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驻疆近十万国民党官兵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这是陶峙岳一生中最为重大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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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通电发出前后的那些日子里,陶峙岳内心并不平静。他是一位具有浓厚爱国情怀的军人。他在起义时怀有两种深藏于心、难以释怀的情感。
一是军人守土有责。在陶峙岳看来,新疆这片占中国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不仅不能让英国、美国搞去,也不能让苏联搞去,绝不能让外国人染指。
二是“袍泽情深”。对自己的部下,他必须负责到底。打仗不能让他们暴尸荒野,不打仗也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新疆这个地方特殊,士兵们有家回不了,在新疆安家也难,这让他心里翻来覆去,始终踏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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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峙岳率部起义后,王震率部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两人接触频繁。王震很快便了解了陶峙岳心中的两大顾虑。对于“守土有责”,王震代表共产党向陶峙岳明确表示:“起义部队过去守土有责,立了功。起义以后,可以一起和我们转向生产,妥善安置大批退伍官兵。”
对于“袍泽情深”,王震提出了屯垦戍边、安家立业的具体方案。动员内地的家属到新疆安家,没有结婚的军官、士兵可以回家结婚,结完婚以后可以带到新疆来,使第二十二兵团全体将士能够在新疆住下来,而且能够安下来。陶峙岳后来在回忆中坦言,正是在这一点上,“恰好王震能够使他最后放心”。
然而,真正让陶峙岳感动至深的,是另一件事。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早已陷入财政崩溃的边缘,根本无力顾及远在新疆的驻军。起义之前,这支部队已经被拖欠了整整三个月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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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在国民党政府的账本上是一笔烂账,在陶峙岳心中则是一块沉重的石头。起义部队的官兵们,许多人已经很久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生活困窘,人心浮动。这些将士跟着他起义,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他这个当司令的于心何安?
王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讲道:由解放军核算立即补发。很快,相关部门把国民党政府拖欠的三个月薪饷全部补发到位。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涉及数万官兵,但在王震看来,这是必须做的事情。起义部队既然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他们的权益就应当得到切实的保障。
陶峙岳在《自述》中专门记下了这件事。他讲道,国民党欠账由解放军核算全部补发,这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一句“历史上没有先例”,道出了陶峙岳心中深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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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9日,第二十二兵团在迪化正式成立。陶峙岳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并率起义官兵代表隆重宣誓。经中央军委批准,陶峙岳被任命为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王震兼任兵团政治委员。此外,中央还任命陶峙岳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后来他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起义部队改编后,经过诉苦教育和民主教育,官兵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二十二兵团随即投入到剿匪和屯垦戍边的任务中。
1950年,陶峙岳派出部队参加清剿土匪的战斗,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剿灭了多股匪患,维护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剿匪结束后,第二十二兵团转入大生产,当年便实现了粮食、肉食和蔬菜的自给或半自给,打赢了屯垦戍边的第一仗。
王震和陶峙岳还共同勘察了石河子,决定在戈壁荒滩上建设一座新城。到1954年第二十二兵团编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石河子已经从只有几十户居民的小村庄,变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戈壁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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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峙岳晚年对王震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他在《自述》中说:“王震同志对我的思想改造影响最大,不仅在工作上受他的直接领导,在日常生活中也与他接触很多,他随时给我以鼓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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