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硕 | 被史书“消音”的太后

《南齐书》一共五十九卷，其中《皇后传》篇幅不长——三千多字，记载了九位皇后，平均每人只有寥寥数百字。不过，这九位中有一位女性有些特别：今存以她的名义发布的诏令，数量和篇幅都远超北魏著名的文明太后，在整个南北朝女性中也是最多的。这些诏令的内容，几乎全是废立皇帝、朝代更替这样的大事，但没有一道真正代表她本人的意愿，全部由文臣代写，出自权臣的授意。

她叫王宝明，出身簪缨世家琅琊王氏，嫁给兰陵萧氏的萧长懋。她没有真正当过一天皇后，却做过皇太后，并且是《南齐书》中唯一一位本传明确记载“临朝称制”的太后。她的人生跨越宋、齐、梁三个朝代：丈夫早逝，儿子即位不久就被废杀，此后她一次次被迫以太后的名义宣布废立，直到齐梁禅代。她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但她自己的悲欢，史书没有记下，当时也无人关心。

《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最后用八个字评论她：“文安废主，百忧已离。”这位皇后的遭遇，牵涉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皇后、太后这样的女性，在正史中会成为“失语”的群体？《失语的皇后》作者郭硕在中山大学读博期间，跟随导师参与了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工作，《皇后传》正是他处理的列传之一。多年后，他把当年埋在心底的感触写成这本书。在《缘起》一章中，他从史书体例、文书制度（皇帝称“制”“诏”，太后只能称“令”）等角度，解释了这种“失语”的制度根源，也说明了为什么他要为这样一位史书着墨不多的女性作传。

失语的皇后

南齐权力嬗变中的个体生命

郭硕 著

溯源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6年9月

缘　起

十多年前，我在因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而得名的中山大学康乐园读博期间，跟随恩师参与了修订点校本《南齐书》的工作。这项工作贯穿了我中大求学生活的始终，也让我精读了不少史料。尤其是撰写修订长编时，在版本对校之外，还需要将《南齐书》、他书、其他理校材料全部搜集起来辨析。这样处理之后，单卷修订长编的篇幅往往多达数十页乃至一两百页，无形中也完成了对传主所涉史料的全面掌握。

我处理过的诸列传中，有两卷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一卷是《魏虏传》，另外一卷就是《皇后传》。《魏虏传》记载与南朝对立的北魏政权史事，而《皇后传》是这部五十九卷的史书中仅有的女性专传，都算是《南齐书》诸传的特例。《皇后传》中某位女性的人生，更让我感慨良多。我撰写的博士论文是讨论北朝历史的，此后十来年，我主要从事的也是北朝史的研究。这期间，对《南齐书·皇后传》的深刻感触深埋心底，我甚至没有再次涉足这批材料，也没有撰写过相关的论文。这除了我个人生性懒惰之外，也与史料较为简略，需要等待思考稍微成熟一些有关。对这批材料的基本认识，需要从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入手，因而也需要以较长的篇幅予以解释。

一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留下的正史均无《列女传》，除《梁书·孝行传》专门记载了一位没留下名字的宛陵女子外，南朝正史也没有后妃以外其他女性事迹的专门传记。可以说，南朝正史的《皇后传》或《后妃传》提供的女性生平事迹，是今人了解南朝女性生活最核心的资料。这些传记的传主均为皇后或者重要妃嫔，在当时都是身份极为特殊的女性。

当然，南朝出现了不少描述女性的文学作品。南朝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录了大量描写男女闺情的诗歌，不过多出自男性之手。以男性视角描述女性体态容貌的诗句很多，而抒发女性情感的则多属闺怨、相思等相对单调的主题。仅有少数诗歌的作者为女性，其中刘宋鲍令晖、梁刘令娴都相对知名。刘令娴的诗歌，甚至在署名中还要加上“徐悱妻”。因作者事迹记载简略，这些作品的更多细节也难以考证。《梁书》记载徐悱是大文学家徐勉之子，徐悱英年早逝，“妻为祭文，辞甚凄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这篇符合“发乎情，止乎礼”标准的祭夫文，长期作为六朝骈文名篇存世。不过，南朝的女性作品仍是很少见的。由于今存史料的“失语”，奢望通过这些史料来了解当时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现实。也许正是限于史料，学界对南朝女性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即便是南朝后妃或者皇后，也仅见数篇篇幅不长的论文有所讨论，很难看到更为系统的研究。

《皇后传》在《南齐书》诸传中排在第一的位置，看起来很重要，但篇幅很可能是最短的。短短两千多字，却记载了九位皇后的生平始末，另外还附有一位宫中才女韩蔺英（或作韩兰英）的事迹。这些传记的写法高度程式化，不但要记载传主的家世背景、葬处号谥，还要记载皇室对其家族的封授赏赐，乃至虚无缥缈的祥瑞图谶，留给传主本人生平的字数就更少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模糊区域”，研究难度很大。正常情况下，这点字数的主干材料，很难支撑起一篇专文的研究，更不用说为其中某位传主写一部传记了。

学界应对这类过于简略的材料，惯常的方法是将研究时段拉长，再列表统计各种程式化的信息，从社会的角度讨论皇后的出身以及皇室婚姻问题，或者从礼仪制度的角度讨论皇后册立、追封的制度，或者讨论后宫等级制度、女官制度等问题。比较时新的研究，则借用各种现代视角，形成诸如性别史、医疗史、身体史等各种专门的研究路数。在研究者的手上，后妃们变成了可以量化统计的原始资料，被赋予现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只是这样处理之后，每个传主的人生都失去了独特性，仿佛她们的人生也如同史传的格式化书写一样，毫无波澜，了无生趣。

虽然魏晋南北朝的女性史料很少，但学界针对当时个别女性的专门研究并不是没有。曾登上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北魏文明太后，市面上出现的专传就有多种，另有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合传若干，篇幅较短的研究论文则更多。这些研究成果，多数带有明显的“慕强”倾向，或者说受到英雄史观的强烈影响。研究者多偏向成功者叙事，选取某些似乎改变历史发展方向、引领历史潮流的权势人物进行研究，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均是如此。

重要人物当然必须加以研究，不过我们在面对这类研究的时候，也必须保持一种警觉。从史料保存的状况来说，文明太后留下的主干材料也仅仅是今存《魏书·皇后传》中的简短记载。在这篇二十余人的合传中，留给文明太后的，也不过千余字的篇幅，并不比南朝后妃传记的篇幅长上多少。《魏书·皇后传》说文明太后“及登尊极，省决万机”，至于真正做了些什么事情，却没有记载。文明太后的人生经历有大段空白，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今人所撰文明太后的传记，不过是将文明太后及其时代结合起来进行描述，并指出其人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已。

这种书写方式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与历史进程的互动与角力，再叠加上女性的标签。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时甚至会产生某种掌控历史的代入感。如果回到原始史料本身，我们也可能会感受到，历史人物在这些著作中不断被改写、被扭曲的过程。将慕强心态代入杰出人物的研究当中，成功者叙事会消解掉这个人的生命历程，将其变成这个时代的一种标签、一种符号。更何况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只是历史长河中极为罕见的个例，并不天然反映这个时代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皇后或者皇太后成为政治的“行为者”，也多是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通过模仿皇权话语而建构出来的。传统研究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理念，即书写政治人物时，除了考虑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宏大背景，还会赋予女性历史人物以雄性气质的隐喻象征。这种认知，是根植于社会传统认知的。“英雄”这个概念就具有典型的雄性气质，所谓“巾帼英雄”就是将英雄气质加诸女性。南北朝最著名的女英雄故事，或许就是《木兰诗》的主角木兰的故事了。木兰的英雄气质，是通过隐藏女性特征来表现的，即诗中所谓“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就算是文明太后，本传所说她的性格，也与历史上的英雄式君主很相似：“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史官所使用的，都是传统史料中描绘英雄式君主性格最常见的形容词。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无论是木兰还是文明太后，都是北朝政治语境下的人物。南朝对类似的现象，宽容度甚至还要低得多。南齐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因才华横溢而“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就被史官斥为“人妖”，视作亡国之征。

中古社会对女性政治人物的规定与限制，特别是社会与制度中的话语体系，诸如政治建构或历史书写中对她们的身体、社会角色、身份塑造的强制性规定，都成为毋庸置疑地被默认、被贯彻的信仰。这些政治人物自己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南北朝时代长期被看作个性自我表达相对自由的时代，不过这种表达也是被儒家礼制严格约束的。哪怕贵为太后，一旦有不合礼制的情感和欲望表达，也一定会以“非礼”的罪名被批判，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北魏胡太后思念情人的《杨白华歌辞》就是如此。诗中反复咏叹的“杨花”，本是一种美丽凄婉的意象，后世也不免被人加上“水性”字样而成为淫荡的代名词。当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理念时，理应从被各种偏见覆盖的文本中，去寻找那个时代真实的、被压抑的声音。

二

通过今人的各种研究可以看到，文明太后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可是文明太后这类女性政治人物的形象，在正史本传中是很模糊的。这和今人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题出在史书上，因为史传潜藏着严重的偏见。这种偏见背后的原因，也更少被研究者觉察。我们可以发问，文明太后这位权倾一时、掌控朝局二十余年的历史人物，为何在正史中只能厕身于二十多位皇后之间，仅仅留下千余字的传记？“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的皇帝，仍必须以其言行为本纪之纲目，《魏书》收录其间献文帝、孝文帝父子制诏条数以百计。“生杀赏罚，决之俄顷”的太后，却少有言论留下。整部《魏书》不过记载文明太后“令”数条而已，且多语焉不详。三百余章的《劝戒歌》、十八篇《皇诰》，也都“文多不载”。是什么让文明太后“失语”了？

从史书中可以发现，像皇后、太后这样的女性虽拥有尊贵的地位，但也会以“他者”的身份被定位、被限制。自《仪礼·丧服》作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以后，这种身份定位便逐渐被固化了。即使有天大的功业，她也只能以皇帝的妻子、母亲的名义厕身《皇后传》或《后妃传》，在盖棺论定的王朝正史中并无打破常规的“特例”。史书的书写方式强制性地规定了女性必须依附于父权、夫权乃至子权的社会关系，而抹去了皇后或太后作为独立政治行为者的复杂性和主体性。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会发现文明太后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后的“失语”有诸多历史的惯性，更有许多难以突破的制度背景。

中国古代皇权的行使，皆以行政文书的方式确保权力运行，即所谓“以文书御天下”。秦始皇自定名号为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专用文书制度逐渐定型。太后临朝听政，也必须以文书行政的形式掌控权力。太后在不直接称制的情况下，如要掌控权力，必须通过掌控皇帝，以皇帝制、诏的方式向天下发布政令。太后所发布的命令称“令”，级别低于皇帝的制、诏，皇太子、诸侯也是称“令”。故文明太后初掌朝政，本传称“临朝听政”。北魏献文帝亲政后，有太后“是后罢令，不听政事”的记载，即不能向外发布行政文书了。太后之“令”级别低于“制”和“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绝大多数太后，都是不能发布制、诏的，即不能“临朝称制”。太后称“令”，意味着在国家权力的象征层面，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在某些场合，文明太后与皇帝并称“二圣”，也不能体现国家权力层面的均等地位。

北魏文明太后之后，灵太后对权力的掌控更进一步，则必须经历称诏的过程：“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灵太后所改用的这种称谓，对其政治权力的行使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改号诏书也被史官郑重记载下来。只是这种行为侵犯了以君权为核心的权力架构，长期以来被视作僭越行为。史书编纂时体现的权力架构中也没有太后“称制”的位置，即皇帝是“君”，其言行以本纪记载；太后（包括皇后）、太子是“臣”，其言行只能用列传来记载。北魏文明太后、灵太后这类实际权力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太后，称制、称诏的行为也被看作对皇权的僭越。很可能在朝廷的文书档案体系中，就侧重保留皇帝的制、诏，不太重视收录太后发布的诏令。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太后名义发布的制、诏，保存在正史记载中的很少。史官也没有为文明太后、灵太后保留特殊的位置，而是将她们和其他皇后的传记放在一起，仅仅在篇幅上稍大于其他皇后。

需要稍加解释的是，较早的史书中也出现过若干次将皇（太）后记入本纪的情况。《史记》有《吕太后本纪》而无《惠帝本纪》，《汉书》则先有《惠帝纪》再续以《高后纪》。于此书法，司马贞《索隐》评论说：

吕太后本以女主临朝，自孝惠崩后立少帝，而始称制，正合附《惠纪》而论之。不然，或别为《吕后本纪》，岂得全没孝惠而独称《吕后本纪》？合依班氏，分为二《纪》焉。

司马贞这段评论体现了后世对《汉书》义例的认识。班固对吕后本纪的处理，有明显的名实之辩的色彩。孝惠帝即位之后，吕太后以女主临朝，是政权的实际控制者，故司马迁取吕太后而为本纪；《汉书》则自“始称制”始而为《高后纪》，是以“称制”之名而为本纪。这里面有不承认两位少帝合法性的考虑，也有“称制”这一制度原因。对于“称制”，颜师古在注中也有解释：“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诏。”此外，同样“称制”的孝元王皇后，因其事涉王莽之乱，班固将其和曾经称帝的王莽一起置于《汉书》之末而为单独的《元后传》。虽无本纪之待遇，但文字篇幅长于厕身《外戚传》的其他皇后的记载。我们知道，魏晋以来《汉书》义例较之《史记》的影响要大得多，班固以“称制”为标准而定皇后是否入本纪，极大影响了后世史书的编纂。

以皇后入本纪，不能忽略成书于南朝的《后汉书》。不同于《史记》《汉书》以吕后为本纪而将其他皇后事迹列入《外戚传》的形式，《后汉书》是将皇后作为整体，置于本纪之末。对这种处理方式，范晔在《皇后纪序》中有直接解释：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辀继路。而赴蹈不息，燋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

从这段评论可以看出，范晔以皇后入本纪，有典型的春秋笔法。所谓“皇统屡绝”，太后临朝称制者特别多，也是事实。范晔也写得很清楚，太后专权是“陵夷大运，沦亡神宝”的原因，当然是要以春秋笔法进行批判的。东汉自章德窦后开始，太后临朝称制的情况极多。历史上颇有声誉的和熹邓后，在称制一事上也多受批评。范晔评论说：“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术谢前政之良，身阙明辟之义，至使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直生怀懑，悬书于象魏。”东汉外戚专权，本就与太后称制有密切关联，这里不必详说。至于东汉的宦官之祸，也多有归因于太后称制者。如东汉人朱穆就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范晔的春秋笔法，应该也是针对东汉太后称制泛滥的特殊情况而发的，对女主称制的批评态度也很明确。

范晔《后汉书》为皇后立本纪的撰作方式，应该是沿自华峤。《晋书·华峤传》记载其撰作《汉后书》事称：“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由此可见，《皇后纪》应是华峤首创。华峤在西晋贾后专权之际撰作的《汉后书》，不知是否有所寄托。华峤书被称赞“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沿用此体例的范晔《后汉书》又有批判皇后擅权的春秋笔法，华峤也应有批评女主擅权之意。然以后妃为传，次于帝纪之后，稍早于华峤《汉后书》成书的陈寿《三国志》即已如此。《皇后纪》或是《后妃传》，要么置于本纪之末，要么作为列传之首，虽有纪传名义的区分，在史书中的位置其实是一样的。

以皇后为本纪的做法，并没有被广泛采用。魏晋以来的史书，以《皇后传》或《后妃传》记载后宫女性事迹，已经成为惯例。我们知道，纪传体史书的本纪是以编年的方式记载国家大事，可以用多卷本纪记载一个皇帝的事迹。有较大历史影响的官宦臣僚，也可以用较大篇幅的专传记载他的生平。不过，《皇后传》或《后妃传》属于类传，在很多史书中往往只有一卷。将所有后妃的事迹类编为一卷，篇幅自然有限，对后妃资料的收录也会造成影响。对文明太后这类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后妃，史书的记载也特别简略，正是史书撰述体例的顽固历史惯性所导致的。或者可以说，由于史书专注于记载君主话语的历史惯性，魏晋南北朝后妃在史书中成为“失语”的群体。

三

在铺陈了诸多背景之后，我们便可理解《南齐书·皇后传》的记载为何如此简略，皇后这种地位最为尊贵的女性，又为何成为史书中“失语”的群体了。不过，正是在《南齐书》点校本修订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其中一位“失语”的传主，“失语”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她在史书中的传记同样很短，可是史书本纪中出现多篇据说由她发布的诏令，《文选》《艺文类聚》也收录了数篇不见于正史的此类文书。今存由她署名的诏令，数量和篇幅都远多于北魏文明太后留下的文字，也冠绝整个南北朝时代的女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诏令文书所宣布的，几乎都是废立皇帝、朝代更替这样的国家大事。不过，她并不能掌控这些诏令文书，这些文字并不代表她的声音，她仍旧是“失语”的。其个体生命历程，要比我们惯常认知的更为多面、更为复杂。

在今天看来，这位皇后的寿命不算太长。但在当年，她的人生经历可谓漫长而丰富，尽管她在史书中的传记并不比其他皇后更长。她是被《南齐书》记载的皇后，但她的人生跨越宋、齐、梁三个朝代。她出生时，刘宋刚刚结束了元嘉北伐失败之后的政治动乱，政局进入短暂的稳定期。她结婚时，当在宋明帝执政末期，正值刘宋相对稳定时代的落日余晖。她去世时，已经是萧梁王朝建立十余年之后了，正值梁武帝励精图治、国家逐渐走向兴盛之时。她去世时，萧子显可能已经开始准备撰写《南齐书》了。在《南齐书》全书所有立传的人物中，除去那些生卒年无从考订的，她也是最后一位去世的。

在她的生命历程里，南朝发生了多次朝代更替和皇权更迭，也曾有过永明年间“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的小康年景。她亲历甚至亲身参与了其间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她比上文提到的北魏文明太后年轻十余岁，又比北魏孝文帝年长十余岁。而在她去世前一个月，北魏灵太后所生的儿子元诩被立为太子，首开北魏立子不杀其母之例。十多年后，北魏在河阴之变中走向崩溃，再过二十年，侯景之乱将南朝的统治基础击得粉碎。从南北朝的整体格局来看，她经历的是一个南北格局剧烈变动的时代，一个文化交流频繁、变革屡兴的时代。

这位被萧子显写进《皇后传》的宫廷女性，其实并没有真正当过一天皇后。她的丈夫萧长懋是齐武帝的太子，也是永明文学风潮中著名的文坛领袖。这位“温文具美”的太子多有美名，却没能活到继位，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他和本书主角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孙，在齐武帝死后继位。皇太孙成功即位，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还是第一次。其父被追尊为皇帝，谥文皇帝，庙号世宗。不幸的是，以皇太孙身份继位的郁林王（或称少帝）不久便在政变中被杀，政权落入齐太祖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手中。萧长懋这位被追尊的“皇帝”，地位也曾一度引发争议。到萧子显撰作《南齐书》的时候，便没有在《本纪》中预留位置，而选择在《皇后传》之后首列《文惠太子传》，以齐武帝所谥名号为题，记载其生平事迹。这也形成了历朝史书中罕见的妻子被认作皇后、丈夫被认作人臣（太子），妻子传记在丈夫之前的现象。

萧子显这样的处理也无可厚非。虽然这位“皇后”没有真正当过皇后，但她真正当过皇太后，还是南朝后妃中唯一在本传中留下“临朝称制”记载的皇太后。《南齐书》对其临朝听政的记载，还不止一次。与她有关的文字记载，篇幅最长的部分也不在本传中，而在诸帝本纪中。自齐武帝死后，南齐政治格局剧变的关键时刻，史书上总会提到她的名号。每当皇权更替、废旧立新时，以她的名义发布的“皇太后令”，似乎总是新任皇帝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南齐的最后四位皇帝，除齐明帝寿终正寝以外，其余三位皆是以“太后令”被废。海陵王、齐明帝、齐和帝也经由“太后令”的程序而成为皇帝。齐梁更替之际，更是首创以“太后临朝称制”的形式来运行禅代程序。齐梁禅代期间的诏令，除了最后宣布禅位的“西诏”，其余都是由临朝称制的太后发布的。直至禅代完成，南齐最后一位皇帝齐和帝甚至都没有来到都城建康，首创当朝皇帝“缺位”的禅代模式。

这些文书诏令里残酷无情的文字，全部由文臣代写，体现的完全是权臣的意志，却都要用太后诏令的名义发布。南齐后期到齐梁之际的政治展演，打破了人们惯常对“太后”“临朝称制”这些概念的刻板印象。权力斗争的胜利者总是忌讳那些不光彩的夺权过程，本书的主角也由此不幸成为权力斗争的“背锅侠”。我们若不细究事情的前因后果，仅从本纪文字的字面意思来看待，仿佛太后就是这段历史的主导者似的。

这位太后似乎短暂享受过“前所未有”的荣宠，然而她的人生境遇总体上是极为悲惨的。她出身于东晋南朝最显赫的高门，应该也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十几岁时，在一段政治婚姻中嫁入权臣家庭，本传中甚至留下了婚后生活不幸福的记载。年近四十的时候，各种不幸更是接踵而来。永明十一年（493）起，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她经历了丈夫英年早逝、儿子继位不久被废杀的人生悲剧。她的儿子、年轻的郁林王被杀，她被迫下诏声讨其罪状，自此成为权臣手中的提线木偶，演出一幕又一幕政治大戏。她的亲人全部死去，只有她苟活下来。她的影子无处不在，她本人的喜乐悲欢却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

她的宗族可谓满门公卿，姻亲更构成了牢不可破的士族网络，似乎拥有强大的力量。不过，从孤儿寡母当政到权臣谋夺皇位，未见太后背后有外戚势力对朝政施加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高门大族的处世模式有很大的关联。皇位易主并不影响其家族地位，所谓“主位虽改，臣任如初”。在大多数皇权更替时，其家族“保家之念”往往占据上风，选择置身事外。这些高门的男性，多数都不乐意娶公主与皇室联姻；嫁给皇室子弟的女性，也如同弃子一般，似乎与母家再也没有任何关联。

萧子显在其本传的最后，留下了八个字的评论，即“文安废主，百忧已离”。“文安”是她丈夫和她的谥号，“废主”指的是南齐后期多次废立皇帝的史事。“离”同“罹”，“百忧已离”应是化用《诗·兔爰》之句：“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诏令中那句“未亡人不幸，骤此百罹，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或许真实地反映了她的心情，尽管这句话是由权臣的御用文人操刀代写的。每一次皇权更替，她都不得不被权臣逼着临朝听政，将过去的伤疤一次次揭起，发布一道又一道事涉废立的诏令。她以柔弱的身躯，承受了多次非正常权力更迭的恶名。或许我们还会说，她遇到各种苦难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因而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存活，还能在多年后体面离世。萧子显“百忧已离”四个字，也说明了这种生存方式，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她都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史书的记载是冷酷而苍白的，千年之后，甚至也没有人能够为她辩白。这种历史的失语，又何尝不是一部更加不幸的悲剧？

南朝频繁的皇权更替犹如连串的漩涡一般，每次都会将无数的生命个体吞噬进去。这些被吞噬的人，绝大多数可能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的主角，似乎还算是幸运的。对于当权者来说，以太后名义发布的诏令对于塑造政治合法性的价值，远远高于她个体生命的意义。毕竟在整个南齐政权中，没有第二个人拥有这样的身份。因为身份独一无二，她才有被权臣利用的价值，才有可能在政治漩涡中苟活。也由于她特殊的身份，才在史书中留下了若干资料，让后人能够有机会勾勒她的人生。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个案。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这位女性拥有最高贵的身份，但并不妨碍她成为被欺凌的弱者。

对于古代的绝大多数宫廷女性，今人或许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她们的人生，更难以知晓她们的所思所感。即使是像本书的主角这样的女性，我们也只能从史书的片言只字，或者今人研究的不同镜像中，去想象她们当年的绝代风华，理解她们的悲喜或无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在哪种镜像中，这些女性的形象都是扭曲变形的，不是绝对真实的。我们无法知晓何种形象才是真实的，也无法真正体会她们的心境。我们只能将片言只字的史料用专业知识进行解读，将这些弱者的人生经历和所言所行传递给读者。她们生命中的更多可能，就只能让读者自行体会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

本文为《失语的皇后：南齐权力嬗变中的个体生命》（郭硕 著，溯源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一书《缘起》一章，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