时间的延长，个体与流入阶层在文化取向上的相似度不断增强，而出身阶层的影响则逐渐减弱。在该理论模型下，当个体经历社会流动后，其对子女教育的认知方式、教养目标及资源配置，可能随着当前阶层的规范要求而发生调整。通过对流入阶层教育实践的观察、模仿与内化，父母逐步重塑自身的教育投入取向，使其更符合当前阶层的主流育儿逻辑。因此，在这一模型下，家庭教育投入体现为一种随社会情境变化而动态更新的实践模式。

3.整合模型

主动更新模型与既定倾向模型看似是一组竞争性的理论假说，但两者并非彼此排斥，而是适用于不同流动状况的个体。相较于低阶层，高阶层具有更强的文化吸引力，由此产生“就高不就低”的非对称性特点（Roksa & Potter，2011）。据此可以推断，在不同方向的代际流动过程中，文化机制的作用方式存在差异：在向上流动的情境中，主动更新机制更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向下流动的情境中，既定倾向机制更易被激活。本文将上述非对称机制引入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中，并认为拥有不同流动经历的父母在形成教养观念与进行教育决策时，会在“惯习延续”与“情境更新”之间进行权衡和博弈，进而产生差异化的教育投入行为。

对于向上流动的家庭而言，社会位置的提升增加了其对高阶层文化规范的接触，增强了文化认同，基于主动更新机制，此类家庭更可能主动学习并内化高阶层的教养观念与教育实践，从而在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参与方式上呈现与高阶层相似的模式（田丰、静永超，2018；蓝佩嘉，2019）。与此同时，代际地位的跃升通常也伴随着经济资本存量的增加，这使得向上流动的家庭在客观上具备更强的教育投资能力，而尚未稳固的阶层地位在主观上也会增加此类家庭的教育焦虑，进而强化他们通过教育避免子代向下流动的动机。综合这类家庭在文化适应、地位动机与资源条件等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相较于未经历向上流动的“持续低阶层”家庭，实现向上流动的家庭在教育投入取向上更接近高阶层家庭，表现出更高的教育投入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向上流动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显著高于“持续低阶层”家庭。

对于向下流动的家庭而言，既定倾向模型所强调的惯习延续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尽管当前阶层地位有所下降，但此类家庭出身阶层所内化的教养惯习与行为倾向仍会持续发挥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他们对低阶层文化规范的适应。这种“惯习滞后”与“文化抗拒”的双重作用使得向下流动家庭在教育实践中更倾向于维持出身阶层的教养逻辑，并将子女教育视为重返原有阶层的重要路径。同时，与“持续低阶层”相比，向下流动的家庭通常仍保有来自优势阶层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及代际支持网络，从而维持着较高水平的资源配置和供给能力。尤其是在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代际支持体系中，阶层位置更高的祖辈更可能通过“恩往下流”的资源分配方式为孙辈提供经济与情感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向下流动带来的不利影响（狄金华、郑丹丹，2016；阎云翔、杨雯琦，2017）。在文化延续与资源支持的共同作用下，向下流动的家庭相较于“持续低阶层”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能力与投入意愿仍可能保持相对优势，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教育投入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向下流动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显著高于“持续低阶层”的家庭。

如前所述，基于主动更新模型，本文认为向上流动的家庭在实现阶层跃迁之后倾向于积极进行文化适应与惯习调整，在教育投入取向上呈现向高阶层趋近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同会受到多重约束。首先，惯习的习得与转化往往需要长期的影响和熏陶，仅凭一代人的流动经历难以完成这一转化。相较于“持续高阶层”，向上流动家庭的教养实践更多是对高阶层模式的主动模仿，而非经由代际传递自然内化的结果。其次，向上流动家庭缺乏代际传承的资本基础，且自身的资源获取和积累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这限制了其对子女教育持续进行投入的能力。既有研究表明，即便成功进入高阶层，向上流动者在经济财富、文化资本及社会网络等方面仍与精英继承者存在显著差距，从而形成阶层内部的“天花板效应”（李骏，2016；王元超、朱斌，2024；Friedman et al.，2015；Laurison & Friedman，2024）。由于这些因素的约束，向上流动家庭在教育投入上可能难以与高阶层完全趋同，而是呈现“有限趋同”的特征，表现为两类家庭都倾向于为子女教育进行高投入，但在投入能力上仍存在差距。基于此，本文形成第三个假设。

假设3：向上流动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显著低于“持续高阶层”的家庭。

（二）代际流动影响的变化趋势

前文所述的主动更新模型与既定倾向模型主要用于解释代际流动的静态影响效应，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生命历程适应模型（Life Course Adaption Model）则为我们理解代际流动影响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Lersch，2023）。该模型认为，个体的文化惯习虽根植于其早期社会化的经历，但会在生命历程的关键转折与角色变化中持续调整。对于家庭教育而言，子女进入不同教育阶段本身即构成重要的生命历程变化，父母会在此过程中基于既有经验与现实情境，对家庭教育策略进行持续评估与调适。加之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前一阶段的投入与结果不仅影响后续的教育机会，也形塑着家庭对未来教育回报的判断（吴愈晓，2013b；李忠路、邱泽奇，2016；Mare，1979；Potter & Roksa，2013）。因此，拥有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初始水平上，也可能体现在投入随子女年级升高的变化轨迹之中。

进一步结合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可以推断，拥有不同流动经历的家庭在教育投入的动态演变中将呈现系统性分化。对于向上流动的家庭而言，随着子女年级的升高，这类家庭对流入阶层主流文化的内化不断深化，从而在教育投入取向上持续向高阶层趋近。但在此过程中，“持续高阶层”家庭同样在不断累积资源优势，并在教育竞争加剧的关键阶段持续追加投入。由于向上流动家庭的代际累积资源有限，其投入增长的持续性难以追赶上“持续高阶层”家庭，二者之间的差距可能随子女年级升高而趋于扩大。对于向下流动的家庭而言，既定倾向模型所强调的惯习延续效应在教育早期阶段仍发挥重要作用，使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相对较高的教育投入。然而，随着子女教育阶段的推进，持续的资源消耗与当前阶层资源约束的逐渐显现，这类家庭难以长期维持原有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延续的文化惯习会对向下流动家庭的教育观念产生持续影响，但其转化为实际投入的能力受到现实资源条件的制约，从而使这类家庭的教育投入水平逐步向当前阶层的平均水平回归。由此，向下流动的家庭与“持续低阶层”家庭之间的差距，可能随着子女教育阶段的推进而逐渐缩小。

基于生命历程适应视角与累积优势理论，本文认为代际流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子女年级的升高有所变化。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a：随着子女年级升高，向上流动的家庭与“持续高阶层”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趋于扩大。

假设4b：随着子女年级升高，向下流动的家庭与“持续低阶层”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趋于缩小。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筛选

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2012—2022年的六期追踪数据。CFPS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简称PPS），构建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样本库。该调查每两年实施一次，采集了涵盖社区、家庭与个人三个层面的多维信息，系统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动态变化。CFPS问卷体系包括社区问卷、家庭成员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含家长代答和少儿自答两种形式）。其中，少儿问卷详细收集了家长对每个子女的各类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等情况，这些信息与本研究的主题密切相关。成人问卷则涵盖了家长的教育背景、职业状况、收入水平等内容。本研究以少儿数据库为基准，分别依据父亲与母亲的样本编码，将成人数据库和家庭经济数据库匹配合并，构建用于分析的数据集。本研究选择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作为分析样本，原因在于义务教育覆盖全体适龄儿童和少年，具有法定强制性与普遍性，能够有效规避高中及以上阶段因升学筛选导致的自选择偏差；同时，这一阶段的家庭教育投入最为密集多元，有利于识别代际流动对不同维度教育投入的影响。同时，本文将父母年龄限定在25~65岁，该年龄段的群体通常受教育程度趋于稳定，用于测量代际流动会更加准确。

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预处理。首先，本文剔除子女不与父母同住的样本，并确保样本中的父亲和母亲至少有一方在家居住。其次，参照既有做法（申超，2022），本文仅保留参与过两期及以上调查的被访者。再次，为控制极端值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点进行双侧缩尾处理，将超出该范围的观测值替换为临界值。最后，经过上述处理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中的缺失值比例均低于5%，因此，本文采用列表删除法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得11955个有效观测值。

（二）变量与测量

1.主要解释变量：代际流动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代际流动。在考察代际流动对子代教育过程的影响时，本研究聚焦于代际教育流动。考虑到不同世代间相同学历的相对价值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为更有效地测量世代间的教育地位流动性，本研究采用“相对教育位次”作为核心指标，以消除不同时期边缘分布变化的影响。本研究借鉴石磊、刘金宝（2025）的方法，将个体学历置于其同代人的分布中进行评估，从而构造一个跨时期可比的地位变量。具体的处理步骤如下。第一步，本研究将父代与祖代的受教育程度按教育层次编码为有序变量，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第二步，本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提取所有25~65岁个体的信息，然后以出生年份定义世代，分别计算每个世代内部各教育层次的百分比排名，作为该学历在同期群体中的相对位次。第三步，为简化分析并突出地位优势，本研究将一个世代内相对教育排名处于前三分之一的个体定义为拥有“相对高教育地位”，其余为“相对低教育地位”，并将基于普查数据计算的“出生年份—受教育程度—相对地位”对应表，依据父代及祖代的出生年份和受教育程度匹配至CFPS数据库，获得父亲、母亲及四位祖辈的相对教育地位。

在构建家庭代际教育流动变量时，本研究分别追溯父系（父亲、祖父、祖母）与母系（母亲、外祖父、外祖母）两个谱系。针对每一谱系，本研究通过交叉比较祖代与父代的相对教育地位，生成一个四分类变量：“持续低阶层”（两代均低）、向下流动（祖代高而父代低）、向上流动（祖代低而父代高）与“持续高阶层”（两代均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高阶层”与“低阶层”均特指教育维度上的相对地位，后文为行文简洁沿用此简称。从“持续低阶层”到“持续高阶层”的分类体现了家庭在教育资源累积强度上的高低。为综合反映家庭整体的代际教育流动状况，本研究进一步从父系与母系中选取代际累积程度更高的一方作为代表，即取两谱系中代际流动变量的最大值，构建最终的家庭代际教育流动变量。本文构建的四分类代际教育流动变量同时包含了阶层起点、阶层终点与流动方向的信息，该变量所捕捉的是阶层背景、代际资源累积、文化惯习以及地位变动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2.结果变量：家庭教育投入

本研究通过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维度来衡量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家庭经济投入维度上，CFPS详细询问了家庭的各项教育支出（包括学杂费、书本费等学校教育支出，课外辅导支出以及其他费用支出），并且在分项报告后由受访者对教育总支出进行核实确认。本研究使用CFPS提供的经受访者核实确认后的教育总支出作为测量经济投入的指标，将以元为单位的原始测量值转换为以千元为单位后再进行分析。

在家庭时间投入维度上，本文从CFPS问卷中选取四个指标来反映父母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学业辅导层面包括两个指标：一是父母检查子女家庭作业的频率（从不=1，很少=2，偶尔=3，经常=4，很经常=5）；二是父母是否辅导子女功课（父母任一方参与辅导=1，父母均不辅导=0）。亲子沟通层面包括两个指标：一是父母与子女讨论学校事情的频率，该指标的计分方式与检查作业相同；二是亲子之间是否谈心，该指标的原始变量为过去一个月的谈心次数，本文将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本文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然后通过离差标准化的方法将因子得分转换为取值范围为0~100的连续变量，以此反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

3.其他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子女年级、子女性别（男生=1）、子女城乡归属（城市=1）、子女成绩（优良=1）、是否为独生子女（是=1）、父母婚姻状况（在婚=1）、家庭人均收入、父母最高职业地位（通过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描述性统计显示，在本文的样本中，“持续低阶层”家庭占比为54.5%，向下流动家庭占21.3%，向上流动家庭占12.7%，“持续高阶层”家庭占11.4%。这一分布模式与近年来关于中国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多项研究指出，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绝对流动性增强，但相对流动性却呈下降或波浪式下降的趋势，代际继承仍是代际流动的主导模式（李路路等，2018；石磊，2022；Zhou & Xie，2019）。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核心分析方法是基于多层次线性模型构建的增长曲线模型（Growth Curve Model）。该模型包含两层结构：第一层为时间（年级）层，该层次展示每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随年级的变化轨迹；第二层为个体层，该层次用于解释教育投入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率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并检验这些差异如何受到代际流动变量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第一层模型：

第一层模型分析家庭教育投入随年级增长的变化情况。Investmentti代表个体i在时间t的家庭教育投入水平。π0i是个体i家庭教育投入的初始水平（截距）；π1i和π2i分别表示家庭教育投入随年级变化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斜率；Xti为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控制变量；εti为第一层的随机误差项。Gti表示经中心化处理后的年级变量（以一年级为参照），此时截距表示个体i在一年级时的预期教育投入。累积优势理论认为家庭教育投入可能随子女年级呈现曲线变化趋势，因此，模型中加入年级的二次项。

第二层模型：

在第二层模型中，Mobilityi表示代际流动类型，以持续低阶层为参照组。β00、 β10和 β20分别代表教育投入的平均初始水平、平均线性斜率与平均二次斜率；系数β01、 β11和β21是本研究的核心系数，分别反映了代际流动类型对教育投入的初始水平、线性变化趋势及曲线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Zi表示一组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μ0i和μ1i分别表示截距和斜率的随机效应。出于对模型识别和估计稳定性的考虑，本文将年级二次项斜率设定为固定效应，不再引入随机效应。

五、分析结果

（一）不同代际流动类型家庭的教育投入

表2汇报了不同代际流动类型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的两个维度（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上的均值比较结果。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四类家庭在经济和时间两类教育投入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整体呈现“持续低阶层 <向下流动<向上流动<持续高阶层”的梯度分布特征。一方面，“持续高阶层”和向上流动的家庭在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方面都显著高于向下流动和“持续低阶层”的家庭，这一结果与既有强调阶层之间差异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家庭教育投入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在同一阶层内部，不同代际流动类型的家庭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在高阶层内部，“持续高阶层”的家庭在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上均显著高于向上流动的家庭；在低阶层内部，向下流动的家庭在两类投入上均显著高于“持续低阶层”的家庭。由此可见，即便当前阶层位置相同，代际流动经历不同的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上仍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初步揭示了代际流动与家庭教育投入之间的关联性，为后续的多变量分析提供了依据。< pan>

（二）代际流动类型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本文以“持续低阶层”家庭为参照组，运用增长曲线模型考察代际流动类型与家庭教育投入之间的复杂关系。表3汇报了多个模型的估计结果。

1.家庭教育投入随子女年级升高的总体变化趋势

遵循增长曲线模型的分析逻辑，本研究首先构建无约束增长模型以考察在未纳入代际流动及其他控制变量时，家庭教育投入随子女年级升高的总体变化轨迹。针对教育投入的时间变化趋势，本文分别估计了线性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二次）增长模型。两个模型的似然比检验及拟合优度指标（AIC、BIC）的对比结果表明，无论是经济投入还是时间投入，二次曲线增长模型的拟合度均优于线性模型，这说明家庭教育投入的变化趋势呈现非线性特征，因此后续分析以二次曲线增长模型为基准模型。

模型1和模型4分别展示了家庭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随子女年级变化的动态特征。结果显示，在经济投入方面，年级的一次项系数为负，而年级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子女年级的升高，家庭经济投入整体呈持续增长态势，且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见图1左侧）。这意味着在小学低年级（1~3年级），家庭经济投入的增长相对平缓，但随着子女进入高年级（4年级之后），特别是步入“小升初”的关键期后，家庭为维持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倾向于大幅增加教育支出。

相较之下，家庭时间投入则呈现截然不同的变化轨迹。模型4的结果显示，年级的一次项与平方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子女年级的升高，家长时间投入不仅持续减少，且下降速度呈加快趋势（见图1右侧）。这一趋势反映出，随着子女自主性增强和学业难度提升，家长直接参与辅导的空间逐渐收窄，而校外培训市场的扩张则进一步推动家庭子女教育的参与模式从“亲力亲为”转向“购买服务”（杨可，2018），由此形成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此消彼长的变化格局。

2.代际流动类型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效应

模型2和模型5分别构建了家庭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的约束增长模型，用于考察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代际流动对教育投入的影响效应。从模型2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投入呈现显著的代际分化特征。以“持续低阶层”家庭为参照组的结果显示，“持续高阶层”和向上流动家庭的经济投入系数显著为正，而向下流动家庭与“持续低阶层”家庭之间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主要受制于家庭当前所处阶层的资本存量和资源条件。

在时间投入方面，模型5的结果表明，相较于“持续低阶层”的家庭，其余三类家庭均表现出显著更高的时间投入水平。向上流动的家庭在经济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均显著高于“持续低阶层”的家庭，这表明实现代际跃升的家庭并未简单承袭其出身阶层的教育模式，而是通过在经济与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双重投入”，积极巩固并放大其已取得的教育地位优势，假设1得到支持。与经济投入不同，向下流动的家庭在时间投入上显著高于“持续低阶层”的家庭，这反映出原有高阶层的教养惯习在代际流动过程中存在滞后效应。假设2得到部分证实。

为进一步比较同一阶层内部不同流动类型的差异，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之后估计了四类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边际均值，并对组间差异进行了检验。图2展示了他们在教育投入上的边际均值及95%置信区间（见图2上图），以及组间差异及95%置信区间（见图2下图）。

首先，对于同处于低阶层的两类家庭来说，向下流动和“持续低阶层”的家庭在经济投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均值差为0.095，置信区间包含0），但在时间投入上的差异显著更大（均值差为2.910，置信区间不包含0）。这表明向下流动主要触发的是“惯习滞后或延续”效应，而非“代际资源补偿”效应。向下流动的家庭延续了出身阶层的文化惯习，在时间投入上保留了较强的教育参与水平，但其父代所拥有的资源优势难以克服当前阶层位置所带来的经济约束。

其次，对于同处于高阶层的两类家庭而言，向上流动家庭的经济与时间投入均显著低于“持续高阶层”家庭（均值差分别为1.103和2.413，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假设3得以验证。这一结果反映出代际资源优势具有显著的累积性。即便实现阶层跃升，低阶层出身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仍难以达到持续处于优势阶层家庭的水平，这体现出一定的阶层天花板效应。

最后，在不同流动方向的比较中，向上流动的家庭在经济投入上显著高于向下流动的家庭，但两者在时间投入上并无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化模式意味着，两类教育投入背后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向上流动的家庭在经历阶层跃升后，逐步习得了高阶层的教育参与模式，进而主动提升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这体现为一种“主动更新”机制；而向下流动的家庭虽然经历了地位下降，但其在出身家庭中内化的教育期望与教养惯习并未随阶层位置的下移而同步衰减，因而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时间参与水平，这体现为一种“惯习延续”机制。由此可见，尽管两类家庭当前所处的阶层位置不同，但经由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同样的时间投入水平，呈现“就高不就低”的行为逻辑。相比之下，经济投入更直接地受制于当前阶层位置所对应的资本存量，向下流动的家庭即便保有较高的教育投入意愿，也难以突破经济条件的约束，因而在经济投入上显著低于向上流动的家庭。

3.不同代际流动类型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变化趋势

模型3与模型6通过纳入代际流动与年级及年级平方的交互项，揭示了不同代际流动类型的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随年级升高的动态轨迹差异。

在家庭经济投入上，“持续高阶层”家庭的主效应显著为正，其与年级平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年级一次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高阶层家庭与“持续低阶层”家庭的投入差距呈现“先收敛后扩大”的动态趋势。具体而言，在义务教育的早期阶段，高阶层家庭的经济投入优势较为显著；随着年级上升，家庭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高年级阶段再次迅速扩大。这意味着优势阶层在子女高年级阶段表现出更强的意愿与能力去持续追加经济资本，以维持其在教育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向上流动家庭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其与年级一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但与年级平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相较于“持续低阶层”家庭，向上流动家庭的经济投入优势在低年级阶段基本保持稳定，但在后期显著扩大，彰显出这类家庭在资源上的后发优势。对于向下流动家庭而言，其主效应以及与年级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该类家庭的投入水平与变化轨迹均趋同于“持续低阶层”家庭。因此，假设4b在经济投入维度上未得到验证。

在时间投入上，不同代际流动类型与年级一次项、平方项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与“持续低阶层”家庭相比，不同家庭的时间投入随子女年级升高的变化轨迹并不存在显著分化。假设4b在时间投入维度上也未得到验证。

图3基于边际均值直观展示了不同代际流动类型的家庭在不同年级阶段的两类教育投入轨迹。在经济投入上，“持续高阶层”家庭在各年级始终保持最高的投入水平且增长最为迅速，在初中阶段的增速尤其明显。向上流动家庭的投入水平在各个年级均稳定处于中间位置，尽管随年级升高亦表现出加速增长，但与“持续高阶层”家庭的差距并未缩小，反而在“小升初”之后有所扩大，这进一步从动态变迁视角证实了阶层的天花板效应。假设4a在经济投入维度上得到支持。

相较之下，在经济投入上，向下流动家庭在小学阶段的投入水平与“持续低阶层”家庭的投入水平高度趋同，但进入初中阶段后，向下流动家庭的投入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与“持续低阶层”家庭之间逐渐拉开差距。这一变化表明，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向下流动家庭可能采取阶段性的理性投资策略，在小学阶段进行资源储备，当子女面临中考等影响深远的关键节点时，他们则调动资源进行集中投资，以优化有限经济资本的配置。

在时间投入上，四类家庭的投入均随年级的增长而下降，组间差异逐渐递减，呈现趋同的轨迹。“持续高阶层”家庭在各年级始终保持最高的时间投入水平。向上流动家庭与“持续高阶层”家庭在低年级阶段的时间投入水平较为接近，但在“小升初”前后差距有所扩大，这表明阶层的天花板效应依然存在。不过，进入初中后期，二者的差距又有所收敛，这可能与高年级阶段所有家庭的时间投入普遍下降有关。假设4a在时间投入上得到部分支持。

向下流动家庭在小学低年级的时间投入高于“持续低阶层”家庭，这展现出其出身阶层文化惯习的初始优势。然而，随着年级的升高，其投入水平快速下滑，并逐渐向“持续低阶层”家庭靠拢。这一发现表明向下流动家庭的时间投入并不能始终保持相对优势，在自身受教育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其时间投入难以长期维持。此外，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家庭的时间投入随年级升高表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在初中阶段这两类家庭的投入水平几乎一样。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检验。首先，本文替换了核心自变量，基于绝对教育流动变量和代际职业流动变量分别重新估计模型，结论与前述主回归模型结果吻合。其次，本文在模型中加入祖辈职业地位以控制祖辈社会经济地位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代际流动类型对家庭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表明研究代际流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并非完全源于祖辈资源禀赋的差异。再次，本文剔除流动人口样本，仅保留本地户籍家庭作为分析样本，并重新估计模型。结果显示，代际流动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主回归模型结果基本一致。最后，代际流动与家庭教育投入之间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倾向值逆概率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简称IPW）方法，以城乡背景、子女性别、独生子女状况等为协变量估算广义倾向值并纳入多层次模型。结果显示，代际流动的效应与主回归模型结果保持一致。上述检验的结果均表明，本文主要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讨论

家庭教育投入作为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始终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多从静态阶层地位出发考察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较少关注处于同一阶层但拥有不同流动经历的父母在教育投入上的差异程度，以及教育投入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动态调整。基于此，本文引入代际流动的视角，运用增长曲线模型对CFPS 2012—2022年的六期数据进行分析，系统考察了父辈的代际教育流动经历（“持续高阶层”、“持续低阶层”、经历向上流动的阶层和经历向下流动的阶层）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及其随子女年级升高的演变趋势。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本文将代际教育流动引入家庭教育投入研究，突破了既有研究主要基于静态阶层位置比较家庭教育差异的分析框架，从不同流动轨迹出发考察同一阶层内部的家庭教育投入。研究表明，即便处于相同的阶层位置，拥有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家庭在教育投入方式与投入强度上仍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平均投入水平上，也体现在投入水平的动态变化趋势上。

第二，通过区分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两个维度，本文揭示了代际流动的非对称分化效应。拥有不同代际教育经历的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异，是阶层背景、代际资源累积、文化惯习与地位变动经历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投入的维度上，不同类型家庭的投入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向下收敛”的特征：向下流动家庭迅速接近低阶层家庭的水平，而向上流动家庭虽显著高于低阶层家庭，但仍难以达到“持续高阶层”家庭的投入水平，这体现了资源约束与代际优势累积机制的共同作用。而在时间投入的维度上，不同家庭的投入水平则呈现“向上趋近”的特征：无论是向上流动家庭还是向下流动家庭，其投入水平均显著高于“持续低阶层”家庭，这反映了“惯习滞后”与“主动更新”两种文化机制的作用。这一非对称分化的格局还揭示了阶层优势代际延续的有限性。尽管向下流动家庭在时间投入上保留了较强的教育参与意愿，但其经济投入水平已显著下降至低阶层家庭的水平。这表明，文化优势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但难以替代经济资源的结构性作用，代际优势一旦发生断裂，其补偿效应是有限的，难以逆转由当前阶层位置所带来的资源约束。

第三，拥有不同代际流动家庭的教育投入随子女生命历程呈现异质性的变化轨迹，这揭示了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的动态机制。总体而言，所有家庭均随子女年级升高而增加经济投入，但其差距呈现动态扩大趋势；相比之下，不同家庭的时间投入均随年级升高而下降，并逐渐趋向收敛。这一结果表明，低年级阶段的家庭教育以时间密集型投入为主，在高年级阶段则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投入，家庭经济实力由此成为决定教育竞争结果的关键因素。在这一总体趋势下，不同代际流动家庭的教育投入轨迹呈现较为复杂的分化。“持续高阶层”家庭在经济投入上展现出持续追加资本的能力，其优势随子女年级的升高而扩大；向上流动家庭虽一直在努力追加投资，但始终难以弥合与“持续高阶层”家庭之间的差距；向下流动家庭在小学阶段的经济投入与“持续低阶层”家庭之间的差异很小，但他们能够在子女进入升学关键期（初中阶段）时持续加大投资，进而与“持续低阶层”家庭拉开差距。在时间投入上，向上流动家庭与“持续高阶层”家庭的差距在“小升初”前后有所扩大，这表明向上流动家庭在子女升学的关键阶段仍难以完全复制高阶层的时间投入水平。向下流动家庭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展现出源自出身阶层的惯习优势，但这一优势随着年级升高逐渐衰减，他们的时间投入逐渐向“持续低阶层”家庭趋同。值得注意的是，向上流动家庭和向下流动家庭的时间投入差异随子女的年级升高表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在初中阶段，二者的投入水平非常接近，这体现了文化机制的长期效应。

第四，本文揭示了代际流动经历影响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不同的代际流动经历并非以相同的方式作用于家庭教育投入的不同方面，而是通过资源约束、文化惯习与教育竞争压力的交互作用，在不同的投入维度与不同的教育阶段上产生差异化影响。同时，这种代际流动经历的影响也并非稳定不变的，而是随子女年级升高而不断变化。因此，社会流动对家庭教育的塑造是一个多维展开、持续演变的过程，其后果在结构约束与文化能动性的交互中不断生成与转化。在这一动态演变过程中，无论是向上流动家庭形成的“主动更新”模式，还是向下流动家庭保留的“惯习延续”模式，都意味着代际流动形成的优势或经验仍可能继续作用于下一代。由此可见，社会流动与阶层再生产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阶梯式流动”的动态结构：每一代人的流动经历都在重新塑造下一代的教育起点与竞争方式，从而推动阶层结构在延续中渐进变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家庭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两类投入均能显著提升子女学业表现。基于此，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拥有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分化，最终可能带来子女学业成就的差异，从而成为教育不平等代际传递与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本文采用的代际传递模型将祖辈对孙辈的影响视为完全通过父辈教育成就来传递，这未能充分考虑祖辈对孙辈可能存在的直接作用路径。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构建更为完整的三代纵向分析框架，借助多代追踪数据区分祖辈影响的直接与间接路径。其次，受数据限制，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仅覆盖5~16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因此本文的动态分析主要聚焦于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与初中）。尽管该阶段是家庭教育投入最为关键的时期，但家庭教育投入在更长的教育历程中的演变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的研究可结合覆盖学前至高等教育阶段的纵向数据，全面考察家庭教育投入随年级升高的动态演变。最后，本文主要从教育维度界定代际流动，以凸显文化资本与惯习的作用机制。未来的研究若能进一步整合教育、职业与收入等多维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代际地位传递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